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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当然非常清楚他要面对的是汉武帝，一个汉代开国以来最具雄图远略的君王。与司马相如在朝时间前后相去不远的名臣大将，有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出使西域的张骞，北伐匈奴的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而我们别忘了，司马相如自己也曾出使西南夷，为汉武帝安定巴蜀地区。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司马相如不可能只当自己是一个文人，我们只从“文学侍从”看待司马相如，也不够全面，反而应该进一步提问：司马相如会如何以“赋”去参与这个盛世？
*文章节选自《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蔡宗齐 编 三联书店 2023-4）
文本中的“帝国”：
司马相如《子虚 / 上林赋》
文 | 郑毓瑜
中国历史上朝代名称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六十个，可是如今通称华语及其文字为“汉语”“汉字”，中国人主要为“汉人”“汉族”，可见西汉、东汉相加总共四百多年的历史，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以及发展走向。继秦而兴的汉，是中国政治上统一之后，统治时间最长久的朝代。在汉武帝鼎盛时期，府库充实、人才辈出，向内削弱藩国、实施郡县制，又向外伐匈奴、通西域，不断开疆辟地，如何维持一统“天下”的局势，成为汉武帝终生最重要的议题。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有电脑网络、智能手机，在资讯流通与权利施行上都极为方便，而在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时，还是以竹简布帛与毛笔刻刀为信息记载与传递的主要工具。在那种传播并不快速、简便、普及的情况下，既没有随时在手的可用纸张，也没有人手一篇的文章抄本，写作者很难边写边改，阅读者也无法反复翻阅。在这样的局限下，西汉朝廷中竟然出现动辄数千言的大赋，这的确很让人惊叹称奇；同时也让我们不禁想象，汉大赋的作者在下笔前的思考、记忆与字句斟酌，他如何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编织与重整，而阅读者似乎也必须事先具备某种程度的共识，否则难以在阅听的瞬间做出预期与理解。接下来，我们要阅读汉代大赋最重要的作家司马相如的名篇—总字数超过3500字的《子虚/上林赋》，除了长篇大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充满典故、骈俪华词，以及许多悦耳的重言叠字与复音词，查询相关字词就要花一番功夫，让人不禁好奇当时宫廷中的君王、大臣们，是如何理解并欣赏这类大赋作品的。一定需要懂得每个字词的意思吗？一定要逐次把握每一段的意旨吗？如果不是每人手上都有一篇文章，那么是否更需要加强诵读与听闻？甚至我们可以假设，大赋是否应该召唤更多共同记忆，更多大家熟记在心的文字段落？而我们因此是否就可以设想当时的君臣是多么博学多闻，而大赋又如何契合于一种当时的博学眼光？这样博学雕藻的大赋兴盛于大一统的汉代，这种文体究竟与当时的“天下”观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任何文体的形成都需要长期的酝酿，也可以说一种被认可与理解的表达模式，其实须历经社会文化的长期准备。在那个还没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还没有出现总集、别集的区分，也不在体裁上分别“诗”与“文”或“骚”（或称“辞”）与“赋”的时代，书写大赋自然不需要有文体上的自我设限，也不需要像后代将“赋”归属于“文学”，而与经学、史学或诸子思想分别开来。换句话说，以《子虚/上林赋》闻名的司马相如，其实不是以我们现在认定的“赋”体来写作，而是优游在还没有严格限制的书写形态（而不是严格划分的“文体”）中。当然也可以说，司马相如的书写其实不加分别地承接了先秦各种各样的口说或书写形态与题材。康达维（David Knechtges）教授就认为汉大赋的源头，可能是屈原、宋玉的《楚辞》类作品，也可能源自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Warring States traveling persuaders）的修辞技术。
