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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及解释学的奠基人之一伽达默尔,在年近期颐时与意大利哲学家多托利展开了一场颇具丰富意涵和哲学意味的对话，回顾了他全部哲学思想重要方面的发展历程。
两位哲学家的对话从多个角度展开，涉及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20世纪的政治学、神学以及修辞学、解释学、现象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对话录呈现和记录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轨迹。
*文章节选自《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德]伽达默尔 [意]里卡尔多•多托利 著 三联书店2023-3）
伽达默尔肖像
风暴眼中的哲学
[意]里卡尔多•多托利
多托利：那么，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反对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呢？伽达默尔：一方面是无知和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另一方面是有……军国主义，也许这个词太粗俗了。总而言之，就是与之类似的东西。习惯于服从命令的人是不会赞成它们的，他只会执行它们。这就是服从的本质。这就是现在使我如此忧心忡忡、一筹莫展的东西。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难道我们所有人不都是它的帮凶吗？我不是指我或我那一代人，我指的是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怎么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在德国发生呢？——这个德国在两方面都产生了一种水平极高的神学，尽管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有那么多不一致。因为神学并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此外，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冲突。多托利：在达到那么高的精神高度的德国，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呢？伽达默尔：是啊，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将军们没有看到在“罗姆暴动”和“长刀之夜”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居然容忍这一切，这怎么可能呢？施莱歇尔（Schleicher）被枪毙，而为冯·帕彭撰写演说稿的记者也被清除了，等等。这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我们会容忍这一切？也许是因为许多被免职的官员在等待很快出现某种新的情况，类似于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一样的东西，他们有武器，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拿起武器，而且有机会获得新的职位。我们必须反思的是这些可怕的事情。多托利：所以，您认为德国国防军应该在“罗姆暴动”之后奋起反抗。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和德国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发动“罗姆暴动”，是吗？伽达默尔：是的，他并没有和德国国防军联合起来发起“罗姆暴动”，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条约。不，暴动发生是因为他击毙了他自己的人。特种部队（S.A.）被解除了武装——无论是否是德国国防军干的都无关紧要了。伽达默尔：也许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可能发生。事实上，现在比以前更有可能发生。我们以《慕尼黑协定》为例，这个协定是在人们对达成和平的期待中签订的——那个时候，希特勒正好把军队开进布拉格。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主要将领威胁着要挂冠而去，他们并不想为此冒险。在战争超出理性和逻辑，呈现出那么巨大的规模之后，没有人会认为通过开几枪而枪枪命中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呢？这正是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我们能够不用暴力就废除暴力统治吗？这就是歌德勒（Goerdeler）失败的地方。他既想达到目的，又不想对希特勒造成任何伤害——他只是想要剥夺希特勒的权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怎么会有人这样思考问题？我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所有人以或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是盲目的。例如，当我从梦魇中醒来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是如何可能发生的。一开始，我在这个地区有一些真正的犹太朋友，他们都说，“不用担心——那家伙最多坚持不了一年”。在有知识的中产阶级中，所有人都完全相信这一点。一次又一次，一步又一步， 所有状况逐渐升级—当然尤其是在商人、银行家以及类似的人的利益被触动时，但是， 这些事情没有触动大众的情绪。不，不，我只能说，只有这样一种解释：古老普鲁士的服从意愿，它仍然在起作用。我必须要说，它仍旧在起作用这一事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一个绝望的军官，在一场持续十年之久、造成满目疮痍的战争之后会看到什么，最终会设法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不就是施陶芬伯格（Stauffenberg）吗？1939年3月15日，捷克陷落，纳粹占领布拉格
