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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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和他的政敌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两翁之意都不在史学或经学本身，而是藉助史籍或经书来阐扬治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诚如同时人苏洵所说：“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文 | 辛德勇
关于《通鉴》的史事取舍，前人早就有过议论，如南宋时人胡寅，即谓“司马氏史学尤精，而《通鉴》去取有难喻者”〔1〕，说明骤然视之，着实不易得其要领。为准确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前人是怎样评价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材料取舍准则。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虽然有着明确而又强烈的用世意图，却没有过分刻意地运用所谓《春秋》笔法，通过“书法”辞例来体现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试图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说明其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此亦遵循孔夫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通鉴》记述战国以来一千三百多年间史事，纷繁复杂，事实上恐怕也很难确定通例。
问题是司马光取舍剪裁史事以体现自己政治理念的具体做法，颇有失当之处。例如，田余庆赏誉之为“深谙司马光的学识”的朱熹，即曾指出司马光径以己意摒弃旧史纪事的问题，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3〕具体来说，譬如其比较明显的一种去取倾向，乃“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朱熹不禁为之感叹云：“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4〕朱子复有语云，此等“温公好恶所在”，皆“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5〕有些不合司马光心意的史事，虽然也被载录《通鉴》当中，但这只是出于某种资以鉴戒的特殊需要。例如，史载在全书修纂告成之前的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司马光于“延英进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从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辨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以谓利口之覆邦家者也。’……上曰：‘卿进读每存几谏。’光对曰：‘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
▲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司马光这种率以己意取舍史料的倾向，在动手撰修《通鉴》以前，就一直存在。如其尝撰《史剡》，谓“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此书。书中论及萧何营建未央宫事云：
萧何作未央宫。高祖见宫阙壮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剡曰：是必非萧何之言。审或有之，何恶得为贤相哉！天下方未定，为之上者拊循喣妪之不暇，又安可重为烦费以壮宫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闻宫室可以重威也。创业垂统之君，致其恭俭以训子孙，子孙犹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骄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糜弊天下，恶在其无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谓萧相国肯为此言乎？〔6〕
着手编著《通鉴》以后，司马光又明确谈到，只要“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则“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7〕。这种过分强烈的主观价值取舍，难免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当有门生向朱熹请教“《班史》与《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时，朱熹耐人寻味地回答说：“读其书自可见。”〔8〕至少就《通鉴》西汉部分纪事的写法而言，朱熹显然不甚满意〔9〕。
过去钱穆向学生教授阅读《通鉴》的方法，谓“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此语堪称真诀金针，诚深有心得之言，唯令人稍感遗憾的是，钱氏在具体阐释其应用对象时，乃特别强调说：“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对司马光着意“添进”《通鉴》里面的内容，并没有给予切实的关注〔10〕。其实我们今天阅读《通鉴》，更为需要注意的问题，还不是司马光出于自己的道义理念或关注重点而径行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而是他为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录了一些根本不该采录的著述，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
……