汉武帝像
公元前179年出生于蜀地的司马相如，从小就读书学剑，文武兼备，更因为仰慕战国时蔺相如的智勇双全、凭借辞令与秦国周旋而保全赵国，于是将小名“犬子”改为“相如”。那时候还没有确立分科选才的完备制度，人才大别为治国与用兵，前者尤其看重文采辩才，像司马相如所仰慕的蔺相如，是一个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机智的言辞化解纷争危难的著名人物。先秦这类人物不胜枚举，如子产、晏婴、苏秦、张仪等。而从《周礼》《国语》《左传》中的记载，我们发现王侯身边聚集着大夫、士、史官、乐（工）这些人，“他们都具备文学才能，而且有很丰富的人文知识，举凡帝王世系、四方风物、自然现象、历史事迹等等，无一不备”，王侯们喜欢听他们讲多姿多彩的历史传说或他方异地的奇闻怪谈；“他们懂得吟诗、诵赋，偶尔也会说出一段机警的讽谏”，王侯们便也因此可能会接受劝谏。君王喜欢听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图劝谏君王的臣子，要说什么样的故事，或采取什么样的说法，君王才愿意听？司马相如是梁孝王门下，与当时也是赋家的枚乘、邹阳、庄忌等游士有机会相往来；他不但可以身处梁王华丽的府院，也能反复接触相关赋篇，尤其是枚乘的《七发》，因而有了观摩与练习的契机。乍看之下，《七发》似乎是一篇医生与病人的问答，借着吴客先进行问诊，然后逐步提出不同的药方，包括从事听乐、饮食、驰骋车马、游宴、田猎、观涛等活动，以此来观察楚太子的反应。然而，只有末尾提出的各家道术学说，才终于能让楚太子痊愈。很明显，这是希望楚太子不要沉溺于享乐，应该剪除种种嗜欲，寻求身体的平衡有节。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反而很简单明了，楚太子不可能不懂，那么，吴客为什么还需要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提出各种感官享乐来进行测试呢？
其实《七发》这种通过描写嗜欲来唤引君王关注的修辞策略，商朝的伊尹早就运用过。《吕氏春秋》的《本味》篇1记载，伊尹正是通过描摹天下的美味来打动商汤的，其中包括“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和（调味）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果之美者”。《七发》中论饮食的部分，可以说是浓缩了《本味》篇，枚乘也提到“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显然这种类聚众物的方式，也几乎可以视为后来大赋结构的蓝本。在伊尹夸饰的描述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珍异物，比如“鳐”，形状像鲤鱼，但是加上了翅膀，“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又如吃了之后可以解除疲劳、成仙不死的昆仑之、寿木之花、赤木与玄木之叶，甚至还杜撰人所不知的“甘栌”等。我们很难相信，当时只是通过伊尹口述，商汤就可以完全懂得其中的每一个字词，或认得所述及的每一件物品。那么，究竟如何让并不完全懂得字词或认得物品的君王，当下就如此感兴趣？新奇感或坐拥一切（即使不能确指每一物）的满足感，应该是吸引商汤的第一步；其次，伊尹讲到的“煎熬之术”也值得注意。在描述天下美味之前，其实伊尹先是这样描述烹煮调和之术：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
如果只是分析各种品类（如肉、鱼、菜、果等），强调的是物品本身的珍奇，但是从烹调的讲究入手，每一项物品不再只是个别地平行陈列，而是历经灭除腥膻、沸腾融合的过程。这一方面使得“味”不只出自“物”本身，还牵涉烹煮必需的水、火、木（所谓三材）；另一方面，所以成为“美味”，也不只是每一物所固有的单一质性（如甘、酸、辛、肥、澹等），而须通过水、火、木与物共同作用后的微妙变化。当伊尹触及这不可“言喻”的、仿如阴阳万化的“鼎中之变”时，他已经不仅是在展露一种烹煮的神妙技术，也是在诱导听者神往于一种调和之后的精妙“品味”。而这正是“连类”的技巧，串联起由肉、鱼到菜的物类之间，以及物与水、火之间那种跨越类别的相互作用，才让各种物性由个别的偏重（如酸、辣）至于中和之美，如所谓“甘而不哝”“辛而不烈”；也才让口头表述下的“平面”陈列物，提炼出品味的“深度”，可以臻于“至味”。 伊尹在这番“滋味”说当中，并未明确指出希望商汤理解的“道”，究竟是“仁义”之道，还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但是这些却都可以借由滋味的“中和”来体验，暗示一种天地万物之间彼此相互成就、彼此成全所获得的美妙，就如同君王的治理之道，也就是融合天地、万物与众人而达到和谐状态。这似乎正说明了，的确有一种不必选定学说派别、不必标举道德规范，而通过巧妙的连类、联想体验，就可以打动君王而使之有可能反省自身作为的讽谏方式。
