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杨雄：昆明的傲慢与偏见
因为对昆明的无知，对建筑师杨雄也是一无所知，只不时从其他人的朋友圈那里听得一点消息：他的大象书店又做了什么活动；他设计的昆明当代美术馆新做了什么展览……昆明采访期间，有一晚在一张饭桌上碰到，他因为正在泸沽湖设计一家酒店，而我早已对泸沽湖不感兴趣（何其傲慢与偏见），只顾埋头吃饭。间隙听他聊起泸沽湖，5分钟后，觉得讲得真好，还真诚，又想，不过就这一两句吧。10分钟、15分钟过去，思想的激荡竟然一浪接着一浪，全在我的空白地带，悄悄掏出录音笔，老老实实放下筷子。
晚饭结束，心里还滚烫着，问，可否去大象书店接着聊？他好心肠的答应了。在书店聊到所在小区锁门，接着夜游环翠湖区域，过萨尔瓦多、半山酒吧、MAO、艳芳照相馆、新建设电影院……每过一处，就和我历数各家故事，走到全身出汗，走到微醺，道别前，回：可否将最前面的15分钟复述一下？他用一秒钟愣住，马上就热乎乎的复述起来……
后来又一次去昆明见他，在市区的M60创意园，昆明西郊的石江村，西北边的大墨雨村，看他设计的各种“磁体”（他以此称呼那些充满活力、思想激荡的公共空间）。比起那些理性、成熟、得体的建筑师，杨雄有点像一个天真、莽撞、内心炙热到不自知，也不知疲倦的小孩儿，凭着一股憨劲儿，蛮劲儿，用滚烫的热量点燃我，点燃他造的每一栋房子里的主人，又用这些房子里发生的碰撞，点燃昆明。昆明幸好有他。
▲杨雄和妻子饶娆。
行李&杨雄
1.摩梭人，害羞之墙
行李：我是15年前去的泸沽湖，之后再没去过。这些年偶尔看到报道，负面、娱乐居多，以为那里只剩下大众旅游了，幸好刚才听你一席话，现在又开始重新认识那里。
杨雄：我虽然家在泸沽湖，但也是因为上研究生时做论文，才有了深一步了解。论文研究泸沽湖摩梭人的村子，题目叫《害羞之墙》，对我影响很大。
行李：这么文学化的名字……
杨雄：很多人认为泸沽湖很开放，随便走婚，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那里，我发现当地村子全都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如果从空中俯瞰，村子其实很稀疏，但走进村子内部，因为围墙层层叠叠，就像进了迷宫。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一做论文就想到这个题目，我导师王冬是学者型建筑师的典范，他也很支持。后来用了两年时间，去了几十回。
行李：那些围墙是怎么回事？和摩梭人的走婚，和你学的建筑，关系是什么？
杨雄：那是十年前，还有50%多的摩梭人走婚。以前大家以为摩梭人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文化圈子里，但其实，藏族、汉族、彝族、纳西族，都在他们周边生活，摩梭人没有被这些强大的文化同化，还是保持自己独特的走婚方式。
在这之前，香港大学的社会学家周华山在那里待了数年，写了一本书，《无父无夫的国度？——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他提到，走婚是摩梭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而走婚，和摩梭人的害羞文化有关。
后来我开始逐级研究，发现摩梭人有四级害羞之墙，先有村落族群的墙，家屋的墙，再有院落的墙，最后是祖母房的墙。祖母房是一个双层回字型的封闭空间，在火塘背后，很黑、很神秘，她的生老病死全在这里。但是很可惜，那之后的十年里，我眼睁睁看到，从最外界的围墙开始，一层一层害羞之墙都被击穿。
行李：被什么击穿？
杨雄：被旅游和城市化击穿。当害羞之墙消失，摩梭人相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消失了。四五年前我去时，还有一些祖母房，那是他们所有的害羞之墙里，最后一层遮羞布，现在连这一层墙都没有了，当害羞文化不在，走婚文化也就消失了。
行李：真是无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害羞文化，很震惊。
杨雄：其实整个中国都有害羞文化，以前的城市也有一层一层的围墙，当围墙被拆掉的那一刻，原有的社会结构形式也就没有了，人类物质形态的空间，是直接关联到社会形态的构成方式的。
摩梭人所在的泸沽湖社区，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模范社区评委会上，荣获“文明社区”，因为走婚解决了夫妻矛盾，解决了财产分割的矛盾，也解决了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矛盾，大家可以很纯净的谈恋爱。云南泸沽湖所在的永宁，法院有连续八年都没有过家庭纠纷的官司，这是走婚的社会机制起了润滑剂。但现在，情况变得很糟糕，当一个人，一个社会不再害羞，是很可怕的。
行李：你当初调研的点是哪几个村子？
杨雄：五指落村，在草海湿地旁；格萨村，泸沽湖边最古老的村子之一；还有落水村，分上洛水和下洛水，是混居，有一些普米族在里面，也有永宁的村子。当时的研究可能严谨性不够，但我开始重新思考建筑和人、和社会的关系，才有了后来做大象书店，做磁体的念想，这是一个根源。
行李：你小时候的生活场景，和泸沽湖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
杨雄：泸沽湖的西边是云南永宁，东边是四川盐源，我在盐源那边。妈妈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所以每一两年都会去泸沽湖玩。那时没有旅游，湖边全是原始森林，我第一次在森林里看到一种像孔雀一样的鸟（后来知道是锦鸡），尾巴长长的，从空中滑过，如梦如幻！那时村子里的人对我们那种热情，家里能给我们吃的都给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视之为当然，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但想起那时的淳朴，还是很怀念。
后来在昆明上学期间，被搅进一场矛盾中，我一个那种地方来的人，怎么能处理这种人际关系？我是不做梦的，那段时间天天做恶梦，每晚半夜惊醒，坐在窗边发呆，基本是抑郁了。我觉得在昆明待不下去，就和几个同学回泸沽湖玩几天，就在泸沽湖最美最美的地方，赵家湾（现在旅游开发，改叫女神湾了）。
有天早上，村子里一位赵大哥带我们几人划船到泸沽湖里去玩，大概早上八九点，泸沽湖最美的就是那个时间点，太阳刚起来，湖面上有雾，当船划进雾里时，赵大哥一下子唱起摩梭人的山歌，我们几个小孩都在船上大哭，哭完心情就好了，后来再面临很多事都不怕，有那一幕的美好让我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又加上后来做论文，觉得和泸沽湖渊源很深，但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后来去保护一个村子时，也没保护成。
