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隆模式团体中“替罪羊”现象解析

本文发表于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年第21卷第3期

作者｜鲁小华  樊富珉  李松蔚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刘晓玲

引言

团体辅导与治疗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大陆以来，迅速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培训中得到广泛应用。樊富珉【1】提出团体动力是直接作用于团体过程并影响团体效果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大陆团体领导者在团体带领过程中对团体动力的关注一直不甚令人满意。

随着欧文·亚隆（Irvine D·Yalom）所撰写的相关书籍及亚隆模式的培训日益得到中国团体带领者的认可，亚隆模式团体中所呈现的团体动力及领导者对团体动力的干预吸引了团体带领者的关注和学习兴趣。

“替罪羊”现象是亚隆模式团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觉察、理解和干预直接影响到团体的疗效，是亚隆模式团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团体动力的呈现。

本文梳理了关于“替罪羊”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理论探讨以及案例研究，结合对亚隆模式团体的分析，对“替罪羊”现象进行了解析。

ONE

“替罪羊”的定义

用羊替罪古已有之，古犹太教在“赎罪日”用两只公羊进行赎罪祭。基督教的《圣经》也提到亚伯拉罕用羊代替他的独生儿子祭献上帝。我国《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齐宣王用羊代替牛祭祀新钟，成为“替罪羊”一词的源头。

在现代社会，替罪羊指的是替人受责的无辜的人，由于实际的指责对象过于有威胁性，对他（她）的指责可能会引起报复，因而转嫁他人【2】。有关替罪羊的研究出现在社会领域、家庭治疗领域和团体治疗等领域中。

Cohen和Schermer在2002年的文章【3】中用社会建构论和主体间性的观点研究了治疗性团体中的替罪羊现象，引入了团体(group)，团体自我（group self）和团体的道德序列（moral order）的概念。

他们认为，团体是团体参与者内部进行互动性交流（通常也包括一个特殊的人物，即治疗师）的产物；团体为成员的团体自我提供了情境性的支持，团体自我是个体多种多样整合较好的自我的一种，这些自我都包含个体所有的自我结构【4】；成员与团体的关系中共同的、集体的体验使得他们容易获得对团体特征（诸如规范，价值观，信念和气氛）的相似的印象，这些是成员的团体自我的背景。成员的团体自我的共同特征构成了团体的道德序列的结构成分，团体的道德序列由这些共同特征的子集构成，实际上，是团体作为社会体系的集体意识和理想自我起作用。

进而，Cohen和Schermer借用Gergen提出的社会建构论[5]的观点，认为替罪羊是团体成员们所创造出来的现象，当成员的团体自我，进而团体的道德序列遭遇威胁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如团体的形成阶段，新成员加入时，有问题的患者侵越团体规范时，团体结束时，以及更换治疗师时。

家庭治疗的观点[8]认为在有问题的家庭中，为了在制造张力和掩盖父母之间未解决的议题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家庭中的某成员会采取见诸行动的行为，且这种行为被暗示着鼓励继续存在，这个成员便承载了家庭中的替罪羊的动力。

团体动力学家的观点认为，产生替罪羊的过程是团体尝试应对自身内部冲突的一种歪曲的过程，替罪羊是被团体所忽视、评判或驱逐出的成员，这个成员代表或表达了团体内部冲突中不可接受的部分[7]。Rosen[8]在2001年提出，替罪羊指的是团体中的某个人，承载了其他成员分裂出的不好的部分，然后，替罪羊就被驱赶出团体（或是在幻想中），并且带走所有的坏和难以处理的材料，似乎这样团体就可以处于和谐，快乐的状态中。

TWO

 “替罪羊”的危害

虽然替罪羊现象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替罪羊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则会对团体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Flapan等于1987年【14】提出，“替罪羊”是“团体的一种有害的见诸行动的行为”。Yalom等研究者【15】认为，替罪羊现象处理不好，会导致团体过早结束或分崩离析。

Moreno【15】认为“替罪羊”现象是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力量在团体中的运作，形成了负性的，有潜在致命性的团体循环。成员无法挖掘、探索、审视和表达他们的心理痛苦，团体变得不安全，凝聚力和共同性无法建立，成员会退行至非黑即白的两极分裂状态，自我和他人的区分能力受损。替罪羊个体、领导者和团体其他成员都无法从这段经历中获益【16】。