这当然是迂回的说话方式，臣子既不是直接讲道理、提原则，君王更不可能像现在的阅读者，拼命翻查字典或注释。换言之，状态或情态的领会可能比单独的字义或词意的理解更重要。“美味”被分成肉、鱼、菜、和（调味）、饭、水、果几个段落，或者《七发》将“嗜欲”分成听乐、饮食、驰骋车马、游宴、田猎、观涛等不同面向，到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则分水泽、山陵、宫观、动植物、校猎驰射、宴饮舞乐，以及最后节俭的反思等，这些都是由相关联的单元组合而成。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些单元存在于由传授过程中逐渐累积的记忆资料库，而在那样一个书写不方便的年代，这些段落很可能是通过反复背诵而记忆的。这个记忆资料库可以根据同一主题而多方面铺展，一方面，它让记忆循主线铺展，方便讲诵者当场串讲，例如以美味为主题，就从肉、鱼、菜联系到饭、果等素材；另一方面，当这种平行推衍的单元组合为聆听者所熟悉，听者被期待成为一个“知情者”，比较容易进入逐层推衍中的反复暗示，例如从烹煮的素材到提炼中和的品味，让听者可以忽略过程里不完全能听懂、认得的一字、一物，而顺利掌握各单元组合后的整体主题。除了这些可供连串的故事单元是彼此都熟悉的，像赋一样的长篇论述之所以能在君臣间通过口耳诵听即相互理解，另一个重要的缘由，也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复音词（或称联绵词）的大量运用来说明。联绵词在先秦典籍中极为常见，尤其在口耳传播为主的时代。西汉表达讽诵的大赋，更需要适合听觉欣赏的口头语言。这些联绵词基本上是“凭音达意”，在口语赋诵时，常常是有音无字，只好各凭其声、各制其字，字形也许不同，但是借助语音所提供的讯息，却可以从上下文理解联绵词所要表示的状态。当然，对这个状态的理解很难要求像对个别字义或事物的定义那般准确，它是一种烘托而成的缭绕气氛。这因此可以呼应前文所述，君王不见得完全认得所有奇字异物，也能充分享受连类而成的体验。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看来，其明显袭用了《诗经》《楚辞》中已有的烘托状态的重言或联绵词，比如“煌煌”“参差”“猗傩”“瀺灂”“沉沉（湛湛）”“澹淡”“菲菲”“箾蔘（櫹槮）”“偃蹇”“崔嵬”“纡余”“逶迤”等，这些形容都不是刻意划出范围、标示方位、精准度量或固定形态，同一个词如“崔嵬”，可以适用于任何高峻的状态，可以形容山势、云状，甚或高长的冠帽，而如“纡余”“逶迤”，可以同时用来形容水势的弯曲、衣饰的飘摇与旗帜的随风蜿蜒。不同物类，却可能因为都散发着耀眼光彩，都弥漫着四散的芳香，或都在沉浮不定的波动中、窈然萧森的场域里，而形成一种相类却无法划定维度的身体经验。换言之，当听闻的王侯并非从固定确切的定义来看待外在事物，其实也是让自己处身在一个不断跨越类别的联想与体验的状态中。
司马相如当然非常清楚他要面对的是汉武帝，一个汉代开国以来最具雄图远略的君王。与司马相如在朝时间前后相去不远的名臣大将，有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出使西域的张骞，北伐匈奴的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而我们别忘了，司马相如自己也曾出使西南夷，为汉武帝安定巴蜀地区。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司马相如不可能只当自己是一个文人，我们只从“文学侍从”看待司马相如，也不够全面，反而应该进一步提问：司马相如会如何以“赋”去参与这个盛世？元 佚名 建章宫图（局部）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最明显的措施是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而这个措施最重大的意义是使战国时代的“国家”进入了“天下”态势；也就是由战国时代并列的各个国家（如齐、韩、楚、秦等）进入一个只有“秦”这个国家所统治的“天下”。春秋战国时已经有“天下”的概念，甚至可以上推夏商周三代，一方面“天子”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掌管“（普）天之下”的人、事、物，这是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天下”；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中心）—四方”的方位、空间与华夏/夷狄之别的文化使命，交织而成的“天下”1。