行李：保护村子是什么故事？
杨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老村子，就是我做过调研的格萨村，因为修某个大酒店，要把它改造成和酒店配套的旅游村，村子里所有围墙都要拆掉。第一次进去时，村子还有很多围墙，很漂亮。但政府拨了一两百万，就把它“整治”了。再去的时候，都没进村，站在村口就哭了，那些墙全被拆光，原来的土坯房刷成红色。有一次大象书店做活动，请导演贾樟柯讲他的家乡，我和他有一个交流，结果我一说家乡，就在台上哭了。
行李：最初对建筑的兴趣是怎么开始的？
杨雄：小时候，我父母亲手修了一栋房子，我见证了一个空间完整的建立起来。房子很美，有一条小巷子，有前后院，前院有花园，后院是菜地，可以看到远山。也有很好的社区关系，亲戚都住在周围，我和小朋友都在街道上玩，有很多童年记忆。后院还有一个堆放木柴的棚子，我就用木柴搭一个窝，带着吉他、书，成天窝在里面，觉得那就是我的天地。那就是最初的源头吧，但那时身边人连建筑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考了三年才考上。
行李：为什么要考到昆明来？
杨雄：本来是考重庆大学，后来被调配到昆工（昆明理工大学）。到了昆工，还是没读到建筑学，读的是土木工程。真是命运捉弄，昆工当年只在四川招一个建筑学系的生员，是一个女孩，比我高40分，但她没有报建筑学，她报的是土木工程，最后她读了半年就抑郁了，因为她不会画画，被全班人笑。我和她商量后，一起去找校长，我说，“大学不就是为了实现理想吗？我们想交换专业。”但是不行，不允许换。
行李：后来呢？
杨雄：后来，那个女孩退学了，但我还不想放弃。一个学长告诉我，有堂课专门讲梦想，是三百多人的大课，让我去那里试试，看能否打动老师。很神奇的是，我一直害羞，说话也结巴，但那次，我直接冲到台上连续讲了15分钟，说，“我的梦想就是学建筑学，这辈子要在一个湖边建一个属于我的家，让家人住在里面……”
行李：然后读成建筑学了？
杨雄：没有，不过从此就不结巴了，决定换一种方式，开始去建筑学系旁听一些课程。其中一次，听到一堂课：中心与边缘。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谓的中心和边缘，有时会相互转换，边缘甚至会折射出中心没有的东西。那时我不懂这些，每天上课就躲在最后一排，只觉得，我就是那个边缘，远远遥望着中心。
一路旁听到最后一年，决定考建筑学的研究生，竟然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导师就是当年讲“中心与边缘”的王冬老师。
行李：现在算是把你和泸沽湖的脉络大致理清楚了，很好奇你正在设计的酒店，会做成什么样子？
杨雄：我正在设计的既下山酒店，就是重建这四级害羞之墙。酒店在大落水村附近的山腰上，旁边有泸沽湖唯一的一眼泉水，位置非常好。
做项目期间，听说有一个在西藏，也在泸沽湖建寺庙的工匠，很会盖木房子，云南永宁的扎美戈喇嘛寺、四川的木里大寺，他都有参与，我说一定要认识这个人，结果一直见不上，绕山绕水，绕了两三年，终于在一次饭桌上，我们见面了。他知道我在找他，饭后带我去他们家，在一个小村子里，家门口有级别很高的白塔，里面有舍利。他的家人多年前就去了拉萨，后来成为第一上师，现在有一个弟子在昆明西郊的安宁佛学院任住持，也是摩梭人，后来和我也有了更多渊源。
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项目断断续续做了7年，这故事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中间也很失落，到后来，觉得做不做成已经无所谓，它就是我的修行，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又有了一线生机。很幸运，现在又得以重拾起来。
2.大象无形，大隐于心
行李：一个建筑师，为什么要开个书店？
杨雄：就像刚才说的，泸沽湖的房子做了很长时间都没做成，心里空落落的，那时和我太太饶娆结婚没多久，她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她那段时间正好带学生去南京调研，去了先锋书店的五台山总店，回来说很喜欢，开在地下，很安静，也很特别。我就想做一家书店，作为礼物送给她，让她治愈一下。最初一段时间，自己一个人瞒着她四处找地方，后来在旁边一条街看中一家店，很小，但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书店，已经约好第二天就去签约。
签约前一天，我们来现在大象书店所在的这条街吃饭，就是那么神奇，吃饭的餐厅就在书店对面，是一家开了十多年的老店，生意超好，排队等候期间，我莫名其妙地走进这个院子，走到现在花园的位置。这里以前是地下车库，但停不进来车，结果在昆明最火的商业区闲置了十年，我看到的时候，全是积水垃圾，金属卷帘门已经朽掉。我转过身就去拉饶娆，说：走，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未来。她看到的时候懵了一下，我说这不就是你要的地下书店吗？那么牛，那么大！
行李：就这么开始了？
杨雄：就这么开始了。我们从没做过生意，到处找人打听，结果真的找到以前的开发商，他很惊讶，“这种地方你们用来干什么？你先试试吧。”
于是开始改造，中间遇到各种挫折，几度想要放弃，但总是莫名其妙有人帮忙，2014年1月6日，我们真的开业了。不敢声张，就我和饶娆，我们双方父母，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就代表开业了。
但书店有种奇特的力量，虽然刚开业就过春节，但总是莫名其妙有人来，有一天，我看到一群人在里面聚会，那群人就是昆明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张晓刚和他的朋友们，后来我和张晓刚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每年过年回来都要来这儿。
当年5月1号，书店还空空的，我和饶饶把结婚的所有礼金都丢进来了，在这里做了一场音乐会，宣布我们正式开业，现场来了一百多人，都是这期间开书店认识的。我和饶饶站在中间说了一些话：“这个书店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它的养育者，这个书店是大家的。”从那天起，我和饶饶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这家书店不接受任何合伙人；第二，我们不从书店拿一分钱。