▲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多有创建，在西汉诸帝中最受后世瞩目，司马光记述其一生行事，不能不格外用心。单纯看《史记》、《汉书》的记载，汉武帝的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士官员的眼里，乃是“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闲耳”〔11〕；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12〕，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认识和评价本来同样如此。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而这却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13〕，所以司马光要抬出因革除汉武帝弊政而被“后世称明”的昭帝来做对比（实际上在昭帝时期，也并没有真正去除武帝时期的弊政）。不过，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因为从汉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来的这样一条治国路线转变的轨迹，对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会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无奈有关西汉历史的记载，除了《史记》和《汉书》以外，传世甚罕〔14〕，而在《史记》、《汉书》中最符合司马光意愿的纪事，只有这道轮台诏书。与司马光约略同时人孔武仲评价汉武帝一生行事，便以为能够与班固所说“雄才大略”形象相匹配的施政举措，唯“其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而已〔15〕，司马光对此当然不会轻忽放过。这是阐扬其政治主张的绝好由头。然而，悉心品味轮台诏书的内容，不难看出，当时真正让汉武帝追悔的事情，实际上只是征和三年这次发兵出征之不合时宜，是军事行动的战术调整，而不是战略改变，更谈不上治国理民基本的路线更张了。显而易见，这与司马光想要弘扬的政治理念，还存在很大距离，司马光需要像《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那样一些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例。
▲ 民国丙寅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清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经典集林》中的《汉武故事》
从另一方面看，所谓《汉书》之学，在唐代初年，曾经盛极一时，著作迭出〔16〕。南北朝以前的旧籍，当时存世尚多，此检《隋书·经籍志》可知。如同唐初人颜师古所指出的那样：“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17〕假如在这些东汉魏晋以来的著述当中，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事，在《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之外，尚有不同于马、班之书的重要记载，那么，唐初研治《汉书》的人对这些异说理当有所采撷，而我们在唐宋古注和类书等处却根本看不到踪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曾经针对门人贾琼“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这一提问解答说：“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18〕这清楚显示出至少在王通师弟的眼里，并不存在《资治通鉴》所记汉武帝听从田千秋的谏言而罢斥“方士言神仙者”的情况，体现汉武帝晚年之“知悔”者，只有《汉书·西域传》记述的轮台一诏而已。
正因为并不存在此等著述，在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北宋时期，所能见到的史料，就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司马光实在找不到什么正正经经的别样材料，而如前文所述，按照《史记》和《汉书》这些基本史籍的记载，汉武帝之废黜戾太子，只不过是因其母后年老色衰以及刘彻老翁偏爱少子使然而已。在崔万秋统计的《通鉴考异》汉纪部分引述的《史记》、《汉书》以外的史料当中，唐以前人所写与西汉有直接关系的书籍，只有荀悦《汉纪》、《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和《赵后外传》（亦即《赵飞燕外传》）四种〔19〕。在这四部书当中，荀悦《汉纪》只是将班固纪传体的《汉书》删改为编年体，一般来说，并无独立史料价值；另外要数葛洪的《西京杂记》还算稍有纪实价值，但也只是无关大局的社会生活琐事。剩下的只有纯属虚构故事的《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
在这种情况下，为凑成自己所期望的历史状态，只好从《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这样的小说家言中勉强择取相应的材料〔20〕。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编排，司马光终于塑造出来合乎自己需要的汉武帝形象，满意地阐释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21〕
……
《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
从更深一层的实质性意义上看，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和他的政敌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是完全相同的，即两翁之意都不在史学或经学本身，而是藉助史籍或经书来阐扬治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诚如同时人苏洵所说：“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22〕史载王安石讥笑协助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刘恕（字道原）：“耽史而不穷经，相见必戏之曰：‘道原读到汉八年未？’而道原力诋荆公之学，士子有谈新经义者，道原怒形于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23〕王安石的解经之作，固然带有强烈的以经注我色彩，即王氏所主张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24〕，实则如前文所述，司马光主持编著的《通鉴》等史学著述，也同样散发着极其浓重的借古喻今气味。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著述宗旨，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惜曲意横行，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堪称自我作古。清人阮元尝谓“北宋学者当推司马温公于经史皆最淳正，公于经未有成书，……若以公之识力，开宋之经学，则其流派必更淳正”〔25〕；同时人段玉裁更直欲以《资治通鉴》等书与《十三经》并列，“广之为《廿一经》，……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26〕。更晚，至清代末年，李慈铭亦云北宋中期诸如欧阳修、刘敞一辈人“开空疏之习”而“启改乱之弊，自是而降，绝裂师法，如司马文正、陈祥道者，中流之一壶矣”〔27〕，即谓司马光特立独行，能够坚守古学。实则观其于《通鉴》之恣意去取，不难看出，司马光若果为经学著述，当亦王安石《周官新义》之流亚，略无“淳正”可言；而在强扭客观实在之史纳入其内心向往之理这一点上，与道学家相比较，则允称不遑多让〔28〕。