春秋战国时期列强并立，周天子是由各国共同推立的，而后，秦汉一统天下，“天下”走向完全没有差异的“独家”正统，朝廷最急迫的事，自然是寻求“一家（之）天下”的论述。这个划时代的改变，除了需要相应的各种律法制度，更不能没有一套与时俱变的说法。 汉初以来郡县制与侯国制并行，外戚、功臣与同姓诸王势力都很庞大，汉武帝大力扫除外戚势力，削弱王国权柄，除此之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董仲舒回应汉武帝策问时，提出的“独尊儒术”。根据《春秋》发挥“大一统”思想，董仲舒以此应对当世之务：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明显是在回应武帝关于治乱的分际与要道，这不全是学术思想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orthodoxy）”，“独尊儒术”为巩固汉代一统政权，提供了经典依据与论述基础。
于是，“以经术润饰吏事”成为汉武帝一朝施政的准则，当然“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所谓“文学”人才当然是广义的，学习、实践儒家经典思想，以及具备对经典论述、阐释的能力，都成为朝廷荐举人才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相如获得汉武帝的赏爱，就不能仅由后代狭义的“文学”书写去衡量。当时朝臣为大一统的正当性所提出的论述，可以说是各出奇招，而司马相如在《子虚/上林赋》中，就采用人物对答的方式，通过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代表间的较量，来显示君主不容挑战的权威。在《子虚/上林赋》中出现三个虚拟人物，前半篇（即《文选》分出的《子虚赋》）里，先是作为楚国使者的“子虚”出使齐国，参加了齐王为炫耀齐地广大富饶而举行的游猎。之后，他告诉代表齐国的“乌有先生”，楚国七泽中最小的“云梦泽”，就足以超越齐国。赋文中并没有描述齐国苑囿，等于是以楚之“云梦泽”来作为诸侯国苑囿的代表，而在展开让人眼花缭乱的游猎与宴乐之前，先有一个关于楚国云梦的总说。这总说竟然植入了一个“中央—四方”的“天下”架构，描述中央有山，土石如何珍奇，接着是东、南、西、北四方，述说其间的平原、江泽、香草花树与兽物。我们知道，秦汉以来，“天下一家”，这时候的“天下”只应属于“刘家”或汉武，楚国所代表的诸侯苑囿不但不能够也不应该与天子的“上林”匹敌。于是，另一个人物—“亡是公”（亦作“无是公”），在后半篇（即《文选》分出的《上林赋》）开始模拟天子的立场发言。亡是公一开口就批评齐、楚两国根本不该互相夸炫国力，因为：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我们知道，先秦以来对于王侯的游说、劝谏，“嗜欲”一直是一个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彼此都熟悉，而且很容易打动王侯的题材。在《子虚赋》与《上林赋》这两篇赋的富丽描写中，基本模式没有改变，依旧汇聚了一组一组关于山形、水势、动植物、宫苑、游猎、乐舞宴飨的描述，以及最后的节俭之道。但是在《上林赋》中，享受者的权限改变了，因此相关于“嗜欲”的种种山川风物，也有了不一样的象征意义。首先，就拥有的空间而言，分封侯国以领土，向内是为了保卫王室，向外是为了区分夷夏，如今齐国不但私自与东北蛮夷（“肃慎”）相往来，而且越过疆界到“青丘”去打猎，这不但没有尽到诸侯的责任，反而暴露了侵犯君权的扩张野心。其次，诸侯都应该向朝廷纳贡，所以诸侯领地上的所有珍稀物产，所有权都属于君王，而不是诸侯可以任意享受与挥霍的。最后，这些疆域、苑囿与物产不仅事关享乐与炫耀，“亡是公”针对其所有权做出的判定，形同将这些先秦以来就存在的“嗜欲”论述，提升成为一个中央政府的主权“声明书”。《上林赋》中描述的游猎宴乐之所以比《子虚赋》更具有合法性，完全是因为其奠基在“君臣之义”“诸侯之礼”的阶级分别上。换言之，“嗜欲”论述正足以规范君臣间伦理关系的先后主从。“巨丽”之“上林”苑，正是“汉（刘）家天下”的权力缩影，是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描绘的“大一统”的欲望版图。
司马相如面对的挑战，不仅是描述君王所拥有的，而是更进一步，要描绘出君王所“意欲”的，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从君所欲”的书写工程。司马相如不可能全无依傍地创造，先秦时在王侯身边说故事的那些人或游说之士，他们留下来的种种论述，都成了绘制这个欲望版图的档案柜。（传）宋 赵伯驹 汉宫图（局部）