很幸运，因为书店，让我在这个城市从没有一个亲戚的普通人，到现在可以做很多事，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其实书店到现在都还处于亏本状态，要靠我天天画图来贴补，但对我们来讲，这里已经不只是简单的书店，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很多事情，虽然很多时候被误解，但还是愿意往前走，这是书店给我的力量。
行李：为什么取名“大象”？
杨雄：大象无形、大隐于心，这是我理解的阅读的意义。读书不是让自己变得多成功，多聪明，它最大的意义是，当我们面对这个包罗万象、无法名状的世界时，可以有一份内心的安定，即便归隐山林，如果内心不够平静，也是没用的，所谓大隐于心。
同时，阅读也不仅仅是看书，我们在过去四年里，做了500多场活动，人与人的交流，是同等重要的阅读。现在我们正在恒隆商场做另一个书店，名字叫“好在”，好是美好，在是在场，存在于某处，会颠覆现在所有书店的理念，我们把阅读，再次归集到人和人灵魂的对话上。
行李：你之前说做大象书店，有从泸沽湖得到启示。做“好在”，有什么启示？
杨雄：有一个在云南待了十几年的德国科学家，和太太两人过着真正嬉皮士的生活，全世界游历，到昆明后，竟然住下来了。但是上半年，他太太去世。他太太生平喜爱看书，他想把书捐给我们。我和饶饶一起去他家时，一进书房就被感动了，书房里还保留着他太太去世前的状态，虽然我们都没见过她，但一走进去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去过什么地方，甚至都能感受到，如果她还在，会怎么和我们聊天。她人生的所有轨迹，她整个精神世界，都展现在书房里了。
我和饶饶突然想做两件事：接下来用一年的时光，去拜访一个一个书房，真正走入一个人的灵魂，这些灵魂，才是读书真正的意义；第二件想做的事，就和恒隆商场的书店有关，但暂时还不能透露太多，唯一可以透露的，是它和我设计的所有其他磁体一样：这个空间一定不是被规定的，一定是融合的、混沌的、不确定的。以前有人说我太不纯粹，但要成为磁体，一定要具有多样性的可能，不同的人来，就会发生不同的事。欢迎你八月书店开业时再来。
▲大象书店在翠湖边的文化巷，一个稍微凹下去的半地下空间里，书店体量不算大，建筑不算酷，书也多是大众文艺类的，但杨雄用过去4年时间里的500余场形形色色的活动，滋养了半城昆明人。一个从泸沽湖走出来，半汉半藏的年轻建筑师的所有故事，都是从这家书店开始的。
3.磁体与容器
行李：你一直在说“磁体”，这是个什么概念？
杨雄：读书的时候，看到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写的《城市发展史》，里面讲到人类的发展脉络，城市一定先从聚落开始，而聚落里，为什么会聚？因为有磁体。什么是磁体呢，就是具有精神性和社交功能的活动场所，在一个聚落里，磁体可以是一口井、一棵树，也可以是祠堂、寺院。
这些磁体具有公共性，是人类真正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场所。而另一部分是容器，就是人们居住的房子。在古希腊，磁体就是雅典卫城，人们会用最多的心力来经营，而容器，满足日常生活就行了。但是当下的世界，全部被容器所困，容器甚至变成牢笼（大家不都变成了房奴吗），而没有了磁体。我们建筑师，建筑机构，也变成建造容器的一个个机构，没有人再去做磁体。人在城市里因此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割裂，变成一个一个没有联系的个体。
行李：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从村落里的寺庙，祠堂，转换到城市里的磁体。现在的建筑师好像都在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不过也是必然的，设计空间，就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
杨雄：我只是觉得，建筑学应该思考和人的关系，建筑师必须处理和地方的关系。
行李：那街心公园、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不算磁体吗？
杨雄：通过政策建立的磁体，磁力是有限的，自发形成的磁体才是真正的磁体。我想做的，就是建立这种城市的磁体，不一定是高大上的美术馆、博物馆，可能只是一个小书店，小咖啡馆，但那里聚集着一群有意思的人，发生着思想的碰撞，也许只有三五人，十来人。我后来在很多大场地做活动，但最喜欢的，还是大象书店这样的空间，只能容下40-50人，一般就30人。每次活动我都会让大家先介绍自己，希望每个个体和个体之间，都能有交流。
我们把这里叫客厅，每次只是一位主人邀请客人来参与一次思想的宴请，而且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名人，我们一直在发掘这个城市里那些被淹没的灵魂。只要愿意绕到这个巷子来，走进书店，都和我们是精神共同体。我特别高兴这个书店是需要找一下才能找来的，如果它就在路边，敞开着，不会有现在的大象书店，现在的地缘，是半地下的状态，让它聚住了这些灵魂。
行李：开书店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杨雄：最初一年半，我都在和客人聊天，聊到聊不动，但也让我和很多灵魂发生碰撞。开书店这四年，等同过了一生，见的人、经历的事情，被高度浓缩，也让我不可思议的跃升。安宁那位喇嘛说，人的命运是可以重新修炼的，如果你想获得财富，就要善播财富；想获得健康，就不能杀生；如果你想获得智慧，就必须去传播知识。开书店、做活动，就是做传播的事，大象书店举办的500多场活动，真是不可想象的丰富，曾经在这里做过各种演奏会，做过关于科学、文学、艺术的分享，现在还有电台和网络直播，也会做市集，做花艺分享会，聊有机健康……
行李：除了大象书店，你在昆明还设计了哪些磁体？
杨雄：昆明大概有十几处，这些地方不一定都是我运营，但我都会参与。
在M60创意园有一个“澡堂”，明天会有市集，那个空间很酷，我做的时候就把它定义成昆明最先锋的空间。
行李：为什么叫“澡堂”？
杨雄：它以前就是一个职工宿舍的澡堂，我在里面做个三个胶囊旅馆，免费向艺术家开放。那里也邀请很多北欧艺术家来做先锋音乐，做各种行为艺术、电影派队、现代舞。还有一个空间是漏空的，没有屋顶，能直接看到树、天空，阳光也会照下来。面对周围的繁杂，我希望进入澡堂，就可以感受到片刻的诗意和释放。这也是饶饶给我的灵感，她觉得在澡堂洗澡，是一项具有仪式感的社交行为。现在洗澡多是在家，但在过去，无论希腊、土耳其，还是中国，都有浴场，在浴场会特别放松。
还有ModernSky Lab,是北京的音乐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在昆明的空间。我们设计了很多升降台，让这个空间可以多元化，其中有一个小小的迷你画廊，有咖啡馆，有沙龙（现在已经转换成很酷的摄影棚），有非常有趣的餐厅……我想把这些东西都融在这个空间里，以此激发活力，让更多人碰撞出更多可能性，这才是磁体应有的能量。
