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质地的虚浮地基与其上岩石建造的城市堡垒形成了强烈反差，营造了彼得堡最本源的悖谬：真实与不真实的并存。这座城市以启蒙和军事目的的矛盾政治姿态被构想，却自降生之日起就贵为帝国政治权力的中心——首都，成了沙皇俄国最黑暗腐朽的农奴制度的最高执行者。这种天生的悖谬性使得彼得堡成为俄罗斯贵族习气最浓、自由之风最盛、奴性最重、反抗意识又最明显的，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政治空间。
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关于彼得堡的诗意书写，动态化地表现了艺术现代性的这两种因素。无常和永恒相遇，尘世的苦难和天国的幸福相伴。彼得堡城是永恒的，经常改变的名字是暂时的。永恒的因素与偶发的因素在诗歌中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文章节选自《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孔朝晖 著三联书店2023-7）
The Winter Palace
阿克梅派的彼得堡
乡愁与信仰（节选）
阿克梅派是作为对象征派的反拨而创建的，阿克梅主义（Акмеизм）反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抽象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倾向，提出“返回物质世界、返回现实、返回尘世”的美学主张。基于这一主张，该派诗人在诗歌语言上也形成了清晰、细腻、质朴和直接象征的特点。戈罗杰茨基（С. М. Городецкий）、古米廖夫（Н. С. Гумилёв）和曼德尔施塔姆等人作为象征主义作家维·伊万诺夫“塔楼”中“青年小组”的核心人物，最终在领会了象征主义真谛之后离开了它，于1911年成立了“诗人行会”（Цех поэтов），刻意以“Цех”（俄语意为“车间、行会”）一词来强调他们对诗歌语言本身的锻造和诗人的工匠精神。1912年秋，诗人行会宣布创建新的诗歌流派：“阿克梅主义”，取希腊语“acme”——最高级、顶尖之意——表达了欲登上20世纪俄罗斯诗歌艺术巅峰的雄心。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尽管接下来还有游离于各派之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任何流派也不参加的茨维塔耶娃，但阿克梅派的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依然可以被视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
曼德尔施塔姆早先追随象征派，但很快发现了自己对现代俄语应当回归希腊化天性的主张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他批评了以别雷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语言：安德烈·别雷就是俄国语言生活中一个病态的、令人厌恶的现象，这仅仅是因为，为了排他地迁就其投机思维的热情，他无情地、放肆地驱赶着词。他被精细的连篇废话噎住了……结果，在瞬间的漂亮话之后，是一堆碎石子，一幅忧伤的毁灭画面，它们代替生活的饱满、有机的完整和能动的平衡。像安德烈·别雷这样的作家的基本过错，就是对词的希腊化天性的不尊重，是出于自己本能的目的而对词的无情的剥削。
回归“天性”和“本能”，既是曼德尔施塔姆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人格和文学品格的一贯要求。这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对“直觉”和“本能”的追求是一致的，甚至曼德尔施塔姆的要求更高，他要将诗的“言语”和“语言”都达到释放天性的程度，然后用这样的文学作品来对抗科学权威的蔓延。这正是审美现代性的本质。曼德尔施塔姆
在主张文学语言回归语言本身的天性的同时，曼德尔施塔姆还严厉批评了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对文学的控制。在《论词的天性》一文中他说：“19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在认识即将到来的世纪之性质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和庞杂，彻底败坏了科学思想。……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政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和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化的认识如出一辙，曼德尔施塔姆反对的不是科学作为人类进步工具的本来意义，而是它要统领一切智慧领域的权威姿态。 从“人的自由智慧”再延伸到文学，他认为用科学进化论来要求文学的革新简直是愚蠢和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有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这段话就像是直接给未来主义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来了一记耳光，曼德尔施塔姆显然反对将任何过去的经典“从现代的轮船上抛下去”，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或彼此的糅合来展现俄语的魅力和俄国的民族性。他对未来主义的批评十分犀利：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任何尝试，都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强加的、机械的促使，就是对同时是飞毛腿和乌龟的语言的不信任。
