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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四川省李庄这个偏远的江村中写成的。1937年夏，在北京沦陷前夕，梁氏一家和营造学社的部分成员撤离了北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当时尚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山区省份避难。此时，学社的研究经费已非常困难。但他们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对四川和云南的古建筑做了一些调查。然而，在八年抗战中，封锁和恶性通货膨胀，使他们贫病交加，林徽因患肺结核病而卧床不起。就在这种情况之下，1944年，梁思成在妻子始终如一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这本唯一的英文著作，目的在于向国外介绍过去十五年来中国营造学社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文章节选自《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 著 梁从诫 译 三联书店2023-11）
梁思成、林徽因、费慰梅（1933年摄于北平）
长久以来，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传统建筑总因其富于异国情趣而令人神往。那些佛塔庙宇中的翼展屋顶，宫殿宅第中的格子窗棂，庭园里的月门和拱桥，无不使18世纪初的欧洲设计家们为之倾倒，以致创造了一种专门模仿中国装饰的艺术风格，即所谓Chinoiserie。他们在壁纸的花纹、瓷器的彩绘、家具的装饰上，到处模仿中国建筑的图案，还在阔人住宅的庭院里修了许多显然是仿中国式样的东西。这种上流阶层的时尚于1763年在英国可谓登峰造极——“克欧花园”（Kew Gardens，即英国皇家植物园的邱园——编者注）中建起了一座中国塔；而且此风始终不衰。在中国，工匠们千百年来发展出这些建筑特征，则是为了适应人们的日常之需，从避风遮雨直到奉侍神明或宣示帝王之威。奇怪的是，建筑却始终被鄙薄为匠作之事而引不起知识界的兴趣去对它做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中国人才开始从事于本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而其先驱者就是梁思成。
1935 年梁思成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时留影
梁思成（1901—1972）的家学和教育，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学家领导者的最适合人选。他是著名的学者和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他热爱父亲并深受其影响，将父亲关于中国的伟大传统及其前程的教诲铭记在心。他的身材不高，却有着缜于观察、长于探索、细致认真和审美敏锐的天资，喜爱绘画并工音律。梁思成在父亲被迫流亡日本时出生于东京，在北京长大。在这里，他受到两个方面的早期教育，后来的事实表明，它们对于他未来的成就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是在他父亲指导下的传统教育，也就是中国古文的修养，这对于日后他研读古代文献、辨识碑刻铭文等都是不可少的；其次，是在清华学校中学到的扎实的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这些课程是专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开设的。他和他的同学们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杰出的一代，具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深厚修养，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成绩卓著。梁思成以建筑为其终身事业也有其偶然原因。这个选择是一位后来同他结为夫妻的姑娘向他建议的。这个姑娘名叫林徽因，是学者、外交家和名诗人林长民之女。1920年［此处英文原文有误］，林长民奉派赴英，年甫16岁的林徽因被携同行，她非常聪颖、敏捷和美丽，当时就已显示出对人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后来这成了她一生的特色。她继承了父亲的诗才，但同样爱好其他艺术，特别是戏剧和绘画。她考入了一所英国女子中学，迅速地增长了英语知识，在会话和写作方面达到了非常流利的程度。从一个以设计房子为游戏的英国同学那里，她获知了建筑师这种职业。这种将日常艺术创造与直接实用价值融为一体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她，认定这正是她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回国以后，她很快就使梁思成也下了同样的决心。他们决定同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这个系的领导者是著名的保罗·克雷特，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梁思成的入学由于1923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左腿骨折而被推迟到1924年秋季。这条伤腿后来始终没有完全复原，以致落下了左腿略跛的残疾。年轻时，梁思成健壮、好动，这个残疾对他损害不大；但是后来却影响了他的脊椎，常使他疼痛难忍。宾大的课程继承了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旨在培养开业建筑师，但同样适合于培养建筑史学家。它要求学生钻研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柱式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系里常以绘制古代遗址的复原图或为某未完成的大教堂作设计图为题，举行作业评比，以测验学生的能力。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是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渲染图，包括书写。梁思成在这方面成绩突出。在他回国以后，对自己的年轻助手和学生也提出了同样高标准的要求。梁思成在宾大二年级时，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书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道路。