按照皮锡瑞的讲法，《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而微言则在于改立法制。改制对于公羊家来讲是极其重大的问题，而董仲舒作为《公羊》先师，十分重视改制问题。“六科十指”中的“承周文而反之质”，说的就是改制的问题。而《春秋繁露》中的《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则详细论述了改制的内容。
*文章节选自《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黄铭 著 三联书店2023-2）
壁星 图源：故宫博物院
按照皮锡瑞的讲法，《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而微言则在于改立法制。改制对于公羊家来讲是极其重大的问题，而董仲舒作为《公羊》先师，十分重视改制问题。“六科十指”中的“承周文而反之质”，说的就是改制的问题。而《春秋繁露》中的《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则详细论述了改制的内容。然而要确切地理解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却存在着诸多的困难。首先，后世对于董仲舒的改制思想的理解，有很大的争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家，极力推崇董子的改制思想，认为：“《春秋》专为改制而作。然何卲公虽存此说，亦难征信，幸有董子之说，发明此义。”在实际的政治中，康有为也通过推尊董子，来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以苏舆、朱一新为代表的康有为的反对者们，却试图将董仲舒与“改制”剥离开来。苏舆甚至认为《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仅仅是“但述师说”，并非是《公羊传》或者董仲舒自己的思想；同时将改制思想归于何休，认为何休用“改制”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如“王鲁”“通三统”“《春秋》当新王”等来注释《公羊传》，才造成了后世对于《公羊传》以及董子的误解。徐复观先生则认为，“改制”“绌夏亲周故宋王鲁”等思想“最表现了仲舒《春秋》学的特色，而为后来许多附会之说所自出”。又认为董仲舒的“以《春秋》当新王”“实是以孔子即是新王”，并且通过历史事实的考察，认为“王鲁绌夏亲周故宋”等思想，“在《公羊传》中是毫无根据的”，是出于董仲舒的附会。上述三种不同的看法都有不合理之处。康有为认为唯有董仲舒能明《春秋》专为改制而作，这显然是“有为”之言。苏舆等人将董仲舒与改制思想剥离，也是武断的。因为“王鲁”“通三统”“《春秋》当新王”等概念，《春秋繁露》有明文。徐复观先生认为改制思想是出于董仲舒的附会，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将改制问题坐实了看，但是这种理解方式是否合理，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公羊传》是否已有改制的思想，也是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于董仲舒的改制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具体分四个方面进行：首先，讨论改制思想与《公羊传》的渊源；其次，讨论改制的具体内涵，揭示改制的三个层面；再次，讨论改制的逻辑起点，即《春秋》当新王，并明确改制是孔子所“托”，不可以“坐实”看待；最后，讨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与“辟秦”的关系。
《公羊传》虽未有“改制”二字，然而确有改制之内容。【公羊传】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段熙仲先生云：“新王改制之说，《传》有明文：‘《春秋》伯、子、男一也。’通三为一，正《春秋》之改制也。”周代诸侯有五等爵制，分别是公、侯、伯、子、男，段先生认为“通伯、子、男为一”，改为三等爵制，就是《公羊传》改制的明文。而且《公羊传》“辞无所贬”的论断，也印证了改制之事。郑国之君本为伯爵，所以忽当称为“郑伯”。但当时其父郑庄公去世不满一年，按照《春秋》的名例，“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则忽应称“郑子”，表明嗣君居丧期间，应尽子道，不忍当父之位，这就是“辞有所贬”。故而因丧贬而称“郑子”，在周代五等爵制的体系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春秋》却书“郑忽”，则有另外的考虑。《公羊传》认为，“郑子”的称谓，不能够体现嗣君居丧的贬损之义，因为《春秋》改制，将周代五等爵制中的“伯、子、男”合为一等，所以称“郑伯”与“郑子”是没有区别的，只好通过称名来体现丧贬。而《公羊传》“《春秋》伯、子、男一也”的观点，也是董仲舒的改制理论的渊源。董仲舒云：《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可见董仲舒的改制思想，是接着《公羊传》说的。同时董书中与改制相关的一些概念，也是从《春秋》的书法中得出的，我们举“绌夏”这个概念为例。董仲舒云：《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称子又称伯何？见殊之小国也。
