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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日本思想
杂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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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加藤周一 著 翁家慧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3ISBN：9787108077523 定价：56.00元1956年，讲谈社出版了加藤周一论日本文化的代表作《杂交种文化》（日文书名：雑種文化），副标题为“日本的小希望”。全书收录《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杂交种日本文化的希望》等多篇评论文章，从比较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加藤指出，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日本文化则是典型的杂交种文化。海外学者对加藤的部分观点持有异议，指出英、法文化并非纯种文化，也是多元文明长期融合的结果。对此，加藤在之后的研究中有所回应与补充。
这是日本学者首次提出“杂交种文化”的观点，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日本学界评价加藤周一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第一人，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能力令人惊叹。1974年，经作者调整篇目，讲谈社以文库本形式重新出版该书，使之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版本。《杂交种文化》现已成为日本各个大学日本语言文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专业的必读书之一。“杂交种文化”这一表述也得到广泛使用，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学概念，它不再特指日本文化，也用来泛指各种混合型文化。
加藤周一从事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思想深处挖掘日本文化中保守主义、集团主义等问题的症结，其主张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是为了防止狭隘的大和民族至上主义。他在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超越时间的独到价值。
【著译者简介】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评论家、小说家、文化学者，被称为“知识巨匠”。1919年生于东京，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从小爱好文艺，尤其热爱日本古典与欧洲文化。1951年赴法国留学，在从事血液学研究的同时，游历欧洲各国，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入手，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逐渐形成日本文化具有杂交种性的观点。以《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卷）、《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等为代表的文学文化史研究不仅在日本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对海外日本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始终坚持战后民主与和平主义思想，于2004年6月和大江健三郎、鹤见俊辅等人发起并成立“九条会”，宣传保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
翁家慧，1994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日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立命馆大学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译有《大江健三郎传说》《广岛札记》《羊之歌：我的回想》《命》《生》等。
【目录】
西洋游历途中关于日本文学的思考
关于作壁上观
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
杂交种日本文化的希望
翻译文学的伟大与悲惨
日本人的外国观
日本人的世界观
松山的印象——民主教育的问题
日本的眼泪与叹息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无条件投降与八头身
后 记
译后记
【选摘】
日本文化的纯化运动，暂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基础是去除日本种的枝叶，对日本进行西洋化的一个夙愿；第二种类型的基础是反过来想要去除西洋种的枝叶，单纯保留日本式东西的一个夙愿。不过，这两个夙愿应该都不会实现。就算去除日本种枝叶的纯化运动顺利进行，也无法去除那些滋养着枝和根的日本式要素。因为它无法去除那些要素，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日本种枝叶就会再长出来。于是，接下来就会理所当然地兴起去除西洋种枝叶，把它整理成日本风格的运动。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对枝和根的杂交种性，你是奈何它不得的，由于最终不能防止西洋种枝叶的再次生长，这个作用和反作用之间的连锁反应就会不停地持续下去。明治以来，一直存在着交替出现的两种倾向—只要兴起一股对日本文化进行纯粹的西洋化的潮流， 就会立刻形成一个尊崇日本式东西的反作用力—即便到了现在，似乎也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要停止这种恶性循环，方法大概只有一个。不管是纯日本化，还是纯西洋化，必须放弃那些试图把日本文化进行纯化的夙愿。英法文化是纯种，它们就这样，就挺好。日本文化是杂交种，它就这样，也挺好。就算它现在不好，那也可以先做个接下来会把它变好的口头承诺。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事情做得到吗？