多托利：但是，施陶芬伯格不是歌德勒计划中的一个成员吗？伽达默尔：不，不直接是。施陶芬伯格不赞成他们策划的政变。他不想参与这个孤注一掷的事件。他只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他已经看到事情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而且他和那些像歌德勒的人，不想对希特勒造成任何伤害，而只是想将其免职。但这样的话，他们最终不可能达成任何目的。极有可能，他本人当时所想的是，“我们永远也不会以这种方式除掉他”。也许有人向施陶芬伯格建议这样做。极为糟糕的是，这个计划拖延得太久，而它只有在那一瞬间才有可能施行。如果它提早一点就发生了，在进攻波兰之前，至少半年前（如果不能再早一点的话）——在我们必须于我们的前线（波西米亚、奥地利等地）参加战斗之前——那该多好啊！但是，在有人注意到施陶芬伯格早已看到的东西之前，几年过去了。当然，在维也纳的奥地利人因为德国军队的入侵而一起欢呼“乌拉”之时，我们再一次地欺骗了自己。后来在蒂罗尔（Tyrol）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日后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的可怕的弱点。多托利：您认为，德国国防军支持希特勒和赞同制造“罗姆暴动”，是因为事先安排好了，在特种部队被解除武装之后，只有德国国防军能够持有武器，是吗？伽达默尔：当然。另一方面，它也防止了更严重的国内冲突。多托利：特种部队的力量很大，是吗？它有三百万人之多。伽达默尔：他们是真正意志坚定的人。自然，其中很少一部分人是正常的士兵。自然，德国国防军想要除了他们自己，其他人都不能持有武器。这正是他们最终支持制造“罗姆暴动”的理由，也是他们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理由。他们由于普鲁士人的军国主义和不知变通，直到最后仍然对誓言保持忠诚。这也是他们不再希望杀死希特勒的原因。如果他们看待事情更加敏锐的话，他们就会支持施莱歇尔——他们就不会允许希特勒把他除掉。如果施莱歇尔不藏器待时，他就肯定能够成为胜利者。但是我必须承认，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而人们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我真正想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反犹主义在人民中间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压根儿就不存在德国人想要这样做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
多托利：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不是正好与您的看法针锋相对？伽达默尔：不，雅斯贝尔斯不是这样的。我不了解他的看法，我对他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我不想犯这个错误，认为他会那样说。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学生对他极其失望。然而，从总体上看，他对整个处境的反应显示了他的八面圆通。多托利：他的学生对他失望，是因为他妻子是一个犹太人吗？伽达默尔：是的！尽管他并不是他们的领袖中的一员。他们到那时为止对时局已经洞若观火，但是他足够高尚，仍然站在他妻子的那边。我从来没有一次怀疑他会那样做。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和妻子离了婚。多托利：是的，许多人建议——而且以极为强调的语气——他也应该这样做，这样他就能够把他自己从这种处境中解脱出来，继续拥有他在大学中的位置。这是他本人在七十五岁生日时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亲口说的。雅斯贝尔斯还提到，在1933年海德格尔应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联合会之邀去海德堡，并身着德国制服走进哲学讨论班教室，用纳粹式敬礼和大家打招呼之时，雅斯贝尔斯是多么震惊！讲座期间，雅斯贝尔斯坐在第一排，但是，他没有鼓掌。事后，当海德格尔和往常一样作为雅斯贝尔斯的客人去赴宴时，气氛极其不自然。当雅斯贝尔斯问他“你怎么会相信像希特勒那样一个毫无教养的人”之时，海德格尔回答说：“噢，文化与这一点毫无关系，你只需看看他那双优美的手！”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就是他们之间友谊的终结。您认为雅斯贝尔斯是把海德格尔当作一个虔诚的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呢，还是，他只是认为他误入歧途了？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我认为他几年之后就看到，海德格尔只不过是误入歧途了，而且，他认为海德格尔也理解这一点。当然，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只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陷入其中，而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谁不会想到这一点呢？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把海德格尔当作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他和阿伦特的故事发生之后，这就是不可能的，甚至除此之外，也不可能——不，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上，非常清楚，海德格尔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思一直就只是指“工业革命”。他认为，对希特勒来说，全部的纳粹主义始终是“工业革命”。多托利：但是，雅斯贝尔斯的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海德格尔在辞去大学校长一职之后，就只是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工业革命。那么，海德格尔反对它的原因是他已经开始阅读荷尔德林，讨论虚无主义。他作了著名的关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技术的讲座，他用“权力意志”指的是完全征服自然和实在的意志。但是，雅斯贝尔斯是如何看待国家社会主义的呢？雅斯贝尔斯