前文我们谈到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说/写时最根本的一种修辞策略，就是运用“连类”的手法，将相关的事物用一条主线串联起来（比如用“美味”串联起鱼、肉、果等），并且想办法跨越类别，融会出道理（如“美味”的构成，需要“中和”的烹调之道）。司马相如将这个模式放到“从君所欲”的工程中，一方面，在各项组合元素上，进行无尽的增添，综合这些添加的元素，虽然最后可以说出道理，但元素彼此间却不见得有严谨的因果关系。比如天子“游猎”的奢华，最后归之于“节俭”的自我反省，但是游猎过程中，一定要讲到“宫苑”建筑吗？而搏杀兽物的活动，又似乎看不出与水中的鱼鳖珠玉、山上的香草花树有什么前后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无尽的添加，既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赋文中屡屡出现的段落间的连接词—“于是”—的空间性便大过时间性与因果性。如果以现代的叙事文学为例，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在描述事件场景时，时间仿佛是暂停的，这种状态差不多就是大赋中每段“景物”出现的状态。时间暂停了，就没有了因为时间变化而带来的得失起伏的情绪，也就不会老是感叹昨日不可留、明日不可期，一切都在目前，也都围绕在旁，随手可得。司马相如为《上林赋》中的天子，提供了一个可任意抓取、缩放以及重新制造的虚拟实境。
我们可以设想君王对于一成不变的故事，会有多么不耐烦，因此司马相如需要推陈出新，单单是“上林”苑到底有多大，就历经过两次焦距调整。《上林赋》一开头说是：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西极”如果指周朝始祖周太王所居的“豳”，则位于长安西北，但是“左苍梧”，不论是指虞舜埋葬之处的九嶷山（在今湖南）还是汉代苍梧郡（在今广西），都不可能是位于长安的东方（“左”），更不可能与“西极”以及流经长安附近的“丹水”“紫渊”构成一个合理的四方疆界。这样无法实证而扭曲的四方，赋文中段又对之进行了一次更超现实的想象：于是乎周览泛观，瞋盼轧沕，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兽则旄獏牦，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橐驼，蛩蛩驒，驴骡。
“东沼”“西陂”可以指长安城或上林苑的池沼，但是“东沼”也可以指神话中太阳出来的“旸谷”；而南、北两处则完全没有地名，说上林苑的南边，即便严冬也不会结冻或凋萎，北边则盛夏也依然冰封千里，这是巧妙地用极地的寒暑，反衬上林苑南北相隔之绝远。不论是“旸谷”还是极地，都像是搭建好的布景或舞台，一场超时空的演出才正要开始。汉武帝以秦朝旧宫苑为基础，修筑上林苑，号称“离宫别馆七十所”，但他一定没有见过连流星、霓虹、仙人、神兽都来盘桓的宫苑：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青虬蚴蟉于东箱，象舆婉蝉于西清，灵圉燕于闲观，偓佺之伦暴于南荣。
天子的宫苑与神仙天庭相互交通，真让人眼界大开、虚实莫辨，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上林赋》中以艰僻字词列出的、成串的、非寻常的“物”类，如种种奇异的鱼、鸟、香草、玉石、果物等，就像是翻查不尽的物种名录，永远增加不完。比如讲到上林苑南方与北方的兽物，如传说中的“麒麟”，是天下出现圣人时才会现身的瑞兽；还有所谓的“獏”，很可能就是现今四川珍贵的大熊猫。至于珍果异木，除了橘、枣、桃、梨，还有张骞通西域之前已经有的葡萄。至于可染色、可药用、可制器具的树种，更是不计其数。随着简册的展开，充斥着部首为“马”、为“鱼”、为“木”的众“物”，后代认为司马相如是文字或语言学家，所以善于运用这些生僻的字词并熟悉其所指称的物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司马相如创作《上林赋》这类大赋作品，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多闻或者追求深奥的学理；司马相如的确是发话者、叙事者，但这幕后却另有主人，准确来说，司马相如是为了唯一的观看者—汉武帝来服务，他让天子像是检视所有权一般地逐一为万物“命名”，或至少是“称名”，正是在给予名称的那一刻，这些“物”才进入天子眼光所及的广阔幅员，像是因此而被发现、被分类，仿佛栩栩然地、非常充实地被掌握着、触摸着；正是这个仿如造物者的“天子”，在“名物”的同时，正式宣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丽”世界的成形。
