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中圈大V造谣攻击索尔仁尼琴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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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中

俄罗斯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关乎到一个政治智力游戏。

我们以前屡次说过“极左—白左—美左”共同构建的知识迷宫，俄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迷宫化的案例。而索尔仁尼琴则是俄国这个典型中的典型。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作家，他的惊世巨著《古拉格群岛》获得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但2008年他逝世之时，本应备极哀荣，却遭到简中圈全网造谣攻击。“索尔仁尼琴对苏联解体表示忏悔”、“索尔仁尼琴赞扬斯大林”、“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的芙蓉姐姐”等等恶毒诬词，竟然成为简中圈的“盖棺之论”。
这是何故？且待本文一一细说。

• 索尔仁尼琴没为苏联解体“忏悔”过，更没赞扬过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去世后三天，曹长青写出《斯拉夫主义害死索尔仁尼琴》（2008年8月6日）一文。曹氏在文中写道：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 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 ‘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 ‘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从曹长青的这篇文章，立即衍生了一系列复制性、追随性的论调。

如2008年8月7日香港大公报郭松民的文章《两个索尔仁尼琴》，先是夹枪带棒地抹黑《古拉格群岛》“把苏联描绘成遍布劳改营的黑暗帝国”，“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进而说“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祖国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

如2008年8月19日明报梁文道的文章《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讥嘲索翁“晚年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被普京“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

如2008年8月27日陈永苗那篇《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最走红的“芙蓉姐姐”》，先是复制粘贴了曹长青和郭松民“索尔仁尼琴晚年赞美斯大林”的论调，进而开始了恶毒文人的言语狂欢：“索尔仁尼琴是芙蓉姐姐”，“看看索尔仁尼琴的相片，活脱脱就是美军从地窖里拎出来的萨达姆”，“当他晚年社会主义破产，发现抵抗斯大林，会危及社会主义时，他就开始赞美斯大林。从抵抗到顺从，从保守到激进，那条贞洁带不脱自落”，“索尔仁尼琴晚年越来越接近建在茅坑里面的坟墓”。其用词之污秽腌臜，不堪入目。

索尔仁尼琴的逝世之日，本应举世同悼，却竟然成了他在中文互联网上臭大街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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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翁仙去时，我在某厂的历史频道搬砖。正与同事商量做专题时，突然收到通知，不准做专题、不准悼念索翁，言辞严厉。如果索翁真像曹氏以及上述数文所言，晚年回国后“肯定了斯大林”、“怀念伟大的苏联”，那机关应该揪住这点不放，发动舆论大肆赞美索翁“回头是岸”才对。何以行径反常，作颠倒状？这是一个极大的疑点，使我当时并未相信“索翁晚年论”。

带着疑惑，我开始检索曹长青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文章，这一查之下，发现1998年曹氏就写出了《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翁生前死后，他又炮制出《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与理性阴影》、《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抛弃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世界》多篇檄文，意图“盖棺论定”，把索尔仁尼琴说成是一个既反苏联、又反西方民主自由，是个“斯拉夫主义者”，甚至用最恶毒的口吻痛骂“索尔仁尼琴是邪门的恶魔”，借安·兰德之口说：“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曹长青向以文笔犀利著称，阐述了很多美国右翼思想，可以说率先让我们认识到了“两个美国”的存在。因此，他这番破口大骂，确实成了中文互联网里的盖棺之论，多年后仍然高踞知乎“如何评价索尔仁尼琴？”回答里的重要篇幅。