伽达默尔：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担心他把自己限制在道德主义之中。因此，反犹主义得到了这样的大肆渲染，而且没有人能够抵制它，这些事实都是不人道的。我认为，后者所必然带来的东西是——这是决定性的——就像在德国国防军和希特勒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之后，我一语中的地概括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对坦克说话。”您理解我的意思吗？诚然，他们想要用从博世（Bosch）那里弄来的钱做点什么，而施陶芬伯格的暗杀计划就是这一点的证据。当然，他们并没有成功。施莱歇尔并非被随机选择地击毙—它显然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施莱歇尔想着有朝一日上台掌权。他绝非一个白痴，他认为他能够对付得了那个家伙。冯·帕彭和其他人认为希特勒是无足轻重之辈，而施陶芬伯格和施莱歇尔绝不这么认为，希特勒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之辈。在施莱歇尔最早的一篇讲演中，他谈到要和每个人胆小怕事的心理做斗争。他是对的。多托利：实际上暴动是由施莱歇尔策划的，而不是由罗姆策划的，就像希特勒要他的人民相信的那样，是吗？伽达默尔：不，不，那不是事情的真相。施莱歇尔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他还在韬晦待时。他认为处境会变得更加有利。他说：“现在还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他的失误。他没有想到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会把他解职，其次，同时有成千上万名被解职的官员在希特勒那里看到了他们东山再起、重操旧业的可能性。我有个侄子正好也处在那种境遇之中，并且试图做些什么。他甚至跑到莱比锡去找我，我问他想来这里做什么。他回答的是，“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和“我不知道”。所有这些被免职的官员都一无所有，而现在他们又都应有尽有。当然，一千名左右的官员在为希特勒和军队之间的和平创造各种条件。当然，希特勒首肯了。这些人只是希望再次发生战争。然而，参谋部并不是这样想的。在希特勒把事情做得太过火时，他们辞职了。他们不相信希特勒会如此丧心病狂。现在已经再也不可能控制住他，于是他独自一人走了下一步。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希特勒检阅军队
多托利：有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最近证明了，尽管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仍然在准备把共产主义引入欧洲。他试图证明，希特勒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此被迫主动进攻，而斯大林后来也迫使他陷入一种自杀式攻击之中，因为德国不可能在两条线上同时作战。伽达默尔：这个事实已经是老生常谈，而且这是真事。这是人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也是我在考虑的事情。这就是我如此焦虑的原因，因为我问自己：“我们刚刚输掉了一场战争，现在又在酝酿战争吗？这难道还不够吗？我们真的想要输掉另一场战争吗？”多托利：甚至在那时，歌德勒和德国国防军想要的东西——亦即单独和西方达成和平——仍然是一种可能性。伽达默尔：人们也许会高兴地满足于此。是的，是的，但事情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只有在西方想要它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他们通过瑞典，也用其他几种方式试了试。多托利：有一位德国空军高级官员，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代表，飞往英格兰，但是飞机失事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但是人们认定他是希特勒本人派往英国的，目的是为了秘密达成停火协议。伽达默尔：是的，是的，有过很多类似的努力，但它们总是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人们不能期望那些与我们交战多年并且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的国家，会突然间与我们缔结和平，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多托利：托马斯·曼也反对这种单独与西方达成的和平，对吗？我读过他1944年为美国一家广播电台所作演讲的文稿。在演讲中，他完全排除了与德国和希特勒单独缔结和平的可能。伽达默尔：但是在我们这里，讨论还从来没有被压制得那么厉害！很难说在我们这里人民都在想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说，世界历史依照它自己不得不走的轨道滚滚向前。多托利：施陶芬伯格的暗杀计划也来得太晚了，即使他成功了，是吗？伽达默尔：是的，当然。歌德勒的计划成功了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我在莱比锡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不想看到杀戮和流血的好基督徒。他的确不愿意任何人杀死希特勒。他只是希望有人把希特勒从军队首脑的位置上除掉。不，不，他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天真。然而，我承认，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某种合乎理性的东西——它是由那些工业主义者发动和资助的。多托利：施陶芬伯格的想法是去除希特勒，重新描绘帝国的边界，对吗？伽达默尔：是的，当然，而且不用做出太大的牺牲——在我看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关键在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反对其他人的意志，缔结和平条约。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许就会经历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战争。你看，苏联人也不会按兵不动，他们想要胜利。在那之后，美国人会有冒险出兵的想法——它实际上是多么荒唐！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人们也许必须说，那样一种和平或者条约中的边界，也许最终会变成在易北河附近，而完全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今天，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们（比如我的妻子）认为，东部（der Osten）几乎一文不值。多托利：甚至但泽（Danzig）、波美拉尼亚（Pome-mern）或者布勒斯劳（Breslau）也都一文不值吗？伽达默尔：她一直确信这一点。她总是告诉我，德国到易北河就结束了。她跟我说，在战争发生的很久、很久之前，不仅是东普鲁士，而且属于德国东部的全部斯拉夫地区，实际上从来不是西德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没有人希望它变成苏联的一部分，这是肯定不行的。我只是想说，本质上，她对德国东部压根儿没有任何兴趣，她对它全然陌生。事实上，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存在的与普鲁士的对立并不是最近随着德国的再次统一才出现的，所有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察觉到了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要拜访一下岳父、岳母家，或者无论什么时候我听到我太太跟我讲述一些故事，她父亲（他是一个聪明人）偶尔给我讲述一些故事，我听到的都是“他们全都是奴隶”之类的。1933年他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是，“将要为了那些我压根儿不感兴趣的土地而发生一场战争”。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会适可而止。