还在大墨雨村建造了一个白房子。主人郭鹏是当代艺术家，他和父母一起从四川搬到这个村子来生活。房子分两部分，一边是土房子，一边是特别当代的白盒子。土房子的墙上挂满了香肠、腊肉，和他父母摘种的玉米、南瓜、干辣椒，白盒子是郭鹏的工作室，两层，他在一楼斫古琴，在二楼在影像艺术装置，整个房子就是一个纯白的盒子，几乎没有窗，我把它嵌入村子里，现在变成昆明的各种朋友去蹭吃蹭喝蹭聊天的地方。在村子里做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还不如做一个具有接待功能的家，让它不段的产生事件。
行李：这几日在昆明，常听到有关大墨雨村的消息，这是个什么村子？
杨雄：大象书店有段时间做很多和生态、乡村有关的活动，有次遇到婷婷，她是大墨雨村真正的发起人，以前在云大当老师，后来去了上海，可能是比较厌倦上海的生活，就想找一片田间山林生活，在江浙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回昆明后找到大墨雨村。她在这里做朴门永续课程，并且用朴门永续的办法，在这里修了一栋房子，也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
这是个彝族村落，特别美好，后来我也介绍朋友来这里，比如郭鹏，他是这里的第三户新村民。
现在村子里已经有五十多户新村民，比较难得的是，他们都不是来做生意，而是单纯来生活的。前不久，新村民还做了一个千人宴，每家人凑钱请老村民吃饭，特别热闹。明天有户老村民结婚，邀请全村人一起吃三天饭，这些新村民也会去。
新村民里，三分之一的人都有NGO背景，还有郭鹏这样的当代艺术家。他们还准备在这里做村学，每家新村民都要出课程，免费教授大家，新老村民都可以来学。
大墨雨还是一个值得记录和研究的地方，如果跟踪五年，会看到一个特别牛的样本。
行李：听起来真是很好，有点像民国初年，晏阳初、梁漱溟他们下乡兴学。这几年，逃离北上广的人群里，除了有开民宿的、单纯去生活的，还有一群做实验学校的，我前阵子刚在大理采访了猫猫果儿学校的创始人，听说你在设计他们在昆明的幼儿园？
杨雄：对，特别好玩的是，我给这所幼儿园设计了二十多种不同的窗户。那些窗，有的用来看天空，有的用来看森林，有的可以看星星，还有一扇天窗，可以看到屋顶的鱼……窗户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一个容器，有多种窗户，就有了看世界的不同可能性，这是我设计房子时很追求的，就连所有楼梯下面都有窗，中间是一个十字结构的清水混凝土梁架，光影会打在幼儿园里。
学校周边全是森林，背后是野生动物园。入口处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树，小朋友睡觉的时候看出去就是它，有点像睡在森林里。但创始人说，小孩儿在这里会兴奋得睡不着，所以改成了游戏室。但我在树下面建了一个隧道，小朋友可以钻到里面去。
行李：感觉现在昆明的公共空间，一小半都是你设计的。
杨雄：不敢，这些房子不一定长得特别美，但一定会和人发生关系。大象书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象艺术中心，一个阶段以来，那里举办了昆明最重要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聂荣庆新书《护城河的颜色》的发布。艺术中心也有一个小剧场，一个公益图书馆，一个展览空间，一个咖啡馆。还有昆明当代美术馆，它不是昆明最大，但一定是品质最高、规格最高的展览空间。
▲M60艺术区入口处的澡堂。门口只是普通澡堂的场景，走进去，里边发生着各种奇怪的、丰富的、有趣的事件。我们去的那天，正好赶上澡堂市集，从昆明近郊到怒江峡谷的新农人们，在一个曾经真正是澡堂，如今也仍然保留澡堂样貌的空间里，分享各自的农产品，还有很酷的酒吧，免费供全世界艺术家小住的胶囊旅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上楼，屋顶是这样一片宁静的空地，从入门到上楼，不过几分钟时间，却像一场生猛的穿越。
杨雄是建筑师吗？他其实是导演，设计建筑，好像只是为了给他那些心中谋划的事件提供一个发生的场地。
4.在建水，留有余地
行李：我知道昆明当代美术馆，是因为去年一个展览，从朋友圈里零星看到，好像在馆内建了一座明代亭子？
杨雄：是的，刚落幕不久，展览的名字叫：连接时间的空间。我们连续几年和法国大使馆合作，做了几年建筑交流，去年他们希望做一个展览，请法国的先锋建筑师和我们对话。我想了想，拿什么跟他们对话呢？如果找中国的先锋建筑师，感觉也没人家先锋，肯定要代表我们本土的东西，但云南本土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又拿出那些老的民俗，就又变成到国外去唱京戏。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多次带建筑师去建水，其中和建筑师赵扬去的那次，有一个很神奇的见面，就是关于马老师。
行李：在于坚的《建水记》里看到过有关马老师的描述，但只看到一点侧面的轮廓。
杨雄：以前也去过建水，觉得吸引力不大。大象艺术中心有一个同事，他父亲是纳西族，姓和，很会盖房子，后来被马老师邀请到建水去做顾问。那次和赵扬先去看了他们改造的几个院子，后来看到另一个院子，“闲庭”，看完后都觉得惊艳，怎么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之前不知道？
行李：怎么个好法？
杨雄：和云南常见的“三坊一照壁”这一类少数民族的式样不一样，完全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样子，是老房子，又有点园林的感觉。晚上去何老师那里喝茶，他把马老师也叫来一起聊天，就是他改造的闲庭。
马老师刚开始不愿意说话，他就是一个脾气很奇特的人，后来稍微喝多了一点点，借着酒兴，开始聊。当晚聊完，我和赵扬回到酒店就没法自控，太激动了，他就是那种真正的文人建筑师。我们当年因为一些过错，和传统建筑已经彻底断裂掉，梁思成从西方学成回来，不管描述方法还是测绘方法，其实都很西方化。听马老师讲完，我们觉得太牛了。
行李：我记得赵扬说，江南文胜于质，大理质胜于文，唯有建水，文质彬彬。
杨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这就是马老师说的建水。因为做“连接时间的空间”这个展览，我又带人去调研，马老师又带着我去看房子，再听他讲一遍，我觉得真是没什么话好说了，他那一套东西，是中国当代建筑师缺失的。中国有很多老房子，我们读它的方式只有一个，先测绘，测绘完画图纸，然后建模型，再开始研究空间……这套逻辑完全是西方的，等于我们读不懂自己的老房子。
行李：马老师是怎么解读房子的？