当一个团体中出现替罪羊的时候，其他成员往往会认为只要这只替罪羊离开了，那么团体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则不然，替罪羊只不过是被团体选出来承担了那个“坏”的部分，而这个“坏”的部分是存在于团体整体身上的，当替罪羊离开团体之后，团体“坏”的部分依然存在，会有另一只替罪羊的诞生【15】。

团体成员会因自己对“替罪羊”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内疚【17】，并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从而在团体中感到不安全，不信任，影响了团体凝聚力的建立。

THREE

“替罪羊”的产生机制

替罪羊可以发生在团体治疗的不同阶段【6】，也可以发生在团体的不同互动层次上【6】【15】，其出现可以通过不同的防御机制，如内化【18】，投射性认同【6】【15】【19】，移置【20】【6】，投射【6】等。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对于剥夺、挫折和担心的反应，无法直接朝向这些困境的直接来源，而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团体或阶层：“移置的攻击在种族冲突中尤为显著，被称为替罪羊过程”【35】。常见的例子是对单位领导的气回到家里出在孩子的身上。在治疗性团体中会出现成员对领导者有愤怒，但转移到其他成员身上或某一个团体之外的人身上。如抱怨某一个成员过于控制或团体一致地在谈论“严厉的老师”。

Horwitz【21】认为替罪羊是团体内发生的投射性认同的现象，个体内化了他人投射过来的内容【37】，从而成为替罪羊。Flapan和Fenchel【14】认为替罪羊过程是团体见诸行动的过程，替罪羊是该行为指向的对象。例如，团体中某个成员或团体整体，对团体中另一个成员顺从懦弱不思改变的行为爆发了愤怒，形成了指责与被指责的互动，动力逐步升级，形成要将这个成员赶出团体的行动。

Cohen和Schemer【39】认为，将替罪羊驱逐出境的过程，就是个体将自己所不承认的自体部分分离出去的过程。例如在团体中，个体将对原生家庭父母的愤怒转移到团体领导者的身上。或将对自己内部客体的愤怒移置到组中某个成员身上。如一个成员看到另一个成员哭泣，会感到很愤怒，说：“我不喜欢你哭，我觉得你很脆弱，你不应该哭！”

Kahn在1980年的文章【22】中引用了克莱因的观点，认为团体成员会与团体内部的需求和冲突的特定层面相关，他认为这一点体现在当团体成员认同了团体的特定角色的时候，如攻击者、嫉妒者、引诱者、任务领导者或主人。当某种特定的表达不被团体所接受的时候，团体就会尝试阻断这种表达，表达者便会成为替罪羊。

Rosen等【8】也提出，团体心理治疗会对团体成员带来很大压力，Bion【23】所提出的基本假设团体和其他力量会创造出“角色抽吸”（role suction），使得成员开始满足团体所需要的某种角色，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让成员承担与其生活中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角色。

Moreno【12】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两种替罪羊，一种是全然无辜的，是被团体中的其他人所影响，被团体动力所塑造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思想、愿望和情感与他的自我不一致（ego dystonic），另一种是自身具有其他成员或团体投射出的特质，因此是自我一致（ego syntonic）的，非常容易且有可能成为被投注者。后者往往很熟悉这个角色，这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关。

整合前人的研究，替罪羊的发生可以是在团体成员互动的基础上，通过移置、投射和分裂以及投射性认同的防御机制发生在人际层面上，也可以是经过角色抽吸的作用而发生在团体整体层面上。

FOUR

领导者对替罪羊的干预

“替罪羊”这个词也可以理解成团体动力的“承载者”或“投注者”。团体的动力会通过某个个体而发出，团体中的个体，每个个体既在为自己说话，也在为团体说话【23】，比如，表达敌意的成员不止唤起团体对该成员内部张力的关注，同时也帮助团体应对自身表达还是压抑攻击性的冲突。在每个时刻，领导者都需要思考，这句话代表了这个个体的什么，是否同时在发出团体需要的声音，“替罪羊”是发生在人际层面上还是发生在团体整体层面上，领导者自身是否卷入了“替罪羊”过程？

2002年，Clark【8】提出了在团体的不同阶段对“替罪羊”的不同干预策略，他认为，在团体的形成阶段，领导者尝试鼓励成员公开表达感受，在这个阶段“替罪羊”出现的概率很高，领导者需要在公开表达感受和保护互动中的一方免遭过度的压力和恐吓之间维持平衡，可以使用反思、阻断、修正以及自我暴露等技术；在团体的中期阶段，支持性和有凝聚力的氛围形成之后，成员之间的张力会日益直接且增强，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成员承担自己在“替罪羊”过程中属于自己的责任，可使用面质，认知重构、再组织（reframe）和解释的技术；在团体的结束阶段，团体的核心是行为改变，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成员打破旧有的习惯化的行为模式，重新建立新的行为方式，可使用行为演练，自我监控的技术。