1945年2月13日-15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发动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多托利：他预见到的一切事情，以及实际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今天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提醒，一种富于教益的提醒，提醒我们如果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甚至今天还可能会发生什么。您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世纪的惨绝人寰的经验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伽达默尔：今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再也没有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了，而是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肯定想要融入这个社会。然而，他们也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对他们自己的共同体的归属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面临着在社会中与这些少数民族共存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共同体的归属感会阻止在少数民族和接纳它的社会之间的各种冲突，但是另一方面，问题在恶化，因为产生了更多的冲突。这就导致接纳他们的社会有意识地走到把它自己和少数民族互相隔绝的地步，反对所有迁进来的少数民族，并且最终，走到反对移民本身的地步，因为这个社会的成员感到恐惧。但是，闭关自守、拒绝移民，这在欧洲，尤其是在发达的社会中，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习俗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工业化社会的效率压力成功地降低了出生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以后，也许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了。因此，解决少数民族和接纳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是势在必行的。多托利：这似乎的确是将来社会的任务，但这任务会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执行呢？伽达默尔：我不知道这一冲突是否可以只在法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得到彻底的解决，尤其是如果出现了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各种社区，而这些少数民族带来的他们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又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话。正是因为如此，我重申一遍，我相信，只有不同的世界宗教之间的对话能够导向互相容忍和互相尊重，并且能够把这些少数民族凝聚在一起——少数民族实际上都是在他们的宗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拙作《欧洲的遗产》之中，我已经指出，欧洲文明的真正基础和它伟大的文化遗产正存在于这种宽容之中。为了能够建立起这种宽容的理念，过去的几百年里充满了战争和斗争。在18世纪——启蒙的世纪——的结尾，它给予我们哈布斯堡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王的《宽容法令》，不是在简单粗暴地拒绝所有宗教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是在意识到他们自己完整的文化同一性力量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正是这种力量允许我们既不害怕，也不拒绝少数民族和文化差异，而是允许我们接受这些。因为我们拥有一种奠基性的信念，坚信我们自己的同一性不会在这种相互对话中遭到贬低，也不会绝对地支配他者。相反，它能够充任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基础。而从根本上能把社会紧紧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就是这种对话本身。▼
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
[德]伽达默尔 [意]里卡尔多•多托利 著 王志宏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3
ISBN：9787108075574 定价 69.00元
20世纪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及解释学的奠基人之一伽达默尔,在年近期颐时与意大利哲学家多托利展开了一场颇具丰富意涵和哲学意味的对话，回顾了他全部哲学思想重要方面的发展历程。
不仅如此，正如译者序开篇所言 “一切真正的哲学思考以或隐或显的方式都是对话，是争执”，这部对话录涉及和记录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轨迹。这本小册子呈现的是关于哲学最根本的那些“大问题”的对话，是对“一种哲学之前提的一次重新确定，这种哲学参与到一种和它的时代及它的挑战的负责任的和解之中”（伽达默尔语）。这些作为前提的和根本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修辞学与哲学、与伦理学、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的问题；神学以及未来西方哲学的走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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