这是公元1103年由宋朝一位有才华的官员辑成的一部宋代建筑指南——《营造法式》，其中使用了生僻的宋代建筑术语。这部书已失传了数百年，直到不久前它的一个抄本才被发现并重印。梁思成立即着手研读它，然而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却大半没有读懂。在此之前，他很少想到中国建筑史的问题，但从此以后，他便下了决心，非把这部难解的重要著作弄明白不可。林徽因也在1924年的秋季来到了宾大，却发现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好进入该校的美术学院，设法选修建筑系的课程。事实上，1926年她就被聘为“建筑设计课兼任助教”，次年又被提升为“兼任讲师”。1927年6月，在同一个毕业典礼上，她以优异成绩获得美术学士学位，而梁思成也以类似的荣誉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1927年2月12日宾大学士毕业礼，文章对梁思成、林徽因、陈植三人进行了特别说明。近日，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官网宣布，将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位，追授仪式将于2024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举行，这也正是林徽因入学的100周年。在费城克雷特的建筑事务所里一同工作了一个暑假之后，他们两人暂时分手，分别到不同的学校深造。由于一直对戏剧感兴趣，林徽因来到耶鲁大学乔治·贝克著名的工作室里学习舞台设计；梁思成则转入哈佛大学，以研究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著作。就在这一时期，正当梁思成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批专谈中国建筑的比较严肃的著作在西方问世了。1923年和1925年，德国人厄恩斯特·伯希曼出版了两卷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照片集。1924年和1926年，瑞士一位艺术史专家喜龙仁发表了两篇研究北京的城墙、城门以及宫殿建筑的论文。多年以后，作为事后的评论，梁思成指出：“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描述都是一知半解的。在两人之中，喜龙仁较好。他尽管粗心大意，但还是利用了新发现的《营造法式》一书。”由于梁思成的父亲坚持要他们完成学业后再结婚，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礼直到1928年3月才在渥太华举行，当时梁思成的姐夫任当地中国总领事。他们回国途中，绕道欧洲考察旅行，在小汽车里走马观花地把当年学过的建筑物都浏览了一遍，游踪遍及英、法、西、意、瑞士和德国等地。这是他们第一次一同对建筑进行实地考察，而在后来的年月中，这种考察旅行他们又进行过多次。同年仲夏他们突然获知国内已为梁思成找到了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而直到此时，他们才得知梁思成的父亲病重，不久，梁父便于1929年1月过早地去世了。1928年9月，梁思成应聘筹建并主持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在妻子和另外两位宾大毕业的中国建筑师的协助下，他建立了一套克雷特式的课程和一个建筑事务所。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广袤土地，资源丰富。若不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在这里进行建筑设计和施工本来是大有可为的。这几位青年建筑师很快就为教学工作、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督忙得不亦乐乎。然而，1931年9月，仅在梁思成到校三年之后，日本人就通过一次突然袭击攫取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第一阶段。这种侵略此后又延续了十四年，而从1937年起爆发为武装冲突。这个多事之秋却标志着梁思成在事业上的一次决定性转折。当年6月，他接受了一个新职务，这使他后来把自己精力最旺盛的年华都献给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事业。1929年，一位有钱的退休官员朱启钤由于发现了《营造法式》这部书而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学会，名叫营造学会（以后改称中国营造学社）。在他的推动下这部书被修复和重印，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解开书中之谜，他曾罗致一小批老学究来研究它，但是这些人和他自己都不懂建筑。所以，朱启钤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员梁思成参加这个学社并领导其研究活动。学社的办公室就设在天安门内西侧的一排朝房里。1931年秋天，梁思成在这里又重新开始了他早先对这部宋代建筑手册的研究。这项工作看来前途广阔，但他对其中大多数的技术名词仍然迷惑不解。然而，过去所受实际训练和实践经验使他深信，要想把它们弄清楚，“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就是建筑物本身，而唯一可求的教师就是那些匠师”。他想出这样一个主意，即拜几位在宫里干了一辈子修缮工作的老木匠为师，从考察他周围的宫殿建筑构造开始研究。这里多数的宫室都建于清代（1644—1912）。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曾颁布过一部清代建筑规程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其中也同样充满了生僻难懂的术语。但是老匠师们谙于口述那些传统的术语。在他们的指点下，梁思成学会了如何识别各种木料和构件，如何看懂那些复杂的构筑方法，以及如何解释则例中的种种规定。经过这种第一手的研究，他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一部探讨和解释清代建筑做法的书（虽然在他看来，这部则例不能同公元1103年刊行的那本宋代《营造法式》相比）。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大式大木图样要略
