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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分布于多种文献资源的文本，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屈原在汉之前的文本传统是寂寂无名的，而当屈原作为一个英雄诗人和被谤辅臣的模范性形象浮现之时，汉代的知识人，以及之后的无数中国学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屈原在大量楚国甚至西汉楚地的文献中是缺席的，这进一步证实了是西汉学者全然建构了“屈原史诗”，他们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人的镜照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位先人去今足够久远，他不为人知，只能在文化记忆中被创造，只能被赋予理想的而非现实的英雄力量，他经历的英勇挫败不是可怜的，而是悲剧性的，也是超越性的。
*文章节选自《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美]柯马丁 著 三联书店2023-4）
北宋 李公麟 九歌图长卷（局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在始自汉代早期的历史观念中，屈原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诗人，而《离骚》也是古代中国最宏丽的诗作。然而，屈原远不只是以一个原型诗人的形象被纪念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一整套身份认同生成的范式，维系了无数中国知识人的理想和志向。首先即他作为一位高尚忠诚的贵族政治顾问而终遭流放乃至自尽的人物形象。在后文中，我将基于早先关于屈原人物形象、作者身份以及《离骚》的相关研究，从“史诗叙事”（epic
narrative）的视角进一步扩展之前的分析。就分析屈原这一案例而言，这一史诗并不是一首单一的诗作，而是一系列诗歌和散文形式的文本的聚合，其中包括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离骚》，以及其他或被收入《楚辞》或未被收入其中的相关文本。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史诗的一个标准定义：一首史诗即是一篇关于英雄行为的长篇叙事诗。称其为“叙事”是因为它在讲一个故事；称其为“诗”是因为它以韵文而非散文写成；称其为“英雄行为”是因为，尽管会被各大史诗诗人重新诠释，但从广义上来说，它讲述了对该英雄所属群体具有重要意味的一系列英雄行为。史诗的情节通常围绕一个人或一个英雄的所作所为展开，这个英雄虽为凡人却出奇的强壮、智慧或勇敢，且经常受助或受制于诸神。史诗的背景被设置在一个遥远或传奇的过去，而那个过去是一个远比当下更为英雄主义的时代。史诗的风格是崇高的且高度修辞性的。
从欧洲视角来看，一首史诗被认作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但这没有理由构成史诗的唯一定义。关键不在于单一的长文本，而在于这个单一长文本之所以构成一首史诗的理由：它是叙事性的和诗性的，且只围绕一个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能力范围都远超其他凡人的单一主角的英雄行为展开。作为一种分布于多种文献资源的文本，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如果我们将屈原与另一个著名人物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去世）相比较，后者也是孤独的英雄形象，且在早期中国更为著名。伍子胥的故事丰富而充满历史细节，在先秦文本中已然广泛存在；但屈原的故事并不见于先秦文本。另一方面，在先秦或汉代，伍子胥的功绩从未以诗歌来讲述，更不用提冠伍子胥之名的伪自传体诗歌了：伍子胥仅仅存在于故事和逸事之中。屈原的情况则相反，他之独一无二，不仅是被呈现为第一个中国伟大的诗人，而且围绕其典范式的经历汇集而成了一整个文集；还有更宏阔的相关知识传统——无论是书写的还是口传的——明显沿袭并超越了这一文集之所选所集而流传下来。屈原在汉之前的文本传统是寂寂无名的，而当屈原作为一个英雄诗人和被谤辅臣的模范性形象浮现之时，汉代的知识人，以及之后的无数中国学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屈原在大量楚国甚至西汉楚地的文献中是缺席的，这进一步证实了是西汉学者全然建构了“屈原史诗”，他们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人的镜照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位先人去今足够久远，他不为人知，只能在文化记忆中被创造，只能被赋予理想的而非现实的英雄力量，他经历的英勇挫败不是可怜的，而是悲剧性的，也是超越性的。比照上述史诗的定义，我们来看下《离骚》开篇的三节：下列这几个章节明确地将主角展现（stage）为某个具有神圣血缘的神话人物形象，他在某一吉日神性地“降”于凡间，并以一种强烈的个人化口吻自我介绍：帝高阳之苗裔兮 Distant descendant of the God Gao
Yang am I，朕皇考曰伯庸 My august father’s name was Bo Yong.摄提贞于孟陬兮 The sheti constellation pointed to
the ‑rst month of the year，惟庚寅吾以降 It was the cyclical day gengyinwhen I descended.皇览揆余初度兮 The august one surveyed me and took
my original measure，肇锡余以嘉名 Rising to bestow on me auspicious
names：名余曰正则兮 He named me “Correct Standard，”字余曰灵均 Styled me“ Numinous Balance.”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Lush am I，possessed
of this inner beauty，又重之以脩能 Further doubled in ‑ne appearance：扈江离与辟芷兮 Shrouded in lovage and iris，纫秋兰以为佩 Weaving the autumn orchid as my
girdle.
