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 | 新书
女性的沉默究竟来自哪里？
献给在公私之间无处安顿的女性
西方历史上也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吗？
“厌女”的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如何嬗变？
反思女性主义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
（修订本）
〔美〕让·爱尔斯坦 著
葛耘娜、陈雪飞 译
精装，403页，88.00元
ISBN：978-7-108-07661-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0月
内容简介
男性与女性，公共与私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两对相互对反又极具张力的关键词，性别研究与身份政治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领域长盛不衰，但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切入点对思想史进行梳理的尝试则非常鲜见。
本书作者让 · 爱尔斯坦是美国知识界研究女性与政治的专家，曾获“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等荣誉。她在这本书中，立足于广阔的思想史视野，以公私领域的划分为基本点，疏理了西方自古典时代至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观”，呈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马基雅维利、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并评述诞生在20世纪的、以传统西方思想为基础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女性主义流派；不仅聚焦于女性主义诞生后的思想派生，更将问题追溯的眼光回溯得更深入，探索助力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与塑型、演变的传统思想线索。最终，爱尔斯坦表达了其相对于激进女性主义的温和立场。她认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质不应该在于从私人向公共领域的绝对转换，而是要让女性“成为在这两个领域都具有反思和行动能力的人”。
这本书不仅是对女权主义的政治论辩，也是对男人和女人的政治论辩。
——政治思想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沃尔泽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反思性女性主义话语”。
——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年度评论》主编
南希·利普顿·罗森布鲁姆
作者简介
让·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 1941—2013），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的评论家、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均享有盛名。曾获“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等荣誉。曾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社会与政治伦理学洛克菲勒讲席教授，同时也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著有Women and War；Just War Theory；Democracy on Trial等作品，而《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是她的成名之作。
译者简介
葛耘娜，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雪飞，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目 录
前言 关于思考和不快
致谢
导论 公共与私人规则
第一部分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公共与私人形象
第一章 被发现与受到赞扬的政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刻
神圣的柏拉图，回到地上
男人的政治，女人的私有化：亚里士多德
第二章 基督教的挑战，政治学的回应：从早期基督教到马基雅维利
基督教革命：翻转过来的亚里士多德
圣奥古斯丁：天国之城的公民
圣托马斯·阿奎那：世俗世界新的神圣性
路德：私人的虔诚与权力政治
马基雅维利的进展
第三章 被神圣化与被抑制的政治：父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
菲尔默与父权制传统
霍布斯、洛克，以及自由主义传统
父权制语言的命运：私人的残存，公共的回响
19 世纪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第四章 政治与社会变革：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公共与私人的论述
让- 雅克·卢梭：有德性的家庭和正义的国家
G. W. F. 黑格尔：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与公共和私人身份
卡尔·马克思：类存在与政治的终结
第二部分 公共与私人的当代图景：针对女性与政治的批判理论
第五章 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探索
激进的女性主义：“个人的即政治的”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什么女性不能更像无产者？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性别、身份和政治
第六章 走向女性与政治的批判理论：公共与私人的重建
政治话语及其不满
重建公共与私人
后记
参考书目
索引
新版译后记
如何构想女性主义的未来？
* 本文节选自《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后记，标题为编者另拟
我们栖居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假设我们拥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文明世界，在那里基本的事情就是工作，而且或多或少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是否对秩序、权威和合法性就会没有足够的关注呢？对我而言，这个假设看上去越来越脆弱，就要被压垮了，一如头条新闻每天都充斥的丑闻政治，一如幻觉或者表里不一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出于某种意图和目的，隐私是完全不可侵犯的，但是出于另一些意图和目的，隐私则彻底是个骗人的幌子，是可有可无的，这种政治扎根下来，而且根深蒂固。当女性主义者玩起两面派的花招时，它就表现得支持隐私，把隐私视为如同权利绝对论者关于堕胎问题的论证那样绝对，甚至可以简化为身体的所有权。然而，如果问题是这种“私人的”困难，比如夫妻打架或在自己家中看色情文学，私人就没什么神圣性可言，也不会受到任何许可，而国家的恢恢天网可以并且必须进入私人生活并监管私人生活。像这样的两难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人们不能无限期地两者兼得。认可私人化或鄙弃私人化都需要有原则的辩词，而不能是简单或单纯只是一种策略性手段。