杨雄：他说到几点。第一，中国的房子，一定是养人的，它是父辈修来教育后代变成大人的，但现在很多房子是养小人，不是养大人，格局无法打开，和土地、和自然的关系也没办法打开。第二，传统建筑里，有性情空间，也有礼教空间，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的弟子，每年都要组团过来请马老师上课，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说动他离开建水。
行李：听说他还在“养老母亲”，终身未娶，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他讲的那些内容，也是一套系统。
杨雄：后来再往下深入，发现建水还有很多文人生活。有一个李老师，于坚每次去建水都住他们家，他自己在老房子内改了一个可以接待的空间，只有两间房。有晚我们住在那里，早上被古琴声叫醒，老人家早上起来打扫完卫生，就开始弹古琴，弹完古琴舞剑。我们秋天去的，正好石榴红了，他摘一颗下来，摆在书房里，然后开始画画。等我们出去玩了半天回来，他已经在做陶……就是过这种生活。
还有一个做花艺的女孩，以前在北京学花艺，后来觉得那不是她想要的，就回到建水，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院子，每天到山上摘一支松，到池塘边采一支荷花，回家一插，马上就有了神意。昆明有做酒店的专门请她过来教插花，大家都能学到她一点形，但学不到她的神。她就一个人住在小院子里，也是不愿离开建水，我请让她来昆明做个展览都不太愿意。
行李：所以“连接时间的空间”的展览，是关于建水的内容？
杨雄：是从建水得到灵感，但是关于整个云南的传统建筑建造。你看到的明代亭子，是玉溪市通海县一个三代都是木匠的家庭建造的，美术馆现场，他们一家三代用一个月时间，搭建了一间明式亭子。三代里，爷爷修复过建水的朱家花园、十七孔桥、文庙，父亲是很知名的刻匾师傅，我们请他们来盖房子那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拍他刻字，第三代才二十出头，也已经是很优秀的木匠。
那么牛的三代木匠，他们在老家把老房子拆了，自己动手盖了一个城中村的房子，住在里面。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雕花门，我把这个门拿来展在他们搭建的亭子旁，又从建水拉了整整一车的老砖瓦，是之前拆除城楼时留下的，在美术馆搭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坟墓。
行李：坟墓？
杨雄：展厅内有一个隧道，人必须低下头才能钻到一个黑盒子里去，盒子里挂满了建水很多老房子的图纸，图纸上的房子很多都没有了。我在地上铺满了从建水收来的一些石头的断垣残壁，把灯光打在它们身上。这个地方就像中国传统建筑的墓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它们画一张遗像（图纸）。
穿过入口处的黑盒子，是一个挑高的空间，我请那位纳西族的何老师在馆内搭建了一个院子，一个很漂亮的、生机勃勃的院子，院门就是那扇雕花门。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也是马老师告诉我的，他说中国人从来不讲“生死”，都要讲“死生”，建水所有老院子背后都有一块地，那块地就是中国人说的“余地”，“余地”就是生生不息，讲“死生”，因为死在前，生在后，代表未来还有可能性，所以建水的房子，再小，最后都会有一个小花园，是为未来留一线生机。
我在那个黑盒子背后也做一个花园，也是带着一种希望。雕花门虽然拆了，但木匠和文化会保存下来，会生生不息。
这次展览没有图纸，因为他们不会画图，但仍然可以做出那么牛的房子来。最神奇的是，我在建水调研时找到一块匾，这块匾上就写着“应如是住”，我把匾挂在雕花门上，整个装置的名字就叫“应如是住”。
行李：听完真是很感慨，怎么会在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建水，存在这样一些生活方式，存在马老师这样的人，为过去的无知羞愧，也为意外的发现惊喜。
杨雄：记得以前问马老师，以后这些工匠没有了怎么办？他说不重要，如果我们还有真正理解建筑内核的文人，中国的建筑就不会消亡。当然，这样的文人也不多了，幸好建水有马老师。
▲杨雄在自己设计的昆明当代美术馆里，为建水，策划了这样一场“连接时间的空间”的展览。他逢人就说个不停的建水，建水的马老师，马老师的“留有余地”，到底是什么呢？今年他会用一本书来回答。
5.中心与边缘
行李：我也算常来云南了，过去一直在滇西北，昆明以南基本没来过，对建水，几乎是一概不知。
杨雄：我常说建水是一颗遗珠。这几年，日本文化大量介入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看起来没问题，但我们好象并没有探索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云南是有可能探索出的，当我发现建水，以及腾冲后，觉得太牛了，它们在云南，但内核不是少数民族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云南人喜欢说“好在”，我们就是在努力探索“好在”，借此来提炼和探索出云南真正具有治愈性的东西。
行李：你将建水和腾冲并列？
杨雄：我觉得云南有三个地方可能都对当下有启示：建水、腾冲、大理。建水以中原文化为主，而周边又有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还和法国有各种渊源，曾经有滇越铁路面向整个东南亚。腾冲也是有很深的中原文化，很多人家里至今还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且很奇怪，腾冲地处边陲，却一直有很多先锋的事情发生。
行李：比如？
杨雄：华黎，著名建筑师，他的成名作，高黎贡手工纸博物馆，在那里完成；华黎另一个重要作品，新寨咖啡庄园，在腾冲所属的保山完成，刚在威尼斯双年展做了展览；隈研吾，日本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在中国体量最大的建筑，石头纪温泉酒店，在那里完成；还有康藤，用了十年时间，在高黎贡做了中国最牛的账篷营地。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在和顺乡的图书馆看到一块匾，匾上写着“咸新社”，是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社团，成立于1905年，所谓“咸新”，是指传播新文化、新观念，后来的和顺乡图书馆就是从咸新社发展而来，这个图书馆被称为中国最有文化的乡村图书馆，胡适、郭绍虞、廖承志，都在这里留下过墨宝。当年，社团里还有上海出版的所有最先锋的杂志，你想想多先锋。
