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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师、砍人、盗窃 被不停“抛弃”的孩子如何重回社会?

2017-08-16 共青团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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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邵阳市青少年教育学校,进入这扇大门的,都是脸庞稚嫩的孩子,然而他们,或是手沾鲜血,或是偷窃抢劫,或是恶意伤人。他们此刻都在高墙之内,终日不得踏出铁门半步。学校门外,背靠“桃花村”,和刚刚修缮一新的S217省道,车来车往,花花世界的诱惑不言而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这所学校里有近60个孩子,其中超过90%是留守儿童,80%是单亲或重组家庭。褪去犯罪的标签,每一个故事都映衬着大时代洪流之下,一个个家庭的血泪。



他们或是手沾鲜血,或是偷窃抢劫,或是恶意伤人

苏朋:旷课逃学,邻家老人说他几句,他砍死了老人



即便知道这些在操场训练的孩子都曾有过恶行,但依然很难把苏朋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他今年13岁,个子是一群孩子中最矮的,面容白净,褐色的眼瞳,被别人注视时神情躲闪,四肢细瘦。统一的绿色军T恤码数太大,松垮地套在他身上,衣服肩膀处的破洞有五六厘米。

出事的那天是3月27号,天气已经回暖,但苏朋还穿着棉袄,他5天没回家了,跟同学在外面混——旷课逃学,没日没夜地去网吧打英雄联盟,玩手机打王者荣耀。回到村子里,苏朋在村口等同学,一个村里相熟的老奶奶看见他几天都没回家,便指责了他几句,大意是小孩子别老跑出去玩,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爷爷。



这对一个刚从外面“野”回来,还在兴头上的男孩来说,这些话分外难听。冲动之下,苏朋从附近院子里找到一把砍柴刀,手里紧紧攥着这把刀,三刀砍死了这个66岁的老人。看着血从身体里流出来,他不是没有恐惧,但还是冷静地把尸体拖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用几个麻袋裹了起来。



不出几个小时,事情败露,苏朋被立刻送去派出所。隔天,他坐着警车,被警察押送到这所工读学校,没有随身行李,也没有家人陪同。8月20号是他14岁的生日,但是13岁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小鑫:偷食品被发现,3名学生用木棍将老师打死


2015年10月,湖南省邵东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少年杀师案。三名学生因在学校小卖部偷窃食品被老师发现,担心老师报警,于是用木棍将老师打死,随后抢劫了老师身上的2000元钱,在网吧玩了一晚上。



事发之后,这三名学生均因不满14岁,被送进了邵阳工读学校。不到两年的时间,除了年龄最大的小鑫之外,其他两人均已回归了社会。其中最小的张某只在这里待了两个月,就以先天性骨折为由申请离开。

最初,小鑫觉得自己像困兽一般被“囚禁”在这个学校里,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枯燥重复,周而复始,这让他无数次想过要逃跑。两年期满在即,他说自己最大的改变是“脾气改了很多”,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


小莫:偷窃40条香烟,知道犯法但觉得年纪小可以不负责


而小莫的故事,就更心酸一些。他今年14岁,寡言内向。5月9日,他因和朋友在便利店偷窃40条香烟,被警察抓获后送进工读学校。



小莫的生父因吸毒贩毒在监狱坐牢,母亲改嫁后与继父在广西生活,他从小在湖南老家与70多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今年年初,他从学校退学了。在此之前,从小到大所有家长会,都是舅舅或者奶奶去给他开的。


“你之前知道偷东西也是犯法的吗?”
“知道,但是我以为自己还小。”
“所以觉得偷了东西就不用负责是吗?”