梁思成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初步揭开了他所谓“中国建筑的文法”的奥秘。但这时他仍旧读不懂《营造法式》和其中那些11世纪的建筑资料，这对他是一个挑战。然而，根据经验，他深信关键仍在于寻找并考察那个时代的建筑遗例。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调查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梁氏夫妇的欧洲蜜月之行也是某种实地考察，是为了亲眼看一看那些他们已在宾大从书本上学到过的著名建筑实物。在北京同匠师们一起钻研清代建筑的经验，也是一次类似的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无非是没有外出旅行而已。显然，要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及其演变，只能靠搜集一批年份可考而尽可能保持原状的早期建筑遗构。梁氏注重实地调查的看法得到了学社的认可。1931年，他被任命为法式部主任。次年，另一位新来的成员刘敦桢被任命为文献部主任。后者年龄稍长于梁思成，曾在日本学习建筑学，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学者。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们两人和衷共济，共同领导了一批较年轻的同事。当然，两人都是既从事实地调查，也进行文献研究，因为两者本来就密不可分。尚存的清代以前的建筑到哪里去找呢？相对地说，在大城市里，它们已为数不多。许多早已毁于火灾战乱，其余则受到宗教上或政治上敌人的故意破坏。这样，调查便须深入乡间小城镇和荒山野寺。在作这种考察之前，梁氏夫妇总要先根据地方志，在地图上选定自己的路线。这种地方性的史志总要将本地引以为荣的寺庙、佛塔、名胜古迹加以记载。然而，其年代却未必可靠，还有一些建筑遗构读来似颇有价值，但经长途跋涉来到实地一看，却发现早已面目全非，甚至湮灭无寻了。尽管如此，依靠这些地方志的指引，仍可以在广大地区直至全省范围内进行调查，而不致有重要的遗构被漏掉。当然，也有某些发现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口头指引，乃至历来民谣中所称颂的渺茫的古建筑而得到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史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些空前的发现常使人惊喜。
那个时代，外出调查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旅行若以火车开始，则往往继之以颠簸拥挤的长途汽车，而以两轮硬板骡车告终。宝贵的器材——照相机、三脚架、皮尺、各种随身细软，包括少不了的笔记本，都得带上。只能在古庙或路旁小店中投宿，虱子成堆，茅厕里爬满了蛆虫。村边茶馆中常有美味的小吃，但是那碗筷和生冷食品的卫生情况却十分可疑。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还要提防土匪对无备的旅客进行突然袭击。只要林徽因能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安排妥当，梁氏夫妇总是结伴同行，陪同他们的常是梁思成培养的一名年轻同事莫宗江，此外就是一个掮行李和跑腿的仆人。他们去的那种地方电话是很罕见的，地方衙门为了和在别处的上司联系，可能会有一部；小城里就再没有其他线路了。这样，在能够对某个重大发现进行详尽考察之前，往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找地方官员、佛教高僧和其他人联系、交涉。当所有这些障碍终于都被克服，这支小小的队伍便可以着手工作了。他们拉开皮尺，丈量着建筑的大小构件以及周围设置。这些数字和画在笔记本上的草图对于日后绘制平面、立面和断面图是必不可少的，间或还要利用它们来制作主体模型。同时，梁思成除了拍摄全景照片之外，还要背着他的莱卡相机攀上梁架去拍摄那些重要的细部。为了测量和拍照，常要搭起临时脚手架，惊动无数蝙蝠，扬起千年尘埃。寺庙的院里或廊下常常立着石碑，上面记着建造或重修寺庙的经过和年代，多半是由林徽因煞费苦心地抄录下来。所有这些宝贵资料都被记在笔记本上，以便带回北京整理、发表。
1932年，梁思成的首次实地调查就获得了他的最伟大发现之一——坐落在北京以东60英里［约100公里］处的独乐寺观音阁，阁中有一尊55英尺［约16米］高的塑像。这座建于公元984年的木构建筑及其中塑像已历时近千年而无恙。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1941年，梁思成曾在一份没有发表的文稿中简述了30年代他们的那些艰苦的考察活动：过去九年，我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年两次派出由研究员率领的实地调查小组，遍访各地以搜寻古建遗构，每次二至三个月不等。其最终目标，是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这一课题，向为学者们所未及，可资利用的文献甚少，只能求诸实例。
迄今，我们已踏勘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过的建筑物已逾两千。作为法式部主任，我曾对其中的大多数亲自探访。目前，虽然距我们的目标尚远，但所获资料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对于梁、林两人来说，这种考察活动的一个高潮，是1937年6月间佛光寺的发现。这座建于公元857年的美丽建筑，坐落在晋北深山之中，千余年来完好无损，经过梁氏考察，鉴定为当时中国所见最早的木构建筑，是第一座被发现的唐代原构实例。他在本书中关于这座建筑的叙述，虽然简略，却已表达出他对于这座“头等国宝”的特殊珍爱。
佛光寺大殿前廊，前景中三脚架旁立者为梁思成
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一个值得称道的特色，是迅速而认真地将其在古建调查中的发现，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季刊）上发表。这些以中文写成的文章对这些建筑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并附以大量图版、照片。《汇刊》还有英文目录，可惜当时所出七卷如今已成珍本。本书是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四川省李庄这个偏远的江村中写成的。1937年夏，在北京沦陷前夕，梁氏一家和学社的部分成员撤离了北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当时尚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山区省份避难。此时，学社的研究经费已非常困难。但他们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对四川和云南的古建筑做了一些调查。然而，在八年抗战中，封锁和恶性通货膨胀，使他们贫病交加。