行李：你有在腾冲做什么“磁体”吗？
杨雄：有个朋友扎根腾冲十年，做了玛御谷温泉小镇。他把著名建筑师张雷请去做了多元文化中心，也将宋庆龄幼儿园落地在那里，去年我和大理柴米多农场市集的嘉明在那里做了一个稻田艺术节，现在我们正准备做一个驼峰论坛，把全国比较重要的建筑师都邀请到这里来，探讨关于建筑、城市和乡村的问题。当年的“驼峰”航线，从腾冲飞向整个东南亚，抵达印度，最后到达欧洲，远不只是边陲一隅，腾冲现在还有25万侨民散落在世界各地，我们想在这个语境下，创造出和北京、深圳、上海不一样的氛围。
行李：大理呢，你为什么把它和建水、腾冲并列？
杨雄：建水是遗珠，我们要好好珍惜。而腾冲在边陲，有可能成为相对自由探索的先锋之地。大理有一个非常牛的吸引力，我称之为“药”，很多人在外面生了病，想要来这里吃药，结果发现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病人，所有病症在它身上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地方。
行李：记得叶永青老师也说过，云南是失败者的天堂。
杨雄：前段时间我们在腾冲围炉夜话，我说大理存在三个世界：游客的世界，新移民的世界，在地居民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几乎是平行的。当时也有大理的朋友在，他们驳斥说，我们是有交集的。我说有，但是很少。
去年我本来发起了一个昆明和大理的双城论坛，题目就叫“傲慢与偏见”，我觉得大理和昆明的文化人，互相之间各有傲慢与偏见。我自己所身处的昆明，也充满傲慢与偏见，就像我，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者，很多人会觉得，你一个外地人，甚至一个藏族人，凭什么来做这些？但因为大象书店，因为这些磁体，我确实和这个城市产生了连接。
行李：这题目也好，我们何尝没有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呢？一个城市也一样。
杨雄：原本计划做两场，一场在昆明，一场在大理，每场都请两个城市同一个领域的人来对话。很遗憾，最终因为各种外力，这场对话没做成，也许今后会做。
行李：综上所述，建水、腾冲、大理，它们的确在中国版图的地理边缘，但它们的声音，它们的影响力，它们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又岂能以简单的地理位置来论呢，何况在一个高呼逃离北上广的时代。
杨雄：就像王冬老师讲的那样，中心和边缘，有时是互换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这些地方被从中心割裂后，又会变成另外一种中心。
行李：昆明不也是吗？
杨雄：对，它处在中国地理的边陲，但相比云南其他地方，它又是边陲的中心。
▲去大墨雨村那天，正好赶上村里杀年猪兼当地人结婚，我们也被邀请去吃饭，饭要吃三天，那只是第一天。和我们一起坐在矮板凳矮桌子上吃饭的，有一位年轻人和他的父母，一直以为是当地人。吃完饭，和杨雄去看他在村子里建的房子才知道，那位年轻人，就是房子的主人，斫琴师兼当代艺术家郭鹏。而房子，一半新，一半老。郭鹏的父母住在老房子里，屋外晾晒着的玉米、腊肉、香肠，屋顶翻晒着的农产品，全是他父母的劳动成果；郭鹏住在新房子，即那个白盒子里，两层，他在一层斫古琴，在二层做摄影艺术。
杨雄常提到“中心与边缘”，到底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呢？比起北上广，昆明是边缘，比起云南广大的高山峡谷，昆明又是中心；比起昆明，大墨雨是边缘，但大墨雨里住着的，包括郭鹏在内的50位新移民，却酝酿着远远超出昆明范围内的诸多事件，论影响力，又是中心……就在郭鹏这一个房子内，退休的父母返回到农耕生活里，在一个开放的老房子里自得其乐着，郭鹏在一个新空间里，在一层复古着，在二层新锐着，白盒子看似封闭，不设窗户，即便一楼那扇玻璃，外面也是看不见屋内的，但他有一扇很酷的天窗，可以与天地往来，还有一方不大的露台，可以承接雨水和雨水流过的痕迹。中心与边缘，开放与封闭，并非既成，也并非始终不变，只是两扇在不同时间内开启的窗户而已。杨雄在每个建筑上都大费心思的，也是窗户。摄影/郭鹏 杨雄
6.昆明唯二的神性空间
行李：我2004年经昆明去大理，之后15年，几乎再没来过昆明，即便不得已路过转机，也都只待在机场，不肯进城，对它完全视而不见，睁眼瞎。你眼里的昆明，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杨雄：我有时会用米线类比昆明。云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米线，大家熟知的过桥米线，其实是红河州的，你会在里面吃到各种花儿，草芽。大理会吃凉米线，农作的时候带着，凉拌一下，带一点农耕文化的影子。玉溪吃鳝鱼米线……
昆明是小锅米线，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昆明人都会告诉我，他煮的小锅米线是最好吃的，可见其普及度。在外面街头看到的小锅米线，是用铜锅煮汤，往里面加各种东西。昆明的小锅米线店几乎都是小店，但做的人都非常有态度，你看着是一锅乱炖，但里面加的每样东西都有主人的见解和态度，如果你告诉老板，不加韭菜，老板会很崩溃，“不加韭菜吃什么吃？”昆明就是这样，看起来很随性，其实里面充满了见解和坚持。
行李：工作外，平日你最爱去什么地方吗？
杨雄：当然是翠湖。在我心中，昆明市区还有两个地方是具有神性的，其一就是翠湖。来昆明的艺术家、作家，我都会带他们去翠湖。
我去年做了一个展览，“诗性的日常”，这也是我做建筑的理论系统。我觉得云南最值得尊敬和挖掘的，就是这种诗性的日常，而这种诗性，在翠湖被发挥到极致。我曾经还准备和一个朋友发起一个活动，“翠湖伍德斯托克”，就像当年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样，所有人奔涌到了翠湖，就会释放内心，肆意绽放，充满欢愉，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最自由、最真实的翠湖。
翠湖内可以划那种八十年代的游船，古老，日常，又充满了诗性。翠湖是一颗不断跳动的心脏，连海鸥也会来，多么神奇和诗意！
行李：我有个周日早上去待了会儿，真是欢乐呀，成千上万只海鸥，成千上万的人，海鸥们特别容易激动，老人孩子一扔面包，就集体大叫着飞起来扑食，海鸥一叫，孩子们也跟着激动的叫。