2007年，Moreno【12】提出了团体领导者的三项任务：通过澄清、面质和对投射过程的解释来阻止个体被边缘化；指出投射的存在，并说明个体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如何是和个体自身的主体有关而非客体；思考某个特定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了团体的替罪羊。同时他还指出了领导者可使用的技术：个体干预技术、亚团体干预技术、人际干预技术和团体整体干预技术。

总之，不管是在团体的哪个阶段，哪个层面，人际层面还是在团体整体层面上发生的“替罪羊”，团体领导者的干预原则是营造一种支持性的，有凝聚力的团体气氛，并帮助成员分清“你、我、他”，将属于个体的成分回归个体，即是分辨出被分裂的，被投射的，被移置的的部分，并将这些部分回归给分裂者，帮助分裂者重新理解自己，并重新拥有这部分不被自己所接纳的情感，进而建立新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领导者将“替罪羊”“替”的“罪”还给“罪者”，并帮助“罪者”重新认识修通自己的“罪”，与分裂的部分重新建立连接，成为完整的人。这也是非结构成长性小团体起作用的机制。

FIVE

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

5.1 结语

在亚隆模式团体中，“替罪羊”现象无处不在，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干预，团体领导者能够把所“替”的“罪”回归给本人，并帮助成员接纳自己所不接纳的“罪”，从而帮助成员修通自身，成为完整的人，达致内心的幸福，并帮助团体突破束缚，达致深层的凝聚，在更深的层面进行工作。

在家庭中，单位中，社团中也会存在“替罪羊”，可谓有人群的地方，有互动的地方，就可能会有“替罪羊”现象的出现。对替罪羊现象的解读、分析以及干预建议的提出，有助于和谐家庭的建立，组织机构凝聚力的建立，提高生产力。

5.2 未来研究展望

“替罪羊”现象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尚未有人研究，综述国外的研究，也发现对这一概念的研究数量较少，较多使用现象学的方法，缺少实证研究，并且更多是在一个普适的角度去谈，而缺少更细致具体的研究，如“替罪羊”个体的具体特点，下一步研究可以考虑开发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可以考虑东西方文化下的团体辅导与治疗中“替罪羊”个体的特征有何不同，以及“替罪羊”出现的过程是否有差异。

参

考

文

献

1  樊富珉. 团体心理咨询.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6-17

2 Clark AJ.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s a defense mechanism in group counseling and therapy. Journal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1997, 22, 85-96

3 Cohen BD, Schermer VL. On scapegoating in therapy groups: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nd intersubjective outl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002, 52: 89- 109

4 Cohen BD, Ettin MF. Self-structure and self transformation in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1999, 49: 61-83

5 Gergen KJ.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40: 366-375

6 Clark AJ. Scapegoating: Dynamics and interventions in group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02, 80(3): 271-276

7 Kahn LS. The dynamics of scapegoating: The expulsion of evil.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80, 17(1): 79-84

8 Rosen D, Stukenberg KW, Saeks S. The group-as-a-wholeobject relations mode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2001, 65(4): 471-488

9 Toker E. The scapegoat as an essential group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1992, 22: 320-332

10 Levin B. Group psychotherapy: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9

11 Dinkmeyer D, Muro JJ. Group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tasca, IL: Peacock, 1979

12 Yalom ID, Lesczs M. 李鸣，等译. 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13 Malcus L. Indirect scapegoating via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ther grou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1995, 45: 55-71

14 Flapan DF, Fenchel GH. The developing ego and the emergence of self in group therapy. New Jersey: Aronson. 转引自Moreno JK. Scapegoating in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007, 57(1): 93-104

15 Moreno JK. Scapegoating in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007, 57(1): 93-104

16 MacKenzie KR. Introduction to time-limited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American Psychiatry Press, 1990

17 Horwitz L.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dyads and groups.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1983, 33: 259-279

18 Morgan CT, King RA.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 -Hill. 转引自Kahn LS. The dynamic of

scapegoating: The expulsion of evil.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80, 17: 79-84

19 Bion WR. Experiences in groups. Tavistock Publications,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