这里由七个第一人称代词所共同指涉的“我”是一个记忆中的英雄；没有哪一个古代中国的诗人可以把自己称作诸神的后裔。这种角色模拟的表演性本质是在语言层面上被标记的：如一般表演性语境中的指示性表达那样，“此内美”只能被理解为戏剧舞台上面对观众时的一个实际动作，主人公的“内美”如果不通过他华丽的外表呈现出来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意味着《离骚》整首诗歌都是一个为了公共表演而作的文本，而是说它包含了表演性文本的元素，就如它也同样包含了其他文本材料的元素一般。在我的分析中，《离骚》应当被视为一个模块化断章的集合，而不是一篇单一的诗作。它是一个不同种类和不同来源的表达的集合。这一分析围绕四项要点而展开：（一）《离骚》中不同类型的话语、词汇和诗体风格；（二）《离骚》中某些与周边文本并置而通常没有过渡衔接的文本模块；（三）《离骚》内部的互文及重复元素；（四）《离骚》与《楚辞》较早文本层中某些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就此，我把宽泛意义上的“屈原史诗”和《离骚》这一具体存在都视作一种“文化记忆”的体现，其形式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无作者的话语，它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成型，固化为《楚辞》的各个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称为《离骚》《九歌》《九章》《九辩》等相互独立的文本实体。这一“屈原史诗”的文本既由多种材料缀合（composed）为一，又在若干文本化的实现之中分散（distributed），由此，它是一个“文化记忆”的绝佳所在。我们在传世文集中所看到的只是这个文本被经典化之后的版本，它的最终成型既归功于包括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和洪兴祖（1090—1155）在内的诸多评注者的决定和所做出的相继努力，也离不开贾谊、王褒、扬雄及其他人的诗学回应与隐性诠释。
在西汉的观念中，屈原故事直接与东方旧邦楚国为秦所灭（公元前223 年，即秦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两年前）的史事联系在一起。楚国倾覆之际，屈原早已离世（其在传统上被确认的生卒年代毫无根据），但依据《史记》，他在生前曾警示楚怀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也。”这一措辞在《史记》和其他文献中被归于诸多先秦历史人物之口，但在屈原的传记中则只系于屈原一人。乃后，他被表现为预示楚国覆灭的唯一先知：继屈原之死，“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在司马迁以前，屈原势必已经成为先楚旧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神话虚构性人物，楚地而今是刘安统治之下的西汉封国，其都城寿春正是楚国最后的都城。也许正是在刘安的宫廷里，最初的《楚辞》得以汇编，屈原的人物形象得以确立。然而，屈原并不仅仅作为预示楚国覆灭的先知而存在；他对于秦之为“虎狼之国”的评判同样预示了秦最终覆灭的缘由：它将被新的王朝即刘氏的汉家所取代，后者正是崛起于先楚的旧地。这直接导向了屈原之所以代表汉代意识的第二点。在源于寿春的西汉视角中，屈原作为具有旧邦楚国三支王室血统之一的传人，其于汉代的身份是一位祖先。存续于旧都的楚国文化和历史，如今已成为汉家本身的文化和历史。“屈原史诗”提供了这样一种视野，它既包含了原先的楚国贵族文化，这一文化如今随着刘安及其宫廷而存续，又容纳了楚国的历史、神话和宗教，而这些元素分布在《楚辞》的不同部分之中。屈原人物形象与汉代早期的思想政治需求相印证的第三点，在于它示范和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论辩：处于这一论辩中心的，是致力于美好统治的忠直顾问形象，这符合汉代知识人的自我旨趣，同时还有他们对不公正惩罚的抗议，如同贾谊和司马迁所遭受的那样。与屈原类似，贾谊最终被放逐于充满瘴气的南方；司马迁则避免了屈原式的自杀命运，而选择了承受宫刑，当时刘安已被迫自杀。由此，在《史记》他们的合传中，屈原和贾谊互为镜像并解释了彼此，但明显这是出于他们的汉代立传者所想象的贾谊视角。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屈原其人与汉代政治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呼应在于他作为首位英雄诗人的形象。过去约二十年以来，西方汉学界已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在前帝国时期，这类个人作者的形象痕迹寥寥，这一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代前期经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之手建构出的产物。