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避开家人及访客在起居室一角偷偷地在碎纸头上写小说时，大概万万想不到两百多年以后自己会名满天下。
*文章节选自《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黄梅 著 三联书店2023-9）
奥斯丁出生和成长的斯蒂温顿牧师宅，侄女安娜·奥斯丁绘制《傲慢》一书神采飞扬地体现了那个作为奥斯丁作品主线的言情故事内核。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反罗曼司姿态不同，奥斯丁小说都以女主人公嫁得如意郎君收局。D. A. 米勒认为，这一情节模式的功能是在描摹风俗礼仪与社会环境的陈述中植入欲求和目标， 言之有理。因为灰姑娘式爱情罗曼司的底蕴，的确是个人欲望的伸张和满足。欲望属于追求幸福的虚构人物，是促使情节发展的动因；同时也属于读者，与她/他们对人生的期待呼应，并通过对人物的认同而部分地转化成阅读的动力。几乎可以说，正是现代小说这种文类形式，把追求个人幸福“淬炼”成一个最重要的思想议题。就伊丽莎白而言，内含于其婚恋轨迹的欲望至少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叙事通过暗示或明示伊小姐与小妹莉迪亚的相似，点出前者身上洋溢的那种指向情欲的青春活力。这在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傲慢与偏见》1813年初版，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加印750册莉迪亚是书中最无拘无束、个性舒展的姑娘。她健康漂亮，心直口快，“生龙活虎”，“不知天高地厚”（I.9），倚仗由母亲的溺爱及父亲的疏懒共同造就的自由空间恣意生长，“强健不倒、鲜活生动”。当柯牧师尝试对众表妹宣读福代斯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讲道辞时， 莉迪亚公然冲着他咧嘴打哈欠。相反，听说附近的民团来了位新军官，她便热情万丈，又撺掇前往访问又策划组织舞会。她不时开怀大笑，还高调公布自己对某位男士的迷恋，既缺少道德底线，也没有多少经济关怀，只是肆无忌惮地宣泄她天真烂漫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饱满的荷尔蒙能量。就这些特征看，喜欢在户外徒步疾走翻越围栏、热衷聚会跳舞且笑口常开的伊丽莎白和莉迪亚确实不无相似。更说明问题的是，她曾经和小妹一样一度对魏肯很是中意，甚至想过要“搞定”他；而莉迪亚尖刻酷评（魏肯追求过的）金小姐的雀斑脸的言辞也颇有几分伊丽莎白味儿，令那位伶俐二姐颇感羞窘。也许更值得重视的是，对莉迪亚私奔行为的道德谴责几乎全部派给了反面角色柯林斯。伊丽莎白们虽然痛感这孟浪行动带来的伤害，却更多是从社会后果考量，倒不曾挥舞原教旨德行戒条的大棒。叙述者甚至没有让断然回绝达西建议、不肯离开魏肯重回班家的莉迪亚因此受罚，相反宽容大度地允许她在较长时间里保留自己浅薄却强韧的乐观、生气以及对魏某的无限信赖。可以说，私奔者莉迪亚以极端形式体现了伊丽莎白的一个侧面，代表了她更原始更本真的面目和欲望。她和达西的相遇每每火花四溅，或交火或会心，或炽热或痛切，背后涌动的是吸引、拒斥兼备的复杂感受和未必充分自觉的情欲骚动。体现在伊丽莎白身上的另一种至少同样重要的欲望，是对社会成功或经济地位攀升的渴求。在最深的集体无意识层次上，现代人狂热追逐超出生存必需的巨额财富与史诗时代古人渴望无上军事荣誉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对在群体中拥有尊荣和权位的认同和向往，体现了个人对群体的依赖。只是进入现代商业主义逐利社会，成功的首要构成元素是钱财，于是一切社会欲望都异化为以物质财富为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女诗人安妮·赛克斯顿（Anne H. Sexton，1927—1974）的诗集《变形》（Transformations，1971）中《灰姑娘》一诗把那篇童话视为“当代社会‘一夜暴富’的原型”。她以直白尖锐的词句讲述了管道工中彩票、女仆嫁富家公子、送奶工投资房地产发财和清洁女工意外获得巨额保险赔偿四个事例，并将之统统归纳为“那个故事”。《傲慢》中班太太之流物色女婿的努力赤裸裸地体现了对财富的渴念，虽然其初衷可能产生于保障基本物质需要的焦虑。