后来，这种以索尔仁尼琴为由，大讲苏联崩溃之弊的文章再度兴起。如2012年郭松民的这篇《忏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的前半生是一场拙劣的肃剧，后半生则是一出深刻的谐剧。当这位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果然担当得起“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名号的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突然既不自由也不宽容，更容不下他的不同政见，甚至群起攻击、辱骂起索氏的人格来。也许正因此，索氏晚年的种种忏悔才格外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对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评价词语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为什么？索氏当年抽了左派一个大耳光，右派们欢呼雀跃，把索氏抬到很高的地位。结果，等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居然腾出手来，又抽了右派一个大耳光。1978年，索氏已经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氏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等。因此，左派、右派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有严厉的批评，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易怒者、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年他曾经深深加以指责和批判的、早已不复存在的苏联及斯大林的态度，又来了一次重大转变。当他看到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一切，他在临去世前一年说了这样的话：也可能我是错的。苏联剧变后，一直在诋毁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发出深深的忏悔。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几乎是仰天长叹。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还有王小石这篇更有名的奇文：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
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2013年8月此文曾同时挂在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大门户首页，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上述这些文章的核心部分，关于索翁回国写了《在转折关头》、赞颂斯大林时代和苏联的说法，均出自曹长青的文章。

再经仔细检索，发现原始出处是中科院外国文学研究院的张捷。

上面这段文字是张捷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8月号）一文中所写。而早在1999年他就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表述。

从最原始的张捷，到曹长青，到郭松民，到陈永苗，再到近年王小石的奇文，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先提到索尔仁尼琴写了一篇小说《在转折关头》，索翁在小说里“肯定了斯大林”，借此说明索翁晚年对自己以前倾力推倒苏联的行为“忏悔”了。

很明显，他们的核心论据是《在转折关头》一书。

百度百科里说“找不到《在转折关头》这书”。但我经过详尽检索后，发现这书确乎是有的，篇名叫《转折关头》，少了个“在”字，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并没有独立印行，而是收入《杏子酱》这本集子里了。于是特意到新华书店买了这本《杏子酱：索尔仁尼琴中短篇小说集》。

该书于2015年11月出版，译者为李新梅，由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公司出版发行。

翻遍了这篇四十五页的小说，就只有这两段提及斯大林：

“斯大林的死——让人震惊！倒不是认为他永垂不朽，而是觉得：他——是一种永恒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人们号啕大哭。老父亲哭了，（妈妈——没哭），德米特里与妻子也哭了。大家都明白，失去了最伟大的人。不，那时德米特里还不完全明白，这人怎么伟大了，——还需要很多年才明白，整个国家是如何从斯大林那里获得了奔向未来的加速度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感觉将会消失——而加速度将继续存在，而且只有凭借它我们才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

被多位简中圈大V翻来覆去炒作的，就是这段话。

那么，小说里的这段话，究竟是不是代表了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甚至是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呢？

我们通篇读之。小说的第一部分，是讲这位“德米特里”仁兄，如何从一个炙手可热的团派新贵，在赫鲁晓夫面前毛遂自荐去军工厂，逐步当上了这个工厂集团的一把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经历了两次改革，集团转型、停产、分拆。德米特里既机警又狡猾，抓住每次机会，是每次“转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从不落伍。最后从集团一把手变成幕后银行家。第二部分讲一个从改革时代崛起的年轻银行家，由于关系不够硬，屡屡受到竞争对手的排挤打压甚至暗杀，业务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谋求老人家德米特里的保护。

全篇采用的是一种“意识流”式的心理描写，以两个主角的视角观察苏联和转型期的俄罗斯。德米特里对每个苏联时期的领袖，包括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使用了颇为尊敬的口吻叙议。这种尊敬以及尊敬之下稍带嘲讽的语气，完全合乎一个“与时俱进”的既得利益者和位高权重的集团领导的身份。只有合乎角色身份的语言，才是真实刻画主角性格和时代背景的语言。

这种意识流手法早在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时代就已经有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通篇就是以绿帽老公和淫荡老婆的口吻自述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更是以一个被阉割的低能儿的视角描述整个时代。