杨雄：翠湖是昆明城中的一块绿洲，不仅是物理形态的绿洲，更是精神的绿洲。翠湖就是我说的磁体，而且是混合使用、自发性的磁体。有时我会想，建筑师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你能设计出来的。就像翠湖，有人在里面打造了一些商业空间，但在那么热闹的地方，没有人去，最后都关了。而就在那些商业空间的外面，没有经过设计的店铺，活力四射，有人在树下喝茶，有人跳舞，跳舞的人群里有各种民族，也有吹萨克斯，拉二胡的……有各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充满了不同声音的活力，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种声音，它几乎等同于死去。
行李：昆明另一个充满神性的空间呢？
杨雄：纂新农贸市场。我常开玩笑说，每次走进篆新，就像进了一座神庙。在那里闭上眼睛，可以听到各种声音，买卖，八卦，就像《清明上河图》里那种繁荣和热闹。里面是街区式的店铺，每家店都摆了一部分到外面来，顾客和店主就支在那摆出来的部分闲聊，现代商业已经没有这种关系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交易，但在那里，买卖之间还有情感连接。
二楼有一个更牛的存在，是一个滇剧团，门票2块钱，全是大家即兴创作，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换唱牌。整个场景也特别魔幻，当你走到一道楼梯处，会出现一个修得像盘丝洞的地方，一进去，是一个烂棚子，就是滇剧团所在的剧场。台下全是老人家，有人打麻将，有人择菜、织毛衣，有人干脆睡着了……旁边还有打拳击的，各种好吃的米线店。
行李：所以去看戏，不只是看台上的人演出，也是看台下的人“演出”。
杨雄：是的，为什么我进篆新会有神圣感？因为穿过那道门，里面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连彼此的讨价还价都是真实的。有一次，我带了一对德国作家夫妇去，他们激动得不行，老两口冲到台上去，穿上戏服，跟着那些人一起唱，虽然语言完全不通，但大家都很开心。
行李：我们明天有可能去看看吗？
杨雄：很可惜，后来有媒体报道后，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好心人给他们捐赠桌椅板凳，还有一些大学生去那里拍电影，指挥老人各种摆拍……最终，这地方去年关闭了。
行李：昆明有你个人的私人地图吗？
杨雄：我很喜欢筇竹寺，除了里面的五百罗汉，还因为旁边的一道山谷，那里有很多当地村民自己做的塑像。在山谷里走着走着，忽然出现一个烂棚，棚子里蹲着一个济公，再走一段，又出现一个烂棚子，里边蹲着一个孔子，或者老子、释迦牟尼……那些塑像，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丑极了，但它那么真实、鲜活，我们开玩笑说，那是我们的“众神山谷”，我们的私密地图，没带人去过。
▲沿这条青草铺成的小径下去，是一个女儿为了孝敬父母，而请杨雄设计的民宅，是杨雄的第一个作品，被各种东西打动，最后免设计费，和当地工人一起，以最便宜的材料，最朴素的方法，建成了这栋因为阶地过于丰富，而无法在照片上呈现全貌的房子。连着青草小径的，是房子的二层，那里有两棵还在不断生长的树，一棵旁逸斜出，一棵直朝天空，是那个女儿的父母，栽种、培育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房屋外，近处是水渠、桃花围成的护栏、田野，远处是青山远黛，我们去的那天，冬日的暖阳照进房间里所有角落，水渠边停着一只像雕一样的大鸟，我们从最高处一路跑到大鸟所在的水渠边，直到吓走那只大鸟，还兴奋得不知所措，直到照片里这位妈妈从远处的田里回来，留我们吃饭。摄影/王鹏飞
7.自培土壤，回到昆明
行李：聊到这里，觉得云南和昆明都是一潭深渊，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到底是边陲，对于那些有使不完劲儿的人，待在这里，是否像一头困兽？你自己会有这种困扰吗？
杨雄：昆明就像我说的小锅米线，它有自己的坚持，但也是局限，就像每个人都觉得他做的小锅米线是最好吃的。大象书店做到第二年，我做了一个全年的“土壤计划”。我隐隐感觉到，昆明总是能萌芽出一些好东西，但长不起来，长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挪到别的地方去，不然就会死掉。昆明出了那么多艺术家、作家，大多都走了，为什么这个城市留不住人？就是没有土壤，或者土壤不够肥沃，孕育出好种子，但无法滋养它。
行李：叶永青老师说过，像在“石板上种菜”。
杨：对，有时会有这种无力感，但我们也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就自己去培育土壤吧。其实去年我被很多人质疑和误解，之后有点退缩，甚至想，干脆离开昆明算了。但，不是一拨一拨这样的人都离开了吗？那就换一种方式，我去和上海、和欧洲，和不同地方的人发生连接，把他们吸引过来。
行李：这阵子在昆明采访，感觉昆明有两拨人，艺术家们大多都“出云南”，离开边陲，走向世界，而人类学家们，走向相反的道路，去到云南更边陲的地方去了，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收获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如果二者之间能打破一点壁垒，也许会有第三条道路。
杨雄：大象书店作过一个象形计划，是我们和伦敦动物保护协会发起，昆明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联合做的。有一天的活动是讲大象，邀请了五个博士后，聊天时我说起诗人于坚，他拍了很多大象的照片。五个人都说，于坚是谁啊？
因为开书店，我才发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壁垒。我最近看了英国作家斯诺写的一本书，《两种文化》，看完深有同感，我自己就处在两种文化中，一边是科学家，一边是艺术家。说到这里，好像有两个云南，一个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云南，一个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云南，二者之间隔着点什么东西。
而我，大象书店，我做的那些磁体，所有这一切的努力，就是试图突破这些壁垒，在壁垒之间搭建一作桥梁。前不久我们做了两场只相隔一天的活动，第一天讲木心，第二天讲滇池。前一天，讲滇池的科学家也来听了木心，台下的观众听完第一天的木心，第二天又接着来听滇池。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也许没有发出更大的声音，但它已经发生，也许就会在某个角落发芽，生根。
这两年，我、聂荣庆（昆明当代美术馆的馆长），都在做一些有关昆明文化生态的事，可能都是些小事，但不断累积，就会成为一条河流。
行李：好像还有一个展览，“回到昆明”。