赫列勃尼科夫张罗着词，像一个耗子，在地下刨出了一个通向未来整个世纪的通道，与此同时，自称为意象主义者的莫斯科比喻派的代表们，却在竭尽全力地欲使语言适应当代，他们远远地落在了语言的后面，他们的命运，就像一堆废纸屑那样被清扫出去。
至此，曼德尔施塔姆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派一网打尽，反复申明了回归语言本质对文学的重要性，批判了同时代那些即便不属于官方左翼文学的流派也依然与工具理性同谋的文学思路。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中，诗人更明确地表明阿克梅派对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反拨，是建立在对科学主义的厌烦和对返回自然与神性的追求之上的：在对精确的追逐中，19世纪丧失了真正复杂性的秘密。……Notre Dame是生理的节日，是生理的酒神式的狂欢。我们不想在“象征的森林”中散步，因为我们有更纯洁、更茂密的森林——神的生理，我们幽暗机体那无际的复杂性。
生活中的曼德尔施塔姆被公认是个幼稚、简单甚至有些偏执的人，但文学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却深刻而公正。他既不赞成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抽象晦涩与技术至上，也不赞成颓废派的牢骚和退缩。他眼中的阿克梅主义，应当是用自然的语言表达自然的生活，并在这表达中彰显诗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态度与坚守的道德立场，这才是阿克梅主义高于其他主义的核心：阿克梅主义的锋刃，不是颓废派的匕首和针芒。对于那些失去建设精神的人来说，阿克梅主义并不胆怯地拒绝其重负，而欢快地接受它，以便唤醒这一重负中沉睡的力并将它用于建筑。
他的彼得堡书写，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学理念写就的。对于故乡的真切眷恋，对于这座石头和运河组成的美丽城市的热爱，对于这座城市所经历的一切争议和不断变换的政治属性的无奈，曼德尔施塔姆都用俄语最本真的音和义将它再现出来；用语词的天性回归将这座城市对于他和其他俄国人的最普通又最深切的意义表现出来。他承认“彼得堡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但“丈量现代化的步伐即速度的标尺，不是地下铁道和摩天大楼，而是从城市的砖石缝间挤出的快乐的小草”。
The Griboedov Canal in St.Petersburg当作为永恒性存在的时候，彼得堡优雅如希腊，清晰如“眼泪”。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曾就这首诗专门谈道：“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希腊主义的集中体现。也许圣彼得堡的海军部是曼德尔施塔姆对这种所谓的无国界文化态度的最好象征。”在诗人的创作前期，彼得堡总是和世界文明史中各种美好的形象并置在诗歌中，从古希腊爱神阿芙洛狄忒到20世纪的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从尼罗河到伏尔加河，从特洛伊战争到十二月党人……古典的和现代的，世界的和民族的，西方的和东方的，所有永恒的、穿越时空与国界的意象都和彼得堡重叠在一起，形成了同时代最优雅、最丰满又最空灵的彼得堡形象。早期的彼得堡诗歌也成为曼德尔施塔姆实践其诗歌美学的典范。曼德尔施塔姆的语言有一种魔力，它可以将无数混杂在一起的印象并置，呈现出一幅他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独特而氤氲的画面。他关于彼得堡的叙事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每一首诗、每一段散文都像是在无数似曾相识的画面中穿行，却令人惊异地具有清晰的时代辨识度。十月革命之后，对革命和时局感觉相对迟钝的曼德尔施塔姆还没来得及对新气象做出积极反应，就开始体会到百废待兴的新的混乱——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大面积饥饿和接踵而至的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局势。这一切都令诗人的世界性艺术视觉转向了国内聚焦，给他的彼得堡诗歌蒙上了浓郁的悲伤气息。花朵和爱情还在，然而世界却远离了苏维埃。孤独的彼得堡已经改名，曼德尔施塔姆又一次唤醒了这座城市的存在感，让他的读者感受到瞬间的恐怖背后，是永恒的眷恋：阿赫玛托娃曾说曼德尔施塔姆是“最后一位歌颂彼得堡的诗人”，其意也为彼得堡的两次改名和它首都地位的不再而伤感。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眼中，“圣彼得堡”就是以故乡和世界文化集结的意义而存在的，不带有任何政治性。而先后改为“彼得格勒”和“列宁格勒”这两个俄国味儿的名字，却让这座城市和它的儿女们失去了传统的身份和存在感。于是他抛出了这饱含着泪水和屈辱的诗篇，想要用颤抖的语言和热切的灵魂从惊惶的30年代的列宁格勒，回到童年的彼得堡去：你回到这儿——那就尽早吞下
列宁格勒河灯的鱼肝油，
尽早了解十二月的一个日子，
这天，蛋黄被搅拌进凶险的焦油。
彼得堡！我还不想死去：