索尔仁尼琴的《转折关头》只是在技巧上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罢了。而且索翁刻画德米特里，恰恰是以这个人物影射一个永远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在苏联时代以红色改革家的面貌出现而获利，在苏联倒台后又当上了寡头，在幕后把控政经，继续盘剥吸血。这种人物对苏联时代自然是满嘴谀词。曹氏将索尔仁尼琴对他们的讽刺说成是“重新评价斯大林”、“称赞这个独裁者”、“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明显是无中生有。至于郭松民引申的“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王小石引申的“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故意歪解作家的本意。

索尔仁尼琴，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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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是一个著名的索尔仁尼琴谩骂者，认为《古拉格群岛》是反苏的丧心病狂。他在文中种种胡言乱语，自不待言。而曹长青在政论界第一个跳出来，全盘接受张捷这通废话，只能说明：或者曹氏本人根本没看过索翁的这篇小说，只是在拾张捷的牙慧；或者曹氏也是别有用心，故意引用假资料以达到诋毁索翁的目的。

至于那些曾高高挂在各网首页的，从张捷、曹长青文章引申出来的，声称索翁自言“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苏联剧变后，一直在诋毁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发出深深的忏悔”之论，更是鬼话连篇狗屁不通，绝无半点依据，纯属造谣。

我可以明确地说：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忏悔”过自己推翻极权的历史行为。1994年回国后，他对新俄罗斯政府确实提出了持续批评，但并非批评他们“搞垮了苏联”。而是批评他们所谓的“休克疗法”、“私有化”计划是权势阶层瓜分国有资产，造就了新型权贵崛起。索翁指出，这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寡头统治，是假民主、反民主。索翁要求俄罗斯实行真正民主的主张，触怒了当时的新贵们，所以遭到媒体抹黑和打压，直到普京上台，才再次受到重视。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是怎样被无中生有、层累地伪造出来，而且至今仍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俨然盖棺之论。真是触目惊心。

我们再来看看这条造假链：

张捷 → 曹长青 → 郭松民 → 陈永苗 → 王小石 → 全中文互联网

曹长青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作为原始作假者，“文学砖家”张捷名气不显、无人知晓。而曹长青在八十年代已经成名，移居美利坚当了政治评论家，还建了自己的网站，还为南方周末撰过稿，还上各种电视节目，影响不可谓不大。由他出口转内销，所谓索翁“赞扬斯大林”、“怀念苏联”之说，立刻跟风者无数，流毒无穷。郭松民的“忏悔论”是抄袭曹长青的，陈永苗的“芙蓉姐姐论”是抄袭曹长青的，王小石的“崩溃更惨论”也是抄袭曹长青的。

搞臭索尔仁尼琴，是搞臭当代俄国的前提。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居然也“忏悔”自己否定苏联的推墙行为，也认为苏联崩溃后比不崩溃更悲惨，这对黑俄宣传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3年9月17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巴黎的电视节目的拍摄现场。

• 他们为何仇视索尔仁尼琴？

曹长青批判索尔仁尼琴是分上下两部分的。

“上部”就是已被我们拆穿的，从张捷那儿抄过来的“索氏赞扬斯大林”、“怀念苏联”等等伪证。

“下部”就是他引用了多名西方学者、文人的话，抨击索翁“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宣扬“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

譬如他借安·兰德之口辱骂索翁“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是用东正教取代马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又引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他还煞有介事地总结道：“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 ‘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最后，曹长青还再次引用安·兰德的话，指斥“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伤人害命的 ‘巫医’”，还自作聪明地为未来开出药方：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应是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曹长青一贯自号“右派”，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左派的毒药方。

他所引用的名人，安·兰德只是一个经济右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真是连右派的皮毛都没摸到；以赛亚·伯林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即名副其实的政治左派。曹长青自号右派，却引用白左积年的政治观点，这证明他对何谓右派的了解相当肤浅。

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保守主义并非天然挂钩。“人本主义”的自由，最终要掉落到“个体主义”的自由。个体主义是从逻辑上取消了道德规范的，从逻辑上注定要成为道德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