刘敦桢离开了学社，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年轻人也纷纷各奔前程。但梁思成和他的家人仍留在李庄，追随他们的，只有他忠实的助手莫宗江和其他少数几人。林徽因患肺结核病而卧床不起。就在这种情况之下，1944年，梁思成在妻子始终如一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这本唯一的英文著作，目的在于向国外介绍过去十五年来中国营造学社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与世隔绝、饱经忧患的状态下解脱出来的梁思成于1946年受到了普林斯顿和耶鲁两所大学的热情邀请，赴美就中国建筑讲学。他的中文著作早已为西方所知，此时他已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他把全家安顿在北京，于1946年春季作为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到了美国。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美国。到此为止，我的叙述没有涉及个人关系，这是为了说明梁思成、林徽因作为学科带头人的重要作用而避免干扰。但是，以上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作为梁氏的亲密朋友而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的友情对于我的叙述有密切关系。1932年夏，我和我的丈夫［费正清］作为一对新婚的学生住在北京，经朋友介绍，我们结识了梁氏夫妇。他们的年龄稍长，但离留学美国的时代尚不远。可能正因为这样，彼此一见如故。我们既是邻居，又是朋友，全都喜好中国艺术和历史。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在我和丈夫住在北京的四年期间，我们成了至交。当我们初次相识时，梁思成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两年后，当我们在暑假中在山西（汾阳县峪道河）租了一栋古老的磨坊度假时，梁氏访问了我们并邀我们做伴，在一些尚未勘察过的地区做了一次长途实地调查。那次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我们共同体验了那些原始的旅行条件，也一同体验了按照地方志的记载，满怀希望地去探访某些建筑后那种兴奋或失望之情，还有那些饶有兴味的测量工作。我们回到美国之后，继续和他们夫妇书信往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作为政府官员回到中国任职，同他们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了。当时我们和他们都住在中国西南内地，而日军则占据着北京和沿海诸省。我们曾到李庄看望过梁思成一家，亲眼看到了战争所带给他们的那种贫病交加的生活。而就在这种境遇之中，既是护士，又是厨师，还是研究所长的梁思成，正在撰写着一部详尽的中国建筑史，以及这部简明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和助手们为了这些著作，正在根据照片和实测记录绘制约七十大幅经他们研究过的最重要的建筑物的平面、立面及断面图。本书所复制的这些图版无疑是梁思成为了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建筑史而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平面和断面图
当梁思成等迁往西南避难时，他们曾将实地调查时用莱卡相机拍摄的底片存入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以求安全。但是八年抗战结束后他才发现，这无数底片已全部毁于［1939年的］天津大水。现在，只剩下了他曾随身带走的照片。1947年，当梁思成来到耶鲁大学时，带来了这些照片，还有那些精彩的图纸和这部书的文稿，希望能在美国予以出版。当时，他在耶鲁执教，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并接受了一个名誉学位，此外，他还同一小批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一道，担任了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工作的顾问，工作十分繁忙。他曾利用工作的空隙，和我一道修改他的文稿。1947年6月，他突然获知林徽因需要做一次大手术，便立即动身回北京。行前，他把这批图纸和照片交给了我，却带走了那仅有的一份文稿，以便“在回国的长途旅行中把它改定”，然后寄来给我。但从此却音信杳然。妻子病情的恶化使梁思成忧心忡忡，无心顾及其他。不久，家庭的忧患又被淹没在革命和中国人的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了。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梁思成在国家重建、城市规划和其他建筑事务方面提供意见并参与领导。甚至重病之中的林徽因也应政府之请参与了设计工作，直到1955年［原文误为1954年］她过早地去世为止。也许正是她的死使得梁思成重新想到了他这搁置已久的计划。他要求我把这些图纸和照片送还给他。我按照他所给的地址将邮包寄给了一个在英国的学生以便转交给他。1957年4月，这个学生来信说邮包已经收妥。但直到1978年秋我才发现，这些资料竟然始终未曾回到梁思成之手。而他在清华大学执教多年后已于1972年去世，却没有机会出版这部附有插图和照片的研究成果。现在的这本书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可喜的结局。1980年，那个装有图片的邮包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一位伦敦的英国朋友为我追查到了那个学生的下落，得到了此人在新加坡的地址。这个邮包仍然原封未动地放在此人的书架上。经过一番交涉，邮包被送回北京，得以同清华大学建筑系所保存的梁思成的文稿重新合璧。虽然这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出版被耽搁了三十多年，它仍使西方的学者、学生和广大读者有机会了解在这个领域中国这位杰出的先驱者的那些发现以及他的见解。▼
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著 梁从诫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ISBN：9787108076595 定价：108.00元
一本理解中国古代建筑有机结构的入门读物