你还存有我电话的号码本。
彼得堡！我还保留着那些地址，
借助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黑色的楼梯间，粘连着皮肉
拽出的门铃声击打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一直等待尊贵的客人，
不时拨动门上镣铐似的小锁链。
—— 《列宁格勒》，1930年
曼德尔施塔姆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和彼得堡的原名来向故乡致敬，用彼得堡、眼泪、筋脉和童年的腮腺炎、鱼肝油这些孩童的永恒印象与列宁格勒、拽响的门铃、镣铐和跳动的太阳穴等特殊时期的暂时性意象对应，震撼了每一个俄罗斯人，也震撼了全世界。
阿赫玛托娃的彼得堡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1889—1966），生于敖德萨，卒于莫斯科，葬在彼得堡。她的生、死和安魂分别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三个大都市，她对都市的情感和理解是深入血液的，她的诗歌将与生俱来的女性气质与都市气质融为一体，在基督教的沉浸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文学品格。阿赫玛托娃或许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全身心书写彼得堡的女性诗人，她把属于女性细密的情思与博大的母爱都赋予了彼得堡。她时而像一个小女人一般对着涅瓦河喃喃自语，时而又像母亲一样抚摸着饱经沧桑的城市面孔……在她的彼得堡诗歌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关于这座城市最温柔的私人体验，也能感受到穿越历史时空的国家困境。
阿赫玛托娃的最后一首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是一部献给彼得堡城的音乐剧。分为“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故事”“硬币的背面”和“献给我的城市（尾声） ”三联，以诗人少有的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元素的语言讲述了彼得堡的过去和现在，想象了这座城市的未来。“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故事”模仿了歌德《浮士德》中的“瓦尔吉普斯之夜”一节，以狂欢化的穿越时空的新年晚会来重现古典时代的文学荣耀。魔鬼、浮士德、唐璜、莎士比亚、堂吉诃德……20世纪之前经典作家和经典文学形象在1913年彼得堡的喷泉宫中狂欢，这既是阿赫玛托娃对这座城市伟大的文学传统和启蒙思想史的回忆，也是在寻找它存在的意义。——《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第一联·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故事》，1940年黄金时代过去，白银时代来临。然而文学在白银时代的短暂繁荣却并未带给这座城市新的幸福。阿赫玛托娃再次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我们将在彼得堡重逢，仿佛我们在那里埋葬了太阳。”这座“被阿芙多季娅皇后诅咒过的城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群魔乱舞的城市，/躲进了自己的雾霭”,“而在传说般的滨河街，/走来了并非按照日历的——却是真正的二十世纪”。《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语义繁复，本书体例所限，无法一一解读。但应该看到的是，阿赫玛托娃意欲将这首诗作为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告别那个改名之前的彼得堡，告别白银时代，甚至告别自己的一生。因此她一改以往朴实的诗风，以复杂的象征和隐喻致敬象征主义，以楼梯式的章节致敬未来主义，以希腊数次提及的曼德尔施塔姆致敬阿克梅主义，以狂欢诗风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彼得堡，以田园牧歌纪念普希金和他俩共同的皇村……一曲将终，她说道：——《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第三联·献给我的城市（尾声）》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以“俄罗斯萦绕着死亡的恐惧，……在我面前，从一切已化作灰烬的地方/朝着东方走去”来结尾，但长诗原先的结尾是：这个结尾最后一次印证了诗人彼得堡诗歌的三级结构：私人生活—彼得堡城—东正教信仰。阿赫玛托娃用毕生的诗情来吟诵爱情、彼得之城和宗教，那低声而娓娓的祈祷，渗入每一句诗行；她的情感也永远由个体和苍生飞向灵魂的彼岸。而她在诗歌终了时宛如圣歌的声音，“直到最后的岁月都一直为世界带来神秘的和谐的力量，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化依靠这个声音画了一个完整的圆，这个圆就是从普希金的早期诗歌开始，到阿赫玛托娃最后的诗歌结束，整整一百五十年。”“象征主义认为，城市生活，也包括彼得堡，给人类精神的纯洁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在阿克梅主义看来，人类的创造物并不怪异，反而体现出惊人的秩序，它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甚至具备比自然还优秀的品质。”