而伊丽莎白们虽然自觉抵制唯钱是问的择偶标准，但是她最终嫁入的潘伯里毕竟是豪宅，是超常“财”和“势”的化身，因而她对达西的倾心不可避免有了另一重意味。何况，她对私奔事件大惊失色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映证她与四邻相去不远的“俗”。化解这场危机的人是达西，而他的主要“动作”便是反复与魏肯细致谈判，最后以双方可接受的价码迫使后者立即与莉迪亚成亲。加太太曾详细说明他在此过程中的不菲开支—包括代魏肯偿还“大大超过一千镑”的债务，为他购买一个常备军官职以及另给莉迪亚一千镑陪嫁。（III.10）达西主动雪中送炭，从而奠定了此后班家三位千金的婚事，而这一举措本身却十足是有板有眼的现金交易。有关的细节罗列表明：奥斯丁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笛福白描社会真相的写实“账单”传统。伊丽莎白们的追求虽然另有襟抱也更为复杂，但归根到底与她老妈的意图有相当的重合。从最终结果看，班太们的“真理”和企图在女儿的实践中得到了超额实现。这部分地为班太翻了案，构成了对于讽刺的讽刺，同时或多或少把正面女主人公的言行置入了被审视、被批评、被嘲笑的位置上。这种两重性或含糊性构成了全书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反讽，使我们在本章前两节里论及的作品主旨受到了冲击和质疑。
20世纪后期，达西被一些批评家扣上“统治阶级男神偶像”的帽子；而作者心里“印刷品中最可人的尤物”伊丽莎白，则被不少人判定是捞到书中男首富的幸运中奖者，并进一步成了“守护并巩固父权社会乡间大宅的女主人”，这类论断自然并非空穴来风。还有一批女性主义学者或性别研究专家，包括普韦、芭芭拉·约翰逊和拉德维（Janice A. Radway）等，对小说的童话式异性恋结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她们认为这类叙事“政治上可疑”，没有直面女主人公遇到的社会问题。她们读出了奥斯丁的逃避主义，认为小说的结局是“对真实（社会）问题的虚幻消除（illusory foreclosure）”。普韦还进一步指出，罗曼司（或爱情传奇）自称外在于意识形态，是不可解释、不可抗拒的，源自生理吸引力，在对象选择上无视阶级社会中的层级、优势或特权等，似乎是在抗拒自利、算计和竞争，是道德改良的途径；然而它在本质上“与布尔乔亚社会非常相容”。上述政治化论点指明并强调了罗曼司故事内含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入木三分地指出，这一叙事套路所体现的道德改良以及对自利取向等的修正乃是幻象，是对其阶级属性的一种掩饰。因此，普韦把爱情罗曼司视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话之一，属于麻醉中下层人民的精神鸦片，它许诺的美好宫殿不过是“（艺术）形式的安慰”。这些诛心之论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带着此前二十余年社会改革运动的“硝烟”。经过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革命、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等社会思潮的洗礼和促动，有很多学者和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压制，尤其是当时的说教文学、行为指南类作品在这方面的作用。他/她们有明确的启发（妇女等）读者觉悟的政治动员目的，为不久前才逐渐突破新批评窠臼的奥斯丁批评或更广义的有关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普韦式言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她不但和克劳迪娅·约翰逊们一样认识到了伊丽莎白的潘伯里归宿意味着父权的修订和确认，还进一步剖析了这种心愿得偿的叙事模式，认为其个人主义本质乃是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然而，普韦们仍然只是道出了问题的某些方面和侧影——罗曼司叙事的历史功能和命运远比快刀斩乱麻的论断更复杂、更繁芜。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主人公的渴望提示着小说人物及其受众共同痛切感受的真实缺失和需求。