要“预见一个再造的未来”“构想一个还过得去的未来”，或者实际上“为重新安顿公共和私人世界而提出条理分明的建议”，这些都涉及政治的想象力。“生活过于多样化，而多样性的代价又太高，以至于不能把它交给一种单一的定义或目的”，我早些时候就是这样写的，而此处又进行了重申。为什么呢？任何严肃的政治思想家都能意识到政治是多么容易变成致命性的，对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控制事件并且塑造和重塑我们国家的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抱有一种必要的悲观态度。因而，政治行动的本质就在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无休无止。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内文书影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当时流行模仿以赛亚·柏林来对很多“积极自由”观念中蕴含的危险发出警告，如展示了关于人性具有可完美性的天真观点，以及对政治之可完美性的感情用事的观点。柏林被指责为“自由主义的叛徒”、一个胆小的妥协分子。但是妥协并不是从事政治的一种平庸方式，而是从事民主政治的唯一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它缺少革命暴力的虚饰。它可能并没有用一种“绝不讨价还价”的方式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它却预示了一个过得去的未来。在任何民主政治中，要做的选择总是同时包含得与失。这里我最好再引用乔治·艾略特的话，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也是按照它来设计的：“改革者、殉道者和革命家从来就不只反对邪恶，他们也与善这一违之必有所害的正当规则相对立。”
道德主张上的冲突是意味着人之为人的东西的一部分。一种重建的理想受惠于社会的自由主义，也归功于负有责任的权利传统，如果我们希望不仅使共同生活中的而且使个人生活中的那些歧义性和意见相左重新获得欣赏，那就必须把这种理想提升为核心的理想。于是这种重建的理想被剥去了多愁善感，它支持这样一种信念：政治生活是互不相容的善［goods］之间的永恒斗争。正如近来一位观察者写的那样：
柏林说出了一个真理，它与如今的潮流格格不入，它一直都完全流行不起来，却保持了根本的重要性。……［他］从那些基要派自由主义学说（诺切克或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罗尔斯或阿克曼的自由主义也差不多）的下面切掉了它的基础，这种学说假设道德和政治生活与自由本身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可以靠应用某些理论而消除，或者通过一些符咒就能将其驯服。……柏林的自由主义与那些在近世享受着时代错乱般复苏的乐观派自由主义相比，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采取了不可通约的立场，而且把激进的选择视为人类境况的基本特点。和这些理论不同，柏林的理论是一种论战性的自由主义，一种包含了失落和悲剧的斯多葛式的自由主义。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今天还有什么自由主义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就是柏林的自由主义。
同样地，如果有哪种女性主义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种女性主义就会习惯于不确定性和对文明的需要，并致力于保持公共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张力，因此这是一种有能力与冲突共存、无休止的女性主义。我要指出的是“杂乱无章的现实是我们的命运”，而且，在这个时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补充一句“阿门”。
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当我们十分吃惊地目睹了半个世纪中崩溃和垮掉的政治现实时，旧有的政治范畴对我们已经不再适用。民主的剧情、冲突与妥协的剧情，激发出了我们做出区分和进行判断的能力。这也使我们意识到：那些源于私人关系的行为规则—忠贞、亲密、忠实并不能全部转化到公共关系中，在公共关系中要求有不同的标准，包括临时建立联盟的能力—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使政治过度日常化的灾难，那么我们需要更多地去教育我们自己和孩子，以了解对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的不同规则负责任分别意味着什么。投身政治意味着受到召唤，意味着超脱，意味着进入陌生的领域。在我心中，政治身份是彼此相关、相互依赖的，不过也是负有责任和需要自己做决定的。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世界，一个正义和仁慈的世界，一个自治和互相关照的世界，一个有着特殊纽带和普遍期望的世界。自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认同，一旦投入却发现这是对一切投入的反讽和限制；它准备好了去牺牲，但却对一切这样的召唤保持警惕。大体上，这种认同是反英雄主义的。当这种认同反英雄主义的时候，英雄事迹就成了一种“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能选择别的立场”［Hier ich stande. Ich kann nicht anders］的现代形式。强调的重点在“我”［Ich］上，而且假设了不应该要求任何人为之牺牲一切。但是要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上，其中没有人这样为牺牲做准备，不再有“我”被构造出来，而且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牺牲，那么人们就会生活在一个道德贫瘠得超乎我们可怜的想象力的世界中。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画像
这已经变成了某种对公民的说教，尽管我相信这还不是非常专横的一种说教。无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而且是相当不同的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我提名的完美人选是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里有对哈维尔推翻那些旧政治范畴的思考，旧的政治范畴服务于比之更老的真理和认识，而且我也认为我要结束这篇后记了，这样至少会暂时地结束那些占据这本书并且还继续困扰我工作的一些主题。哈维尔所带来的对民主政治、女性主义和权力的思考是这样的：他提醒我们，继续在右派 / 左派，进步 / 倒退这些继承下来的范畴中思考，用他的话说，这会给人“来自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他写道：“对我来说，这些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并且很多时候是神秘莫测的范畴，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些明确的政治标签并不能抓住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且没能接近我们实际信念和行动的内容。
语言触及了当代对差异、多元的意识与强调，却从来没有放弃对共同性［commonalities］的希望，哈维尔认为，在语言中，在他所谓“后极权主义体系”与所有“多元化、多样性、独立的自我构成以及自我组织”的生活之间，横着一道“张开大口的深渊”。不论后极权主义体系中政治的自我定义是什么，它总是在推动着“把一切事物都绑在单一的秩序中”。哈维尔称之为“社会的自动极权化”［social auto-totality］，这个体系依赖于去道德化，否则体系就不能存活。
新的民主运动和市民社会理论与一种复兴的、充满反讽的自由主义，以及当代女性主义话语的某些立场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想要避开旧的范畴，并且拒绝给予国家及其主权者特权。如果有人希望可以把国家当成一种巨大的工具，并且毫不含糊地用于我们的美好目的和意图，那么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而且非常吊诡的是，这么做相当于支持摧毁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女性主义的民主内核。
这些运动和理论还坚持一种行动风格的核心地位，拒绝为了完成自己的议程而采取贬损他人的卑劣方式，继而否定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那些人的存在。一个人应该总是这样发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永远不会独自下棋，棋盘上总会有其他的行动者，有其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轨迹。认识到“在我之前存在他人”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认识与一种政治观点有关，这种政治观点承认一切新开端（包括政治的新开端）都是脆弱的，并且承认有培育新的开端的必要性。这仿佛是一根脆弱的、有问题的芦苇秆，但是我相信它是我们应该开始的起点，单单是从那里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冲突和争论之中。
扫描二维码
可购买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