我们因此可以重新检讨“文学”与“天下”的关系，或者说是“汉赋”与“汉帝国”的关系。如果《上林赋》提供给汉武帝一个宣示“天下”主权，以及检视万“物”所有权的场域，那么大赋就不仅仅是司马相如这个作者的主观想象与个人创作，反而应该说，是大赋的说/写模式、字与词，一个拉起另一个，连绵不绝地导引穿织，在空白上逐渐交错出具有立体维度的上下四方与山水众物。这时候阅读者，尤其是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眼前才出现一个所谓“汉帝国”的“巨大文本”。《上林赋》不但揣摩或反映了汉武帝的欲望，也可以说是以文本空间，反过来塑造或建构了永恒的汉帝国。
在这个相互作用的关系里，汉大赋不只是一种夸饰的“文类”，或是一种可能不太有效的“劝谏”方式，它开始具有文化史的实质意义。因为大赋的说/写模式，发动了一种“建构”的可能性，不只是建构汉“帝国”，更重要的是它在建构帝国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历代传诵不息的知识体系。早有学者指出，“辞赋正是‘类书’的前身”，“类书”不分经、史、子、集，采集众书并按照类别来汇编，最常见的编辑架构是依据“天—地—人—事—物”的顺序。在每一类项下，不但有关于这个主题（如天部中的“日”）的种种解释与衍生说法，还辑录与此主题相关的诗文作品，可以说是西方百科全书来到东方之前，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影响深远的人文知识大宝库。可以想见，编辑类书必须有朝廷庞大的权力、人力、物力的支持，也必须在简易普遍的书写工具出现之后。果然，当纸张取代了竹简，曹丕才组织人编辑了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此后，从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至于明成祖主持编成的《永乐大典》、清雍正时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仿佛汉代以下，中国重要的大一统王朝，就是通过这些大部头类书的辑成，见证政治文化的兴衰起落。我们想象，原近2.2万卷、3.7亿汉字构成的《永乐大典》（首次成书于1404年，现仅存约800卷），以及现今完整留存的1万卷、1.7亿汉字构成的《古今图书集成》（1728年印成，而西方《大英百科全书》第一卷的出版要迟至1768年），里面关于天文、地理、博物、制度、学术、技艺的各类记载，几乎是包括宇宙、统合古今，多么类似我们今日的各种百科全书，尤其是线上百科。如果现代人是通过网络知识来建立世界观，或借以重新编造崭新的生活秩序，那么，如同隐隐然跨越地域的网络帝国，这些大一统王朝的君臣，也是通过汇整古来群书打造当时的知识体系，并且在编辑、传述过去的同时，也将跨越时空的帝国或天下想象，巧妙铭刻入这个知识系谱。正是这片握在手上的知识瀚海，体现了“坐拥天下”的无尽欲望。司马相如不必意识到《子虚/上林赋》的书写模式，正在为后世的帝国规模勾勒蓝图。汉武帝朝中仍时时传来远方战争的消息，或是哪里又进贡了哪些奇珍异宝、哪个使者又说着奇闻轶事。司马相如看起来一派闲散，不随着世事起伏，一下子像是睡着了，一下子又突然回神，如同正编织着一个“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大梦，而这也正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张骞、李广、卫青……都想望的美丽梦境。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
蔡宗齐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4
ISBN：9787108074690 定价：79.00 元“诗言志，歌永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袁行霈、蔡宗齐、宇文所安、艾朗诺、李惠仪、陈引驰、周裕锴、蒋寅、钱志熙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嬗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民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
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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