而真正的右派，认为人类是有恒久不变的最高价值的。最高价值蕴藏在文明的传统里，而这个传统包含了宗教、政治、道德和民族。沙皇俄国是从传统里生发出来的，而苏联摧毁了这个传统。苏联与西方白左同样是摧毁老欧洲传统的法国大革命之子。所谓古典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等，实际上不过是白左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扭捏出的同一个身影罢了。

索尔仁尼琴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俄国人民必须回到沙皇俄国时代的信仰和道德状态，而不是去继续趟布尔什维克或白左的死路、绝路。虽然当时索翁并未完善其理论话语体系，但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而非曹长青叶公好龙的伪右真左。曹长青口中的“西方的道路”，并不属于西方，而是阴谋家们发动法国大革命后用雅各宾的断头台杀出来、用拿破仑的炮弹炸出来、用数以千万计人命铺出来的激进主义道路。

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原是启蒙运动主义者为了推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各地革命而炮制的一套理论。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是一丘之貉。通常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作为笔杆子和宣传家，长期伪造舆论唱衰欧洲的君主制政府，找到诱因将其推翻后，再主动让渡给激进派掌权，镇压并屠杀人民。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都按照这套模式进行。自由主义革命家罗兰夫人在被砍头之前才明白过来：“自由啊，以你的名义犯下了何等的罪行！”

以“自由”的名义砸碎了法国基督教传统社会之后，左派再接再厉，兵分两路。一路是〖法国大革命-1848年-巴黎公社-布雪维克〗，继续从外部以武装暴力和阴谋活动推翻合法政权，建立暴政；另一路是〖法国大革命-1830年-1848年-社民党-第二国际-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欧盟-全球主义-NWO〗，以“和平长入”的方式，走议会道路，温水煮青蛙地过渡到暴政。布雪维克与白左，这两路人马是一伙的，外形虽异，精神同构，里应外合，殊途同归。曹长青口中的“西方的道路”，其实指的就是“和平长入”的第二路人马，它们因时制宜，有时候是共和党，有时候是民主党，有时候是社民党，有时候是基民盟，有时候要大公司自由主义，有时候又要高福利新自由主义，形形色色主张惑人心智，最终无非都是喂西方民众吃药，变成任人摆布的愚氓。

正因如此，西方白左一直与邪恶势力苟且勾结，上至林肯、威尔逊、罗斯福，下至老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拜登，莫不皆然。索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看出，西方在白左的文化大破坏之下早已整体丧失了道德勇气，只是偷安于一时，对世界不但无功、反而有害。对于他来说，大半个西方都是左派当道。他对西方是恨铁不成钢。

1978年，索翁在给哈佛大学第327届毕业生的致辞中，一针见血指出：

“在当今西方社会，……破坏性的且不负责任的自由已被给予了无限的空间。在人性堕落的深渊前，社会毫无防备。比如滥用对年轻人道德暴力的放任，电影里充斥着色情、犯罪和恐怖。这种放任被当作自由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年轻人不去观看和接受那些元素的选择权的理论对立面。条文主义式的生活已显出对抗恶的侵蚀时的无力。法条（尤其在美国）已经宽松到不但鼓励了个体自由，还鼓励了某一些个体犯罪。对于这片犯罪的黑暗的阴影，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罪犯在众多公众保护者的支持下能过逃脱惩罚，获得不应有的宽恕。当一个政府开始对恐怖主义发起战斗，公众意见立刻指责其侵犯了恐怖主义者的公民权。此种事例还有很多……自由向恶的倾斜已逐渐发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白左在美国挑起了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它们推动性滥交、妇解运动、吸食毒品、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文化马主义大行其道，一波波冲击彻底摧毁了美国传统社会。左媒推波助澜，以“自由”之名行假新闻之实，在沃伦法院撑腰下颠倒黑白，肆意败坏美国传统价值观，正如索尔仁尼琴说的那样：