他点头。


左蝶:逼迫15岁女孩卖淫,打得对方浑身是血


左蝶是学校仅有的两名女少年犯之一,她因为卖淫和恶意伤人罪需要在这里待至少半年。回忆起当时作案的情景,她丝毫没有迟疑或胆怯——她逼迫一个15岁的女孩卖淫,女孩不肯,于是她就和另外三个同学把这个女孩关在农村的破房子里,然后她独自用木棍把这个女孩打到“没有人样,满身是血”。最后女孩在半夜趁着没人从房子里爬出去报警,才得以解脱。



左蝶多次强调,这是她第一次动手打人。


学校书记周红说,“这个姑娘实在太难管了,身上不好的习气实在很难扭过来”,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她就挨了两次鞭子——最严厉的惩罚措施,第一鞭打在身上的时候,她直接被打趴下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怕打。”言语中透着老道的江湖气。


对于自己做的事,她说不后悔,“如果重新来过,我还是会这样对这个女孩痛下狠手”。但问她“想不想做个好孩子”,她的回答是“谁不想做好孩子呢?”




留守儿童,是他们的共同标签

学校里这些犯下大错的孩子,最初并非就是旁人眼中十恶不赦的坏孩子,但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夹杂着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原生家庭的裂变、网络信息泛滥、隔代抚养的老人并不能对他们有实际的威慑力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便令人扼腕叹息。留守儿童,是这所工读学校里包括苏朋和小鑫在内,大多数孩子的共同标签。




苏朋6岁时父母离异,生父在外地打工,母亲改嫁他乡,苏朋大多数时间都是跟爷爷在农村生活。虽然母亲有意把他带到改嫁后的新家一起生活,但生父执意不肯。

爷爷已经年近八十,平时会督促苏朋上学做功课,但十几岁的孩子终究还是管不住。离他学校七八十米的地方就有一个网吧,平时苏朋经常会跟朋友去那里打游戏,“不用查身份证,一小时四块钱,随便玩”。

“父母”对小莫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词语。2016年春节,小莫的母亲回乡过年。此时,他已经七八年没见过妈妈了,看着眼前这个人,“我问她你是谁?她说她是我妈,我觉得很惊讶,也没回答就走了。好陌生,她是个外地人吧”。这就是他对妈妈仅有的印象。



“恨过,因为妈妈不在我身边,每次看到别人的家长都很羡慕。”老师说小莫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学生,不善言辞,谈及父母,他眼里闪出泪光。



而留守状态和原生家庭破裂,让左蝶这个本来性格就有些泼辣的女孩,内心蔓延着一种戾气,“那个家(母亲改嫁后的家)又不是我的家,我在家里永远是多余的。那时候完全就好像自己没心一样,直接走了,管都不管。”


在被送入工读学校后,这些孩子依然处于被家庭抛弃的状态。“有些孩子在这里生病也没有家人或者亲戚来看。孩子改造结束后,送他回去父母都不要,甚至叫家里的亲戚也不要接受这个孩子。”



高压管理,是学校一贯坚持的准则。眼泪,是这些孩子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这些孩子在外面可以说很嚣张,但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讲到父母,他们也会流泪。”老师说。



在犯罪这个结果中,这些孩子是施害方,然而置身于家庭的责任和留守问题严重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们被动留守,父母和家庭长期缺位,身边没有人告诉他们善恶是非,迈入工读学校的铁门,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到错误与责任的滋味。如果父母没有缺位,也许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不是这样。



铁门内,戒备森严,少年犯初入时都发疯地想逃出去

邵阳市青少年训练学校是湖南省仅有的三所工读学校之一,当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与该校合作,对公安机关送来的少年犯进行管理。




每一个来这里的孩子,在外面都是“无法无天的小霸王”,初入这个戒备森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都会“发疯地想逃出去”。用心理老师彭栋明的话说,“如果刚来的时候你不想跑,那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但如果来了一两个月还想跑,那也没什么出息,因为你应该明白,插翅难飞,你跑不出去。”


清晨六点半,一记响亮的起床口哨声,所有学生穿戴整齐后开始40分钟晨训,随后排队洗脸刷牙,有专门的同学给所有人挤牙膏——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个人物品,也避免任何潜在的凶器。早餐通常是两个包子。