按照“通三统”的讲法，王者兴起，以前两朝的子孙为“二王后”，封之为大国。以周朝为例，宋国和杞国是二王后，故封为大国。董仲舒认为，《春秋》当新王，是作为一个假托的新的王者，故而周和宋就是新的二王后，封为大国，杞国则由二王后降为小国。这就是“绌夏”。按照《春秋》三等爵，公为一等，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其中伯子男为小国。如果没有“绌夏”的话，则杞当称“杞公”，而《春秋》中只有“杞伯”和“杞子”。所以董仲舒认为，“称子又称伯”，是因为《春秋》“绌夏”，“弗同王者之后”。此外，“王鲁”“亲周”“故宋”等概念，都可以在《春秋》具体的文辞中找到根据。
“汉并天下”瓦当 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可知，董仲舒改制的思想来自《春秋》，在《春秋》的基础，他又有更加详细的论述。《春秋繁露·楚庄王》中的一段插话，可以看作是董子讨论改制的总纲：《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董仲舒在这里将改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受命应天”层面的改制。所改内容包括正朔、服色、居处、称号等象征性的东西，借此表明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将自身与前朝的继体守文之君区别开来。《白虎通》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董仲舒认为，只要是“受命”之王，就必须改制以“应天”，以革命取得天命的王者需要改制；通过禅让取得天命的王者，也需要应天改制。《汉书·董仲舒传》云：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
可见“受命应天”层面的改制是政治生活中的必要程序，起到“慎始”的作用，同时将政治与天道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制的第二层含义，是“救衰补弊”，按照《三代改制质文》中的表述，就是“文质”之改，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针对的是“乱世”。出现乱世的原因是王朝所推行的制度各有所偏，或偏向文，或偏向质，到了后期就滋生了很多弊病，需要矫枉过正。在改革达到教化的目的之后，就可以制礼作乐，形成自身的一套法度。当然，如果社会没有弊病，“继治世”的王者就不需要在文质上有所改革。《汉书·董仲舒传》云：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董仲舒认为，尧、舜、禹禅让是“继治世”，故而不需要在实质性的制度上有所改革。殷、周都是“继乱世”，故而需要有“救弊之政”，依照文质的损益进行改革。之所以能够依据文质进行改革，其前提是文、质之法都本于道，是道的两端。所以改制的第三个层面，便是“改制而不变道”。董仲舒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我们认为，这个不变之“道”应该有具体所指，《礼记·大传》有更为经典的表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价值，郑玄认为是“人道之常”。这与董氏所云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一致的。由上可知，董仲舒的改制思想有三个层面：一是“受命应天”层面的改制，目的是表明天命的转移，以此新民耳目，具体的内容是象征性的，未有实质性的改革；而且不管是禅让还是革命，都需要改制以自显。一是“救衰补弊”层面的改制，针对的是由“文质”所引起的具体社会弊病，是实质性的改制，并以此奠定一朝之法；而且继乱世方改制，继治世则不必改。一是“改制不变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最基本的政治、伦理价值是不能改变的。改制的三个层次紧密相连。“道”是改制的基础，“受命应天”是为了彰显天道，“文”“质”则是“道”的两端，“文质损益”是不断向道回归的过程。明确了改制的三个层次之后，我们可以系统地考察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中的改制理论。ISBN：9787108074652 定价：68.00元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作为西汉大儒、《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开创的以天人之道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为“大一统”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书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学展开，作者基于《公羊传》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在理路，推演展示董仲舒《春秋》学的诸多面向，包括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天”哲学，他对《春秋》之“辞”的“方法论”式论述、对“大一统”与天人灾异的思考等；进而分析董仲舒如何以《春秋》“微言大义”，发明君臣伦常、推行改制思想，以达至“复古更化”的终极关切。在阐明董仲舒《春秋》学的宏观意识形态建构外，也关注其“《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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