一部独一无二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在那个社会动荡、物质资料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全国近两百个县城的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和详细的测绘，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撰写了详尽的科学研究报告。
《图像中国建筑史》是与《中国建筑史》一起，抗日战争时期写作于四川省李庄，其时“宿不蔽风雨，食只见菜粝”，“贫病交加，故人寥落”，而梁思成正是怀抱着殉国者的心态，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发奋著述。因种种原因，书稿未能及时出版。梁思成逝世十多年后，在费慰梅的努力下，这本著作终于得以面世。
《图像中国建筑史》以英文写作，目的是向西方读者和建筑研究者讲述古代中国的建筑技术，因此文字生动、深入浅出，对中国古建筑“有机的”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有一个概要性的呈现。本书还有大量营造学社成员在测绘中拍摄的珍贵影像以及梁思成、莫宗江绘制的精美插图。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有深入的了解，对当代中国人理解传统文化和建筑的关系，也有极大地启发意义。
本书为中英文双语版，由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翻译成中文，从诫先生的名字即从《营造法式》的修撰者李诫而来。从诫先生虽然没有继承父业，但通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中译，也与父亲一道，为推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传承做出了贡献。
本书包括费慰梅（Wilma Fairbank）撰写的《梁思成传略》，以及吴良镛撰写的英文版序言和梁从诫撰写的“译叙”。另外，此次新版还特别约请了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助手傅熹年先生撰写了导言，对《图像中国建筑史》以及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了整体性的评价。
中国雕塑史讲义
梁思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0
ISBN：9787108075291 定价：96.00元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但梁先生的思想和视野其实不止停留在建筑这一路径，他希望由建筑开始，对中国艺术史做一个整全的贯通。因此他1943年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原名为《中国艺术史·建筑篇》。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他有太多想做的事情，有太多精神上的探索有待完成。本书是他在建筑之外，或者亦是依托其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留给读者的一部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论著。
从严格意义上讲，本书并不算梁思成先生的正式著述，它只是梁先生在东北大学讲课时的讲义，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显得异常“简约”，很多内容只是提纲挈领，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述。但通过傅熹年、陈明达等先生的注释，通过林洙老师为文字选配的一百七十余张图片，已经能够明晰地见出梁思成对中国雕塑艺术的理解与思考。因此，《中国雕塑史讲义》虽篇幅不长，仍生动地代表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代从西方艺术理论回归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所做的探索和开创性研究。
正文后还附有梁思成先生中国雕塑史讲义全稿的原件图片，共八十张。这使得本书同时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亦可使读者的阅读更加丰富，得以一睹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手迹。
此次出版，特邀艺术史学者郑岩撰写万余字长篇导言，资料翔实、论说深刻，引领读者进入梁思成艺术精神的世界。
中国建筑史（通校本）
梁思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5
ISBN：9787108074461 定价：128.00元2022年是梁思成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三联将陆续出版梁思成作品的新版，每一部都特邀名家撰写长篇导言。
与图书市场上其他版本不同，此次三联书店重版《中国建筑史》（通校本），将原本的简体中文版本与梁思成先生的手稿以及1955年出版的油印本互相参校，修正错漏，核对文献，并精心筛选和制作近四百幅图片。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在那个社会动荡、物质资料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全国近两百个县城的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和详细的测绘，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并撰写了详尽的科学研究报告。功莫大焉！
梁思成总结了中国古建筑的关键特征，指出古建筑的“文法”，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这一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支撑，填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空白。梁思成的对中国建筑思想的探究，将中国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联的思路打开，从中我们可以思考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在传统中生发创造的力量。
《中国建筑史》按时序将中国古代建筑分为几个时期，分别介绍文献、梗概、实物、特征并分析，为一通史类著作。全文以文言写成，对呈现古建筑的精神和风貌而言，其语言和内容十分协调统一，且梁先生的文字晓畅明白，非常好读。 点亮“ 星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