杨：对，那一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昆明：一个即将死去的城市》，激起很多昆明人的反感，但其实也有很中肯的部分。我们那一年做“土壤计划”，也是对这篇文章的回应，第二年，我们就做了“回到昆明”。这个展览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聂荣庆的新书，《护城河的颜色》的发布，就在大象艺术中心。为此，全国20多位重要的艺术家、文化学者，全都回到了昆明。
行李：“回到昆明”具体是什么意思？邀请那些已经走向世界的昆明人回来？
杨雄：不是，很多人觉得这城市贫乏，但其实是我们已经麻木了，缺乏敏锐的触角去感知它，我希望本地人重新把眼光聚焦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就像你们在城市里做的那些文化线路，我当时很想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带着本地人，重新探索我们自己的城市。很多时候，城市越来越大，我们只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或者向往远方，对这座城市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发动昆明人，重新认知昆明。
行李：作为建筑师，你做了很多远不在常规建筑师职责范围内的事，这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杨雄：有一年，我和饶饶去法国看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房子，一路上太激动了，我和饶饶说，我想放弃做大象，专心做点建筑作品，柯布西耶那些作品太牛了，我一辈子能盖出一个这样的房子也值得了。但她和我说，如果你不做大象，你是盖不出这样的房子的。
现在我也确信了，好的建筑师，包括柯布西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斯里兰卡的国宝级建筑师巴瓦，也同时兼顾另外的社会身份。比做一两个房子更重要的，也许还有另一些事。
去年我们做了几场展览，除了“连接时间的空间”，还有一场综合行为艺术，把昆明最漂亮的售楼部拆了，我把“拆”这件事变成一项行为艺术。
行李：展览的名字就叫“拆”？
杨雄：展览的名字叫“岛”。我把售楼部拆掉，是想说，其实建筑空间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居住在里面的人和他所创造的生活，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像一座一座的孤岛。房子拆到最后，我在上面写了四个字，“不灭不生”，这是我后来去探索建水的起点。因为在拆那个房子的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即便柯布西耶的房子，也不是永恒的，也只在一个时间段起作用，我做的那些房子，不也曾在一个阶段起过作用吗？它影响着、改变着一些人，这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它至少在当下，就是“好在”，“好在”是云南人很重要的一种天性，天然乐观，只在乎当下，当感受到“好在”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想干了。在这个时代，有时什么都不想干是最好的，无欲则刚。
行李：坦白说，以前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会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想，这是对方才华有限的托词吧？但看了你的房子，的确有“磁体”的魔力，造房子外，你所做的这些展览、活动，也都很有意义，并不疏于造房子的意义的。
杨雄：我在去年放下了对建筑的执念，对作品永恒性的执念。中国的建筑师，或者说，古代中国的文人建筑师，是做一个为人服务的房子，而不是成就自己的房子。前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主席过来，我们带他看了我们做的事，他也觉得有意义，他说建筑师有时候很难脱离个人的创作欲望而去关照真正的使用者，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建筑师”这个职业的，就像建水的马老师，他就是能做那么牛的房子，他造房子也不是为了表达创作欲，就是享受盖房子。
因为处于特别边缘的位置，有段时间，我一见人就想告诉别人：我是建筑师，我会做房子，我做的房子还可以……会有这种饥渴感。这两年通过做这些事，我觉得房子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生活，其实建筑师没那么重要，不要过多的表现自我，应该谦逊的回到生活和房子的使用者，这样才会很生动。所以我决定先缓两到三年，不再刻意做房子，我甚至连设计公司都准备停了，暂时退出，我想缓一下。当时当我放下对建筑的执念后，这两年我们反而效率非常高，做了好几个房子。
行李：但到底还有建筑师，而在我看来，建筑师是最有可能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艺术类别，就像马老师说，用房子来养人，来礼教，来怡情。如果能和生活有更好的融合，才是最好的。
杨雄：当然，建筑还是我安身立命之本。中国的建筑界，60后出了一帮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70后出了一拨很有商业价值的建筑师，这拨人正好站在房地产市场最好的时间点，所以都可以做大项目，可以赚钱，可以成为明星；90后这帮建筑师，眼界开阔，状态自由，作品也轻松；我自己所在的80后，有一点断代，这代人总体上看起来比较弱，但也带来一些可能性，我们没有机会再做那种大型的住宅、公建，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探讨生活了，这也是我说的“好在”。
▲大象书店之外，杨雄接着做了大象艺术中心。有人说昆明是一座即将死去的城市，他自己也被昆明的傲慢与偏见伤害过，那怎么办？离开么。他反倒退身回来，用大象书店、大象艺术中心更多充满创造力和全球视野的活动，“回到昆明”。谁让从翠湖到纂新农场，到筇竹寺……整个昆明都有这种诗性的日常吸引他呢？在为猫猫果儿幼儿园设计的房子内，他设计了最后这张照片里的天窗，并在屋顶养鱼，当孩子们游玩时，抬起头来，还以为头顶是海洋呢？他自己也用这种诗性的日常，回应、回赠昆明。
“昆明采访”系列才刚开始，过往昆明采访详见：
采访：Daisy
摄影：王鹏飞 郭鹏 杨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