对个人作者这一新意识的激切表达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中，史家将自身呈现为首席读者和一位新的作者，他也把作者形象赋予一群他想象为其思想和道德先驱的过往先人，首先即为孔子和屈原。在《史记》中仅有两次，史家声称自己通过阅读想见文本作者之为人：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对于司马氏这位最杰出的读者和传记作家而言，正是文本将我们带向了作者其人的真实本质，于此，作者被最终认识和理解。在此意义上，作者依附于读者：是后者在当下想象着前者，也是后者将文本连同其中的作者打捞出来。毫无疑问，正是以这种方式，司马迁不仅纪念了屈原和孔子，也将自身想象为另一位宿命化的作者——他所希求的，是自身的余晖能存在于未来读者的意识中。杜甫之情形亦然。与古代的史家一样，这位唐代诗人寻求创造关于他自身的未来记忆。屈原乃至孔子，司马迁乃至杜甫，浑然一人：他是身无权力的高贵者，志向高洁的个人，唯求德性的卓越而已；他创造了文本的遗产，于当世无人问津，仅俟来者。
概言之，在西汉的构想中，屈原其人作为一个“文化记忆”形象，被赋予了一系列对当时的写作者而言极为重要的观念。这一群星闪耀所共同映照出的形象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一人物形象连同所谓的“屈原史诗”是如何产生的呢？《离骚》本身并不支持传记式的读法；它关于历史意义上的屈原毫无片语谈及。对它进行传记式（或自传式）阅读完全依赖于从多种其他文献中收集的外部材料：《史记》中的屈原传记；《楚辞》中的两篇短章（《卜居》和《渔父》）——这两首诗皆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谈及屈原，却被认为系屈原本人所作；《楚辞》以内和以外的其他汉代诗歌；以及多种汉代的评论和全篇的注解，最完整者即王逸的《楚辞章句》，今存于《楚辞补注》。人们无法从《离骚》本身重构屈原其人，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各种外部材料将屈原其人与这一文本相系，没有人能够将该诗与屈原其人关联起来。追问《史记》中的屈原传记是否确为司马迁本人的作品是徒劳无功的。这一文本由多种资料组构而成，编连颇显粗陋，缺少连贯性，它甚至在传主本人的名字上都显出不一致：在指涉《怀沙》作者时为屈原，在指涉《离骚》作者时为屈平。此外，《离骚》是作于作者遭到放逐之前，还是作为对放逐的回应，文本对此的记载也不一致。“屈原”和“屈平”也许的确指向同一个历史人物，但传记本身并未将二者合而为一，同时请注意，二名均未在《离骚》中被提及。作为一批不同资料的编集产物，这篇传记向我们敞开了一个窗口，透露了早期屈原传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并折射出不同的神话叙事和诗歌表演传统。它揭示出，围绕屈原这个人物存在着多种平行版本的文学材料，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被推尊为源头，也不能被降格为衍生之物。由此，当我们发现《离骚》和贾谊的《吊屈原》之间，《惜誓》（同样被归为贾谊之作）、《吊屈原》以及其他《楚辞》中的篇章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平行文本时，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一名作者摘引另一作者作品”这一意义上的“引用”（quotation）行为。这种看法假设了早期文本的确定性，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假设。相反，上述现象意味着在汉代的构想中，存在着某种共享的表达集合体。尽管在前帝国时期，屈原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已经存在，且其故事被传诵于楚地，但直至西汉，我们才得以看到他的复合形象的全貌。正如《史记》屈原传记的不同部分所显示的，一位与君王相抗的政治英雄，受到统治者不公待遇的辅臣，某种处在崩溃边缘的社会秩序中的贵族代表，以及在诗歌中哀叹其命运的自传性诗人。以下这段关于《离骚》之所作的评述尤具启发：屈平疾 Qu Ping was distressed that：王听之不聪也 The king’s listening was undiscerning，谗谄之蔽明也 Slander and slur obscured insight，邪曲之害公也 The twisted and the crooked harmed
the common good，方正之不容也 The square and the straight were no
longer given a place.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Thus，［he］worried and grieved in dark thoughts and made Encountering