所以在诸如别雷和勃洛克这样的象征主义者笔下，彼得堡总是以堕落、变形、恐怖、神秘的意象出现，这不仅仅是由象征主义诗歌的技巧决定的。而在阿克梅派的眼中，彼得堡是“熟悉如眼泪”一般的最具象、最诗意也最有烟火气的故乡。阿克梅派用恢复了本来意思的词语一首又一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彼得堡的故乡主题。这就是审美现代性的旨归：看到那石头之城作为故乡的柔情和来自西方各个时代美学观的混搭。帝俄末期的彼得堡，在象征派笔下是专制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结合的怪胎，是堕落、压抑、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亦是擦出革命火种的燧石；而在阿克梅派眼中则是与古典艺术的美与故乡温情结合的永恒记忆，是上帝给俄罗斯馈赠的礼物。20世纪前半叶的彼得堡，被书写的方式就更为复杂。象征主义由于早起步亦早衰落，故其关于新时期的政治话语多以彼得堡（列宁格勒）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新政权的正面形象为背景空间。而脱胎于象征主义的阿克梅主义，尽管历经意识形态与卫国战争的身心创伤，却很少直面政治，只是以古典美的语言去呈现彼得堡永恒的美与瞬时的苦难，彼得堡人的私人体验与公共生活。阿克梅主义彻底表达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对美学现代性的追求。在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的真正化身。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说：“两种因素构成了美，一方面是永恒的因素，不过很难判断永恒的因素（在美中）占多少比例；另一方面是相对的、偶发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可以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素，即当代性、时尚、道德观、激情。这第二个因素像是神性的蛋糕（the divine cake）上那一层好玩、诱人而且开胃的装饰，没有这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变得难以消化，味同嚼蜡，不符合人性。”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关于彼得堡的诗意书写，动态化地表现了艺术现代性的这两种因素。无常和永恒相遇，尘世的苦难和天国的幸福相伴。彼得堡城是永恒的，经常改变的名字是暂时的。永恒的因素与偶发的因素在诗歌中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尤其在阿赫玛托娃的诗里，当外界环境静好时，她的诗歌以内心冲突结束；而在动荡的时局中，她的诗歌反而由冲突归于平静。究其原因，都是那一半“永恒”在起作用。彼得堡是一座以政治为唯一目的在沼泽地上被精心设计和建造起来的城市。它的出现既是彼得大帝专制统治的最好证明，亦是俄罗斯帝国向西方现代文明膜拜之意图的直接表达。彼得大帝将它命名为“圣彼得堡”，该词由三部分组成，代表了彼得对这座城市的三项期许：第一部分是拉丁语词“canktus”，意思是“神圣的”；第二部分是荷兰语词“peter”，意思是“彼得”；第三部分是德语词“burg”，意思是“城堡”。如此一来，圣彼得堡的名称不但和彼得大帝之名互相吻合，并且同时说明这个年轻的城市蕴含着不凡的文化背景。它不但沿袭了德国及荷兰的文化传统，且城市的象征意义和以圣徒彼得为守护神的古罗马紧紧相关。此外，彼得堡的城市规划是以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为模仿对象的，彼得大帝通过自己亲手缔造的城市空间组织方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敬意与亲近的意图。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沼泽地上可以凭空建起一座欧式新城，却无法同时生产出欧式“新人”。为了填充和盘活这座新城，彼得不得不用专制手段从莫斯科等传统俄式城镇中强行迁入旧式权贵。于是，这个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被生硬缔造出来的西方文化教条与从俄罗斯各地强迁而来的贵族和官僚们的保守主义经验的对抗。“旧人”在“新城”中所遇到的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的水土不服，在彼得的强势之下只能迅速被作为禁忌转化为潜意识，隐藏在心灵深处。这种潜意识逐渐变成彼得堡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历代彼得堡作家笔下的“幻象、虚境、潮湿、阴郁、庸俗、空虚、焦虑、分裂”等关键词。因为它是“统治者出于专制需要和恐惧而急促杜撰的文化，具有轻扬易浮性与极端的不稳定性”。沼泽质地的虚浮地基与其上岩石建造的城市堡垒形成了强烈反差，营造了彼得堡最本源的悖谬：真实与不真实的并存。这座城市以启蒙和军事目的的矛盾政治姿态被构想，却自降生之日起就贵为帝国政治权力的中心——首都，成了沙皇俄国最黑暗腐朽的农奴制度的最高执行者。这种天生的悖谬性使得彼得堡成为俄罗斯贵族习气最浓、自由之风最盛、奴性最重、反抗意识又最明显的，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政治空间。然而，彼得堡的各种悖谬——虚幻与真实、启蒙与封建、自由与禁锢——却或许正是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们深深迷恋这座城市的原因。