不论在虚构故事中还是在现实情境里，当经济考量和金钱欲望体现在政治经济地位较为低微或飘摇的中下层人士身上时，我们不能不由分说地将其动机统统归为“逐利”或趋炎附势。相对贫苦者渴望温饱幸福和地位提升有其正当性。此外，如弗莱指出，罗曼司在文类中处于某种微妙的“下里巴人位置”，常被有教养的读者看不起，却受俗众欢迎。而文类的社会命运与故事内涵是不可分割的——奥斯丁笔下的大团圆婚姻结局，不仅是书中灰姑娘们两重欲望的充分满足，更代表着千千万万平民女性心中幸福愿景的尽情伸张。不过，这部小说能够同时又成为“阳春白雪”，得到各类经典文学拥趸的青睐以及学人、思者的重视，不仅因为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因其具有深刻丰富的精神内涵。奥斯丁貌似清浅的小说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思想脉搏。事实是，如果伊丽莎白真的认同并追随她母亲所代表的世俗婚姻观，整个故事以及贯穿全书的反讽特色根本不会存在。有些人看到最后的结局，认为这是个地道的老式灰姑娘故事，却忽视了前面的拒绝，忽视了作者对童话情节的重塑。伊丽莎白曾自信地谈论是非并毫不犹豫地回绝达西求婚。那是最终改造了男主角和整个故事的拒绝。在奥斯丁笔下，起初的拒绝恰是伊丽莎白最终赢得美满婚姻的根本原因，是作者对女主人公以及“幸福”本身所做的最重要的定性。小说最后章节浓墨重彩地呼应了开篇时班太所代表的世道，再度凸显了母女差异。在瑾和伊丽莎白的婚事大致尘埃落定之时，先有柯林斯迟来的信函将达西吹捧成“福星高照之青年，特具世人企盼之一切，诸如巨额财富，显赫家世，权倾四里，广施恩泽，可谓百优齐备”，并力劝班家人莫存高攀之心（III.16）；后有班太听说二女儿竟然把顶阔气而又顶傲气的达西搞定了，惊得六神出窍，半晌才语无伦次地说：天哪！上帝保佑！想想吧！我的老天！达西先生！……啊！我的好宝贝丽琪！你这回可要大富大贵了！你该会有多少零花钱，多少珠宝，多少马车呀！瑾都没法比了—根本算不上数了。我多么高兴……这样一个可爱的人！那么英俊！那么魁伟！……心肝宝贝儿丽琪哟。在城里有住宅！什么都让人那么着迷！……一年一万镑呀！……
……很可能还更多呢！简直和王公大人一样了不得！还有特许结婚证。你必须而且一定要用特许结婚证结婚。（III.17）
显然，这两人都直白地把达西看成财富和权势的符号。此前此后读者还见识了有关班家生活的若干具体细节——比如他们家并非巨富，过日子却很摆谱，雇着男、女管家，用餐时有好几个仆人伺候（III.7-10），以致家里拿不出几千镑余钱应对危机；而且班太在小女儿前途未卜之时真正关心的竟仍然是婚礼排场和服饰衣料之类。很显然，物质消费占据着班太们全部的心思和感受。此类言行通过伊丽莎白之眼摄取，目光中的不以为然和挖苦讽刺十分明显，俯看视角也再度重现。如果读者仅仅看到伊丽莎白婚事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提升，就把自己完全降到了班太和柯林斯层次，比起班先生和瑾姐都须自愧不如——后者获知伊丽莎白与达西定情之事，尚能不觉狂喜反而颇为忐忑，反复盘问丽琪，提醒她选择终身伴侣切不可仅仅考虑财产。可以说，伊丽莎白情史的根本特色恰恰在于对财产和等级的魔力有所抵制，从而凸显男女主人公在彼此吸引、深入了解的经历中同步自我修订的过程。这是对金钱社会中泛滥的个人“欲望”的改写和校正。青年绅士达西拒绝以彻底物化的眼光看人，才能够欣赏伊丽莎白别具一格的活泼，因为后者的“人格活力与她不是任何有形物质的拥有者不无关联”。两人都对“真理”或“真相”存有敬畏感和好奇心，对阿谀逢迎和贪婪无度十分厌恶，这是他们能赢得对方尊重的思想基础。前文提到，赛克斯顿以直白洗练的诗行概述了种种骤然暴富的事例。这是对“那个故事”的一种“去情爱”处理，完全剔除了其中的纯情罗曼司因素。然而对故事本质的这般深刻揭示和批判却也是一种片面呈现。灰姑娘罗曼司从根本上说包含不可压缩的丰富层次，容纳了多重矛盾，内中既有年轻人一见钟情，又有卑微女孩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而且仅就后者而言，灰姑娘梦也并不单纯。她的自我提升似乎体现在获得了众人之上的地位和荣华，这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肯定，因为只有在等级秩序中这样的婚姻才意味着辉煌成功；但自相矛盾的是，其实现却都以对方看重两情相悦、放弃以联姻谋财谋势为前提。更何况，灰姑娘进入殿堂，事态本身即意味着社会最高层的“成分”发生了某种改变。换句话说，这一情节原已包含了对现存社会的重要改写。