对于后世治史者而言，明人娄坚等即曾就《通鉴》与唐五代以前正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述说，读史“至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29〕；顾炎武在清代初年即曾依据《史记》、《汉书》的原始记载，具体指出司马光处置失当的一些事例〔30〕。至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更严肃批评后世学者“于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的做法，以为这样的做法，乃“非根本之学”〔31〕。了解到司马光的撰著意图和独特手法，治学者尤应遵从清儒确立的这一基本原则，合理对待《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正史与《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
注释：
〔1〕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斋刻本）卷二六《唐纪·懿宗》，页9b。
〔2〕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3297。
〔3〕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5。
〔4〕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4。
〔5〕 同上书，页3204。案在这一点上，协助司马光撰著《通鉴》秦汉部分的刘攽，所持看法，似乎与司马光略有不同。刘攽曾专门阐释其史学见解云：“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说见刘攽
《彭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卷二七《与王深甫论史书》，页373。
〔6〕 《司马光集》卷七四《史剡》之《史剡序》，页1495；又“萧何营未央宫”条，页1500。
〔7〕 《司马光集》卷六三《答景仁书》，页1304—1305。
〔8〕 《朱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页3206。
〔9〕 案如同田余庆已经谈到的那样，单纯从阅读理解的技术角度而言，朱熹亦主张先读《史记》、《汉书》等正史，再读《通鉴》，说见《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下，页195—196。田余庆说见《论轮台诏》，据《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页57。
〔10〕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之《司马光〈资治通鉴〉》，页177—179。
〔11〕 宋蔡戡《定山集》（清光绪二十二年武进盛氏刊《常州先哲遗书》本）卷一二《武帝论》，页4b。
〔12〕 《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页991。
〔13〕 《司马光集》卷三八《横山札子》，页861。
〔14〕 案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范晔〈后汉书〉与陈寿〈三国志〉》（页94）即曾谈到过这一问题，乃谓：“《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果要补进班固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
〔15〕 宋孔武仲《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明末孔尚斌刻《三孔先生文集》本）卷二《汉武帝论》，页31b。
〔16〕 《廿二史札记》卷二〇“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页440—442。案相形之下，《史记》则自《汉书》问世以后，就颇受冷落，以至唐官修《五代史志》（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57）乃称“《史记》传者甚微”。
〔17〕 《汉书》卷首附唐颜师古《汉书叙例》，页3。
〔18〕 《中说》卷六《礼乐篇》，页2a。
〔19〕 崔万秋《通鉴研究》之《通鉴之蓝本参考资料》，页38—39。
〔20〕 案过去已有一些学者，从某些侧面，对《资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表示过怀疑。如古永继《汉武帝中期不可能有“袭亡秦之迹”的自我觉察》，刊《新疆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页83—87。
〔21〕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页747—748。
〔22〕 宋苏洵《嘉祐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钞本）卷八《史论》上，页1a—1b。
〔23〕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秘书丞刘公》，页350。
〔24〕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丞相经国王文公》，页134。
〔25〕 《揅经室集》二集卷七《通鉴训纂序》，页556。
〔26〕 清沈涛《十经斋集》（上海，中国书店，民国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十经斋考室文》篇末附录清段玉裁撰《十经斋记》，页7a。
〔27〕 王利器纂集《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之《廿二史札记》，页219。
〔28〕 案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影印1943年汪氏双照楼刻本）卷二（页54），谓司马光撰著《潜虚》，亦往往“专就当时时事立言”。
〔29〕 明娄坚《学古绪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读史商语序》，页5a—5b。
〔30〕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二六“通鉴”条，页1944—1949。
〔3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通证”条，页300。
*文章选自《制造汉武帝》（三联书店2015年10月刊行）第四章“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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