“新闻对事实的扭曲和缩放不负有道德责任……新闻既能刺激公众意见，也能误导它。于是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者被英雄化，或者属于国家防御的秘密事件被公开披露。”

左媒的非美宣传数十年如一日。不同的是，七十年代CNN、NYT们把杀人如麻的北越士兵和红色高棉捧为英雄，现在则把极端穆斯林分子、BLM们的打砸抢合法化。

“邪恶势力的全面进攻早已展开……但你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里仍然充斥着程式化的微笑和高举的酒杯。这愉悦从何而来?”

左派的愉悦是很自然的——他们从来没把邪恶势力看成是邪恶势力，反而把热爱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看成邪恶势力。

“许多从你们这个社会涌现出的知名人物，例如乔治·凯南说：我们不能把道德准则运用到政治上。于是我们混淆了正与邪，对与错，同时为这个世界上彻头彻尾的邪恶势力之最终胜利开道。而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坚守道德准则才能帮助西方世界对抗邪恶势力缜密的世界战略，舍此无它。另一些人认为越南或柬埔寨理应有空间实现民族自决……但是在一场种族屠杀中、一场置三千万人于痛苦的运动中，美国反战组织的成员们却渐渐开始背叛那些远东国家。听到那儿传来的哭喊了吗，那些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们？他们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了吗？或者他们宁愿不听？美国的知识阶层丧失了勇气，导致危险进一步逼近美国。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你们那些短视的政治家，草草地在越南签下停战协议书，似乎给美国带来了一刻的无忧无虑；但是现在，一个百倍于越南的阴影正逼近你们。小小的越南已经成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让这个国家鼓起勇气的机会。但是如果羽翼丰满的美国在半个越南承受了彻底的失败，西方世界又如何寄望在未来屹立不倒？所有那些受到追捧的技术成果，它们头顶启蒙运动的进步光环，包括对于外太空的征服，都无法挽回20世纪的道德破产。这种道德赤贫甚至晚至19世纪都无人能够想象。”

乔治·凯南是深国的刀笔吏，正是他与杜鲁门一伙卖国贼将冷战设计为“遏制”而非战争，对乔大叔暗送秋波，让苏联在虚假的遏制中长成巨人，然后白左与极左在雅尔塔体系的掩护下瓜分世界。

美国在越南遭受军事和道德的双重失败，紧接着又在石油战中败北，欧美油价飙升、百物腾贵、经济触底，作为收买选票工具的福利国家制度濒于崩溃，白左们这才暂时结束了它们几十年来渐进式改造美国的议程，里根上台。

索尔仁尼琴亲身经历那个时代，而且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过，非常清楚“灯塔国”的命门要害是什么。他对美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他不耻西方“为了自身的苟安……出卖了整个东欧，只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幸福生活持续得更久一些。波兰米可拉伊奇科政权，多么轻易地被出卖了！同样地，自己的战时盟友蒋，也被轻易地出卖了……他们在不断地寻求苟安之道，选择自己的替身而置身亊外”。

金雁在《倒转“红轮”》里，尽管说了不少瞎话，但核心论点是值得注意的：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 ‘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 ‘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他的这番话……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索尔仁尼琴的思路，与川普时代的保守派思路何其相似，都是靠拢美国底层民众，摆脱沼泽精英阶层（社民主义-渐进派）对国家的劫持，we the people，还原真正的民主。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索尔仁尼琴指出，美国社会正被推动着重复“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模式：