正因如此，《灰姑娘》是伴随旧式王权衰微才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故事。另一方面，书中达西的转变或进步也极具超越个体命运的象征意义。从塞缪尔·理查逊以《格兰底森爵士》（1753—1754）开始推介 “新绅士”形象，经由弗·伯尼的系列小说，到伊丽莎白指责达西行事不像“绅士”从而促成后者自省，文学对“新绅士”的塑造是一脉相承的。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中等阶级日益扩张的力量对“上层社会”的再界定，也是女性对男性权势的修正，与18、19世纪英国社会逐渐调整、转型的进程正相呼应。在《傲慢》中，大地产主家庭继承人达西从单纯代表物质财富到一定程度超越物质，与复杂美学象征物潘伯里融为一体，最终转化为跨等级纵向社会流动乃至社会和解、道德重建的中介和推手，几乎成了英国现代版新“绅士”初步定型的标志性角色。《理智》开篇时家族财产继承人将继母和妹妹们赶出家门，残篇《瓦森一家》写到姐妹间为争抢追求者暗中给对方下套使绊。这种种世态与《傲慢》中众邻居在莉迪亚私奔之际的幸灾乐祸表演共同勾勒出传统人际关系纽带遭到破坏、个人生存原子化趋势愈演愈烈的逐利社会面貌。然而，世相越是如此，对“大团圆”的渴盼似乎就越强劲不衰。詹·汤普森提醒我们，奥斯丁小说推重婚姻双方情感契合，将两性恋爱升华、拓展为强调私谊（private intimacy）的价值观，其取向与劳伦斯·斯通关于当时社会婚恋和家庭状况变迁的描述正相符合。也就是说，心心相印的美满姻缘不尽然是奥斯丁营造的私人愿景，也并非古来即有的爱情至上准则，而是一种以个人间亲密关系抗衡金钱秩序的社会神话。自18世纪中情感主义思潮酝酿兴起，两三百年来未曾消弭的浪漫向往体现着人们对“商品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物化”（commodification and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的抵制或逃避。奥斯丁呈现的婚姻处于小说意识形态冲突中心，“既是问题又是其解决方式”。的确，酣畅地写罗曼司畅想曲，很大程度上是为被异化的人际关系探寻某种超越或解决之道。出嫁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如果对比康普顿-伯涅特（Ivy Compton-Burnett，1884—1969）小说中没有婚姻“出口”的阴暗家庭牢狱， 可以深切感知《傲慢》一书饱满的乐观心绪。如托切特所说，奥斯丁拒绝在写实和罗曼司之间断然划界，使小说呈现为不同世界观交汇并交锋的“场地”和中介，用传统罗曼司模式化解写实主义叙述提出的问题，让不囿于货利的爱情故事化解金钱社会的人文困境。“罗曼司设想协调个人的、二元对立的和社会性的冲突……奥斯丁揭示发生罗曼司逆转的可能性”，其中的“转换更新（transformative）经验”源自女性“在堕落世界中对救赎的追求”，本质上属于弗莱所说的那种“从悲剧处境达致喜剧结局”的求索神话（myth of quest）。在这多重意义上，美国学者杰姆逊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某种喜剧的或罗曼司的结构，并说罗曼司通达乌托邦，不受后来日渐僵硬的写实规范制约， 提供了与“某种泰平未来”（some secure future）密不可分的“拯救或赎救性前景”。当然，《傲慢》一书结尾的喜剧气氛来得那么真切而浓郁，不完全因为罗曼司叙述模式本身，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1800年前后流淌于青年奥斯丁心中乃至整个英国的乐观情绪。奥斯丁允许“大团圆”结局，这与张爱玲世界判然两味；恰如前者的家庭及其氛围属于正在生成的大英帝国里地位上升的中等阶层，迥然有别于张氏所隶属的清王朝土崩瓦解后孑遗的没落贵族世家。是这种乐观底色给喜剧可能性即无比脆弱的小概率理想爱情提供了想象的存在空间，成就了该书“轻松明快，光彩四射”的特征。不过，奥斯丁对自己标举的价值乃至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没有保留和怀疑。对于伊丽莎白式“转化更新”的局限性，作者有相当自觉的批判意识——班太就二女儿的婚事又惊又喜的大呼小叫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可见，在奥斯丁笔下，反讽与自嘲形成种种含糊混淆和自相矛盾，是“有意为之”， “她的小说并不将社会‘永恒化’， 相反却使之遭到质疑”。