宿舍楼的门窗均有三层防盗网,集体宿舍一间可以睡20多人,只有两个吊扇,酷暑难耐的夏天,这样的条件着实有些简陋。一些床铺是相连的,上下铺都可以睡,但相邻的学生必须头尾错开,以防窃窃私语。


目前,学校里负责管理有犯罪记录学生的老师共有8名,其中不乏退伍军人。24小时无间断看护,即使晚上睡觉,也会频繁地进行夜巡。值班老师的宿舍就在两间学生大宿舍的中间,墙面有两个洞,可以分别观察两个宿舍学生,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老师都不敢掉以轻心。



周红是这所学校的书记,工作超过13年,接手过无数问题少年,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两年留守的孩子越来越多,犯法的情节也越来越严重”。翻看少年犯学生的花名册,罪名有恶意伤人,有偷盗抢劫,也有令人咋舌的故意杀人。从2004年至今,整整27页,记录在册的学生超过400人,还有很多短暂出现在学校,但因为各种原因可以提前离开的学生没有记录进去。



跟学生在一起,周红每天都觉得如履薄冰。一年365天,他几乎全都住在学校,外出办事时,只要看到学校打来的电话,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怕学生捅了什么篓子。这样的日子久了,当他迈出铁门,也会觉得恍如隔世,不仅仅是刚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需要适应社会,他也会觉得自己跟外面的社会有些脱节。



铁门外,留守儿童与少年犯的距离有多远?

铁门背后的罪童之殇,已经足够让人痛心疾首,铁门外,那些游荡在学校之外、问题边缘的孩子,是否会重蹈工读学校里少年犯的覆辙?留守儿童和犯罪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在湖南邵阳的农村,多数人家都盖起了两三层小楼,却难觅青壮年的身影。8月,部分留守的孩子被送去父母打工的城市度过暑期。但村里更常见的景象是,调皮的孩子或是在村口巷尾撒欢儿地玩,或是在网吧游戏厅打游戏,年迈的老人在家中准备好饭菜,站在门口一声一声地喊孩子回家。小薇的家在邵阳新邵县小塘镇,在同村人眼里,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孩子。



小薇今年12岁,五年级就开始退学在家,如今已有两年。母亲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再也没回来,父亲身体有些残疾,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八十多岁的奶奶。

小薇性格很调皮,经常做鬼脸,但只要提及“你爸妈去哪里了”,她的神情会立刻变得垮丧,一言不发。她不知道妈妈去哪里了,也不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工作,重点在于,对于父母她“一点都不想念”。



退学的这两年,小薇的爸爸回家时,多次想把她重新送回学校,但她实在太调皮了,没有学校愿意收她,也没有老师愿意教她,还怕她在班里影响别的同学学习。这样的处境不免让人担忧。



重回社会,罪童的考验刚刚开始

小鑫15岁,等到踏出这个铁门,他不想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因为“那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已经去坐牢了”。学校也许回不去了,他想出来适应一段时间后,或许选择去广东打工。




他的改造状况还算不错,但“弑师”的罪名,成为他人生抹不去的污点。“外面有很多流言蜚语,我在这里虽然听不到,但是我爸妈他们会有很大的压力。”


当初犯案的三人,只有他还在这里,小鑫非但没有觉得不公平,反而觉得“当时是我带着他们去的,对他们很愧疚,他们走了还好一点,不会在这里吃苦了”。

即使苦行僧一般的两年熬过去了,但重新回到社会,才是对“罪童”最大的挑战,心理矫正之路,依然漫长。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介绍说,虽然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呈现高发的趋势,但还没有明确的数据。2013年,共青团中央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针对服刑人员在未成年时期的行为规范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没有跟父母或完整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犯罪率高于与正常家庭生活的孩子26.5%。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里,留守儿童潜在的犯罪风险会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多26个。



而踏出工读学校的铁门,重新融入社会,对这些孩子来说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回归社会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接纳或是吸收,他们可能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比如重新实施犯罪。”如何让他们改过自新,从人生的漩涡中走出来,只靠一所所这样的工读学校和两年的改造教育,远远不够。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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