我的警告，其他人的警告——萨哈罗夫直接来自苏联的非常严重的警告——这些警告无人理睬，它们中的大多数似乎落在了不想听的聋哑人的耳朵里。曾经我曾希望生活经验可以在一个国家传给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注定要经历自己的每一次经历才能理解。……事实上，我们的俄罗斯经验对西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的某种偶然性使我们走过比西方早了七八十年的道路上。现在，当许多社会现象正在重复俄罗斯崩溃前（指“十月革命”）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怀着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来看看你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经验对西方至关重要，但我不相信你们有能力吸取它。……比如老一辈的某种退却，将他们的智力领导权让给年轻一代。对于那些最年轻、生活经验最少的人来说，在指导社会生活方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可以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舆论的潮流，当权威人士、知名教授、科学家即使持有不同的观点也不愿意参与争论。提出反对意见以免被卷入其中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责任，这在完全自由的地方很典型。……顺便说一句，俄罗斯享有极大的自由，西方对革命前的俄罗斯有着完全错误的看法。在享受如此巨大的自由的同时，记者和作家在历史面前、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失去了责任感。随后就是现在这种对革命者的普遍崇拜，越来越极端！同样，在俄罗斯发生革命之前，如果不是社会上的恐怖崇拜，那么就是为恐怖分子提供保卫和辩护。身居高位的人、知识分子、教授、自由主义者，为保卫恐怖分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愤怒和愤慨。然后是政府权力的瘫痪。我可以给你更多的类比。——1976年6月1日，BBC对索尔仁尼琴的专访

在专访中，BBC 记者迈克尔·查尔顿对索尔仁尼琴提出了曹长青式的质问（斜体字为记者提问）：

也许你自己的困难之一是——你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不再是西方安静的游客。在某些方面，你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批评家。而且我认为，批评你的西方人相信你是在要求回归俄罗斯，回归父权制的俄罗斯，回归正统. 你接受这些批评吗？你知道，这是新闻界责任感薄弱的后果之一。媒体不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它最轻松地做出判断并贴上标签。平庸的记者只是将他们的结论作为头条新闻，突然成为整个西方的普遍观点。您刚刚列举了几个命题，实际上所有命题都不正确。首先，我不是西方的批评者。我再说一遍，我们几乎一生都在崇拜西方——注意“崇拜”这个词。我不是西方的批评者。我是西方弱点的批评者。我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事实的批评者：一个人为何会失去他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力，拥有自由却不珍惜它，不愿意为此做出牺牲。第二个标签——同样常见——贴在我身上，我想回到父权制的生活方式。嗯，在我看来，除了愚笨之外，没有一个正常人可以提出回到过去，因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清楚，一个人只能前进。很容易想象，一些主要写女性时尚的记者想出了这个标题，所以“我呼吁一种父权制的生活方式”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我再举一个例子。以“民族主义者”这个词为例，每个人都在唾弃它。但什么是“民族主义者” ? 如果有人建议他的国家应该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征服它周围的国家，应该继续扩大它的帝国，那么这种人就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相反，我建议我的国家应该解放它所征服的所有人民，应该解散军队，应该停止一切侵略行动——那我是谁？在媒体口中我就成了民族主义者！你非常雄辩地指出，你不会回到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意义上，但我不确定你如何按照你所说的那样前进。您如此雄辩地描述的苏联这个充满紧张和压迫的国家的出路是什么？如果西方无能为力，俄罗斯人民的出路何在？会发生什么？……我和萨哈罗夫都曾经同意，以一条平稳的道路摆脱这个可怕系统。然而，今天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失去了实用价值。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方不仅放弃了四个，五个，或者六个国家，西方已经放弃了它的世界地位。西方放弃了一切，为加强苏联的暴政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今天所有你的这些问题都与苏联无关。你们投降的速度如此之快，超过了我们道德复兴的速度，以至于目前苏联只能沿着一条路前进：极权主义的繁荣。目前的问题不是苏联如何摆脱极权主义，而是西方如何能够避免同样的命运。西方如何能够抵御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力量？那就是问题所在。

索尔仁尼琴在此明确回应，他不是什么父权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这些都是西方左派媒体的造谣抹黑手段而已。他对记者说，他（以及大部分俄国人）曾是西方的崇拜者，但眼见西方丧失道德勇气后，便对此展开批评——因为西方的堕落扶持了本来陷入危机的苏联，使极权阵营得以繁荣昌盛。