尽管如此，自我质疑是有边界和尺度的。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作者自行拆解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的联姻所标举的价值，把故事“搅得一团糟”，将读者遗于“道德炼狱”（moral limbo）之中。其实，不仅对奥斯丁式的爱情罗曼司，对英国18、19世纪一波影响深远的女性操行指南文学，也需要更周全地认识，承认它们突出女性地位、女性价值取向及其调节改变社会面貌的历史作用。不论后世的“解构”派儿孙对当年的说教和规训如何深恶痛绝，这般形形色色的道德建设和文化训导乃是大英帝国此后百年盛世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奥斯丁的写作是指南文学的与时俱进。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承继了“循规蹈矩淑女”的许多特质，但又远非消极的被规训者。相反，她们是策划人，是驱动者和鞭辟入里的观察评判者。虚构的伊丽莎白以她的判断和心愿改造了达西，探讨了中下层女性发挥能量、修订甚至重塑社会的可能性。女性读者为什么那么愿意接纳可塑的达西先生？这个人物满足了她们怎样的心愿和期待？又或者，如托切特所问，在异性恋等遭数十年解构之后，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女性读者仍旧对伊丽莎白-达西式的爱情依依不舍？这些问题不是用“逃避主义”或实存“意识形态争论的虚幻解答”之类裁定就可以一笔抹杀的。罗曼司文类持续畅销的现实仍在向思想者们提出尖锐的挑战。▼
ISBN：9787108076298 定价：68.00元《奥斯丁问题》以奥斯丁的六部重要作品为主线，通过思想批评与文学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讨论了奥斯丁的社会关怀与艺术世界。
作者以英国18-19世纪之交传统社会向工商业逐利时代转型中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自我与他人、群体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在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与西方现当代奥斯丁研究和流行批评思潮的对话中，呈现了奥斯丁如何在其创造的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和艺术世界中，传达着社会万象与时代精神，思考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群己之思”的新价值观建构。
全书呈现了一个阅历丰厚的中国学人带着自己长期的阅读感受、困惑与思考，对“奥斯丁问题”做出的独特理解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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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的教导：细读六部小说，获得自我成长
[英] 威廉·德雷谢维奇 著 刘倩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1
ISBN: 9787108060242 定价：32.00元
这是一本难于归类的书，它有着回忆录似的个人体验与感想，却以导读的方式诠释奥斯丁小说中的人生和思想方式带给读者的启迪或教益；它是奥斯丁作品与当代美国青年人生探索深度交融的文化个例。
当年在彷徨中重返校园的年轻人，如今成了针砭美国主流社会的风云人物，阅读奥斯丁的小说是这场蜕变的起点。与作者的畅销书《优秀的绵羊》直接抨击美国精英教育不同，在《简·奥斯丁的教导》中，作者现身说法，以幽默、坦率并略带反讽的笔调，叙述他如何从一个酷爱乔伊斯、康拉德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傲慢青年，在“遇到”奥斯丁之后，将目光重新投向外界和世人，让自己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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