彼得堡本身是一个预设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权威，但内部的一切却又显得缺乏根基。传统的信仰和文化被有意悬置，刻意追求的信仰和文化却难以迅速透过花岗岩的建筑渗透进旧式的俄国脑袋中。一切都飘浮在空中，一切都是以“假定”为前提的，当这诡异的空气落在作家们的纸头上，就变成了怪诞或者假定性文学。彼得堡人充满矛盾和痛苦地深爱着它，他们让它自18世纪初诞生时就以宏大而神秘的空间气质出现在俄罗斯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之中。随着俄罗斯18世纪末开始的“欠发达的国家现代性进程”，彼得堡在以它为背景甚至以它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政治想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家们充分发挥了关于俄罗斯政治的各个领域和层级的想象。从捡拾最低的个人的尊严，到填平阶级差距的努力，再为了国家存亡而斗争，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海军司令部、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都成了政治想象施展的舞台，它们对人的身份、生存方式和政治体制的隐喻功能使整个彼得堡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公共空间，也成为有责任心的作家们对俄罗斯政治警醒、反思和推演的政治想象空间：“彼得堡人热爱涅夫斯基大街，乐此不疲地赋予它以各种各样的神话，因为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的心腹地带，它为人们敞开了现代世界的所有令人目眩的祈愿的前景。”从普希金到果戈理，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始终是“小人物”灵魂迷失、尊严受辱却始终顽强地想要寻求自我意识的空间，也是贵族们表现出强大阶级“气场”而实际上却丢失了灵魂的地域。作为彼得堡政治生活最高代表的涅瓦大街，把果戈理的人物搅入欲望的黑洞（果戈理，《涅瓦大街》），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则囚禁于“地下”之深重的身份焦虑与孤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人手记》）。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白银时代的别雷、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彼得堡经历了“新人”们的觉醒，理想主义的革命憧憬、更名为“列宁格勒”的政治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愁”。改名之后的彼得堡，也像它的新名字一样，在这以后的文学中包裹着某种特定的政治外壳。通过梳理19—20世纪那些经典文学中对彼得堡的各种表述，来考察这个天生的政治空间如何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中被重构，无疑是追寻俄国现代性的一条绝佳路径。这个空间一方面被政治化想象和重构，一方面成为现代人回归家园的乡愁。彼得堡的现代化发展史，也就成了一部俄罗斯近现代那些真正代表良知的作家们力图通过文学来言说国家和个体命运的思想史。彼得堡在俄罗斯文学中，是俄国现代性复杂和悖谬的绝佳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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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安娜：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城乡叙事的现代性ISBN：9787108073396 定价：87.00元果戈理、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别雷、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布尔加科夫……12位作家的12种命运串联起19—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城乡叙事。在俄罗斯漫长而曲折的现代性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叙事空间转换构建出一张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网。通过总结两个世纪以来各阶层俄国知识分子书写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策略，本书展示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俄国其进步之艰难，道路之迂回，正是因为官方与民间、政界与思想界，在“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土地”“西化与传统”等现代性根本问题中的冲突始终未能和解。而现代人在这冲突漩涡里的觉醒、激情和惰性，反抗、毁灭与妥协，就是典型的现代性体验。火车上的安娜·卡列尼娜，正是这一体验的绝佳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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