为免误解，索尔仁尼琴还特意强调：“我不是西方的批评者，我是西方弱点的批评者。”

1990年，苏联崩溃前夕，索尔仁尼琴极有预见性地出版了《重建俄罗斯》（

Rebuilding Russia :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一书。在该书中索翁主要提出两大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修复苏联时代遗留的道德败坏。他劝告俄国同胞回归东正教价值观，拒绝西方白左文化的“粪肥”；弥补破碎的家庭结构，重视农耕；让所有非斯拉夫共和国独立，而由斯拉夫民族组成一个新的俄国。他认为，如果没有深刻而痛苦的精神忏悔过程，布尔什维克的罪恶将无法克服。第二个建议是重建俄国的政治制度。他结合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设立的地方代表大会（Zemstvo）和美国城镇会议（Town meeting），建构出一种直接民主的愿景。

《重建俄罗斯》，法拉尔、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91年9月1日

在他的计划中，将设立四个级别的议会（Zemstvo）——地方、郡县、州和全俄。在地方一级进行直接选举，并同时间接选举更高的机构，包括总统和部长理事会。换言之，政治权力来源于地方一级，而国家政治家的作用不再那么重要。索尔仁尼琴认为，党派政治十分愚昧，因此任何当选者都必须在任职期间放弃党员身份，最忠实地代表其选民。

试问，一个设计出地方直接民主制度来替代腐败污秽的政党政治、被精英劫持的代议政制的人，他的思想里怎么可能有“专制”成分呢？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后，造成了震撼性的社会影响，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赋予了西方右翼以丰富的理论资源。正因如此，索尔仁尼琴遭到了西方左派的强烈嫉恨。西方左派无法直接为斯大林翻案，正面对撼索翁，只好迂回窥伺。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哈佛毕业典礼等系列演讲之后，西方左派终于找到机会了，蜂拥而上攻击他“强烈反西方”、“反民主”、“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怀有敌意”……他的著作被故意误读，再配以敌意的评论。他的文学生活被纳入“听证和调查的范围”。由于“参议院的警报”，国务院官僚们甚至下令禁止“在自由电台（对苏广播）上提及他的名字，并且做得如此彻底，就像以前苏联所做的那样”。“这两种世界力量，彼此有那么大的不同吗？”索尔仁尼琴问道，“在对我的攻击中，美国人正在直追苏联当局......即使在苏联作协秘书处最疯狂的时候，我也没有被如此的口诛笔伐。” 

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大批判的主力，就是多元主义“精英”。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我们的多元主义者》一文中写道，西方多元主义的精英都来自同一个群体。“所有人都在首都生活了几十年，其中有几个曾担任过马主义哲学家、专题作家、讲师、电影导演或广播制作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中央委员、契卡”无异。他们劫持了媒体，只要索尔仁尼琴说话，他的话只能通过他们的转述被歪曲。譬如，他在演讲中指出“平等的观念实际上取自基督教观念，人人平等，如同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一样”，美国堕落是因为在背离上帝的过程中，“民主失去了更高的中心”，马上就被多元主义者们污蔑为“东正教专制主义”、“诋毁西方文明”，并统一口径大肆传播。

在佛蒙特州居住了二十年，最终，索翁对美国失望透顶。如果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不能拯救人类于水火，那么就重建俄国，让复兴的俄罗斯担当这个角色。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终极理念。他认为，美国早晚会被白左颠覆，成为新的邪恶帝国。2020弊选，已经完全验证了索翁的预言。

作为伟大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被西方白左群起而攻之是必然的命运。但自命为简中右的曹长青陈永苗们，竟也踊跃加入白左的行列，不惜捏造罪证造谣污蔑，这就不由得让人深感荒谬和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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