这得做了才知道，再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从图式上来看的话，结论就是这样。当然，实际问题并不像图式那么简单，在得出结论之前，还需要对日本文化纯化运动的实际情况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明治维新前后，在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和来自内部的技术上的必要性的激发之下，发生了日本和西洋文化的接触。除掉例外的情况，明治思想当中既包含摄取西洋文化及日本的西洋化和国民主义的理想之间业已形成的对立的契机，同时又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因为所谓的西洋文化，主要是指技术文化，而作为国民主义的工具，技术文化可以为增强国民主义发挥作用。“和魂洋才”这个词就很好地反映了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思想与富国强兵思想之间是如何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应摄取的西洋文化超出了技术制度的领域，涉及精神领域的话，那么，它和富国强兵思想之间就会出现无法妥协的情况，从而引发一种比它还要复杂的、属于更深层意义上的国民主义的反作用力。基督教的传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反作用力的存在常常过于强大，基督教的影响可以说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如果它的影响范围很大的话，那么，
之后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就应该会发生变化。不过，要做这种假定的话，到明治这个时代大概就太迟了些。日本基督教化的时机， 恐怕不是在19世纪末的东京，而是在16 世纪后半叶的九州。）但是，一般来说，当技术、制度的输入进展到一定阶段，输入的东西就会开始自发性运动—就像基督教那样—即便它不会直接促使接受方在精神上发生变革，也一定会间接地改变那里的生活情感。风俗习惯变了，道德和审美意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传统的东西。“和魂洋才”这个原理，已经不能像在文明开化初期那样简单地成立了。“和魂”变成了必须有意识地加以保护的东西，而且，它变成了只有通过反对在纯技术领域之外的所有西洋化才能加以保护的东西。此时才会出现作为日本文化纯化运动中的一个类型的国民主义。而且，其中一个类型出现的时间点，同时也是另一个类型出现的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输入技术制度之后，为了在这些输入的技术制度所创造的社会中生存下去，接下来就要开始输入生存所必需的思想。“洋才”与“和魂”之间的矛盾，会促使人们去理解“洋魂”，并表现为一场在与国民主义形成尖锐对立的同时，将日本文化进行广泛西洋化的运动。比如，洋乐与和乐，洋画与日本画，它们之间几乎以一种无法斡旋的形式建立起了对立的关系。如果感受性和审美意识领域已经如此的话，同样的原理不可能不涉及道德领域，进而涉及各种社会性问题的领域。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社会西洋化的这个观点，最后就会随着历史主义的引入而拥有决定性的巨大影响力。—根据历史主义，还有基于历史角度的观点，日本的西洋化就是日本的现代化。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依序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西洋已经发展到了发达阶段，而日本恐怕还处于落后阶段。我们必须摆脱落后状态，对日本的封建性和前封建性进行清算，对国家进行纯粹的现代化改造。从这层意义上来看，那些想要把文化纯化，但又不倾向于国民主义方向的人，他们倾向的是现代主义。随着这两种倾向各自走向极端，二者之间的对立也会日益激化。最近出现在文化运动中的各种对立性要素，比如，传统式的爱好和革新式的爱好，非历史性看法和历史性看法，对社会的保守立场和进步立场—从西洋文化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些对立性要素的大部分都可以还原为上述两种类型，即国家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而这两种类型以最为清晰的形式、最大的规模出现的时期，毋庸赘言，就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被占领期间。（最开始的时期，是战败之后。狭义上说，就是1947年镇压“二一罢工”之前；广义上说，就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这里没必要把二者的差异当作一个问题来看。）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国家权力还不曾有组织地介入到所有的文化领域。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富国强兵政策的教育得到彻底普及，
比如，在思想、文学、艺术领域，权力的介入只限于必要的镇压，还不具备战争期间“国民精神总动员”那样的积极主动的性质。在日本式传统的基础之上对文化进行纯化的那种文化上的国民主义，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文化杂交种性的一种反应，可以说，它跟大众之间没有很深的关系，权力对此也并不热心。然而，跟战争一起被动员起来的，还有精神。作为增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的工具，文化上的国民主义在权力的积极帮助之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重视。文化上的国民主义，早就不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它已经和大众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而且，针对那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战后日本在完全不同的权力背景之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日本的民主化”。跟战争期间不同的是，这一次它跟大众之间的联系是大众方面自发地来这里寻求支持。—至少在某个层面上，也可以这么说。不管怎么说，以战争为契机，文化问题得到了自觉的、有组织的应对。这样一来，源自日本文化特质的两种反应类型，即国民主义式类型和现代主义式类型，会出乎意料地以清晰到令人无法怀疑、百分之百具有典型性的形态接连出现。点亮“ 星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