Sorrow.处于这段引文中间的四行韵句遵循着相同的句法和韵律结构，总体上是一个来源未知的诗化片段。这一语篇必几乎不可能是史家本人原创的，而当来自某一更长篇幅的、也许被理解为自传性的诗歌材料，即以屈原名义发出的自我声音。这也构成了“屈原诗歌”也存在于已知选集之外的证据，它们也许曾以较小的单元形式流传，且可被拼合在其他文本之中，譬如现在讨论的《史记》之例，就属于被嵌入了传记里的散文式叙述。在这样的拼合里，主体和客体的形象，主人公和自传性的诗人，彼此可以轻易切换，正如在《九章》、《卜居》和《渔父》
中那些模棱两可于传记和自传之间的诗句一样。这种模糊性在《史记》传记中还出现过另一次。对话性的篇章《渔父》，在《楚辞》中被收入且归属于屈原本人，在《史记》中则并非如是，而是显示为传记性叙述的一部分：一位渔父责疑屈原，认为其固执和忧郁是由于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同样，此处风格化的对话不太可能是传记作者本人的创造，更有可能是移用自某处更早的文学版本。同时，与《楚辞》相比，《史记》的版本并未包括《渔父》的全文。在《史记》中没有《楚辞》里平行文本结尾处渔父的短歌，而这一短歌又出现在《孟子·离娄上》（4A.8），且与屈原（或渔父）毫无关系。也许是《史记》的作者去除了这首短歌，也许他并不知道它。无论是哪种情形，在传记之中，短歌的缺失更有益于故事的讲述。传记给予了屈原最后的陈辞机会，此时，他既是英雄也是诗人，他的陈辞也显得高度情感化与个人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这一陈辞之后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乃作怀沙之赋。”而在《怀沙》文本之后，史家仅余最后一事可陈：“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正是这一时刻，屈原作为诗性的英雄以及英雄化的诗人的双重性质发生了分裂。换句话说，这也正是文本中的形象和文本的作者分离之时：作为英雄角色的屈原，一个古代贵族的孤独形象，正决绝地步入生命的终点；作为诗人的屈原，并不可能恰在此刻即兴“作”出高度精美的诗篇，且这一作品不可能在此刻之后被保存下来——然而，他的诗作在其自杀之后却得以保存。作为英雄角色的屈原，在面对其命运而自沉汨罗之际是独自一人，伴随着作为自身传奇中心主题的孤独感；而作为诗人的屈原，在自沉前回应命运而创作并演诵《怀沙》之时，却并非独自一人。而在汉代的“屈原史诗”中，这一矛盾无关紧要：诗人和英雄可以轻易地交换位置。近一个世纪之后，扬雄在其《反骚》中质疑了屈原的抉择：他认为屈原没有理由遭到谗言和放逐后就自沉，而本可以没世隐居或是离开楚国。但扬雄想象的是前帝国时期的屈原形象，这个人可以有其他选择。不同的是，司马迁则完全是在帝制国家的情形中来想象屈原形象的，而这正是司马氏自己的情形：面对唯一的国君，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途可遁。司马迁在其屈原想象中所投射的，是一位帝国时期士大夫的困境和声音：这一声音在帝国以前并未出现，但在汉代“文化记忆”中具有了显著的意义。
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
[美]柯马丁 著 郭西安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4
ISBN：9787108074157 定价：88.00 元
我试图将早期中国的诗学文化置入宗教、政治、哲学思想及实践的大语境中。比起将写定的文本视为当然，认为它们是早期中国文化最为自然、不证自明之物，我更愿意去探讨这些文本如何在一个与当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运作：那不是一个由沉默的抄者和读者组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书面文本还是口头文本，都与由鲜活的宗教政治仪式、政治劝诫、教与学、道德修身等构成的表演传统相关。那是一个诗学文本绝非纯然以书面制品的形式而起作用的世界。——柯马丁
著名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的第一部中文学术文集，收录了1996 年至2022 年间16 篇讨论周、秦、汉代诗歌及诗学的文章，集中关注早期中国诗歌的发展，它与仪式表演的关联，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中国诗歌早期和中世的诠释传统；讨论对象聚焦于《诗经》、西汉颂诗、赋文、秦始皇碑、楚辞等。集内诸篇皆经过作者的补充完善与编者重要的译校修订，现以时间排序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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