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中的退行（下）| 文献

摘要：网络社区是一个大团体。喷子，五毛，水军都是大团体中的退行行为。

社会是一个大团体。经历过创伤的社会，会在一盘散沙和高度统一之间来回摆动。两种极端都是大团体中的退行行为。

团体中的退行（下）

作者 | Haim Weinberg 博士（美）

翻译 | 吕锐 

作者介绍：曾任以色列团体治疗协会主席、北加州团体治疗协会主席。美国APA执照心理学家，团体分析师，认证团体治疗师。心理专业学院（The Professional School of Psychology)的学术副校长，负责设计、组织团体心理治疗的在线博士项目。

本文最早以英文发表于Weinberg, H. (2006). Regression in the group revisited. Group, 37-53.中文翻译共三部分，此为第三部分。

Otto Griebel, Die Internationale （国际人）, 1929-1930.

译者说

在本文的前两部分中，作者讨论了退行的概念、在心理治疗中的价值，并通过多个临床案例，分别讨论了退行的四个维度，以及各维度在个体治疗与团体治疗中的异同。下面，作者将讨论大团体当中的退行。大团体通常指的是较多人数的团体，因为不可能进行所有人同时面对面的交流，而呈现出独特的动力。例如一个四十人的团体，一个组织，一个网络社区，甚至一个社会。最后，作者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正 文：

大团体中的退行

大团体会引发强大的退行拉力，威胁到个体的身份认同（Tuiquet, 1975），并引发成员之间、成员对团体领导的粗暴攻击。

Anzieu（1984）强调，大团体中存在自恋性退行和前俄期退行的压力，人们会在大团体中否认性别差异，并有种大团体完全同质的错觉。

Kernberg（1989）强调，大团体倾向于增强一致性，形成团体均匀一致的错觉。在另一篇文章中，Kernberg（2003）提出，退行性社会，主要在自恋退行和偏执退行两个维度上体现其病理。

大团体中的退行进程，可能激活原始攻击性。在急性创伤性的社交情境中或是危机之下，可能出现暴力行为。

Triest（2003）认为大团体中的退行有两个成分。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竖直-地形学”退行，由心理地形结构中边界的破坏引发，表现为无意识淹没意识。

其次，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水平退行”：在分离-个体化轴上，自体表征和客体表征之间的边界“融化”了，导致在大团体中失去个体性。

本文中谈到的退行的各维度，可以和这个分类法很好地吻合：早期客体关系和幻想属于“水平退行”；而退行行为和古老防御机制则属于“竖直-地形学退行”，由意识被淹没引发。

Triest的模型结合了引言中谈到的退行的两个定义，并且提出了两种退行在大团体中同时存在。

大团体中的退行

威胁到了身份认同

对此，参与者有两种可选的策略。

一种是退行到“唯我”(meness)的自恋状态

（Lawrence, Bain, & Gould, 1996）；

另一种是相反的“合一”(oneness) 状态

（Turquet, 1975），和整个团体融合，以防御抛弃和孤独。

“唯我”与“合一”分别是团体的第四种和第五种基本假设。Hopper（1997）合并二者，成为一类双向摆动行为，并认为尤其在经历过创伤的社会系统中，大团体会在两极之间摆动，有时是合一/大众化，有时是唯我/群集。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都使用行为术语来描述大团体中的退行，虽然在“合一”或“唯我”之上，显然存在儿童样的幻想。

下面的例子表现了大团体对退行的防御，同时也显露了深层退行的存在。这个例子来自以色列的一次三日会议，主题是团体中的移情与反移情，会议中每天有两次大团体活动。

大团体第一个小节一开始，就是一阵失控的嘲笑攻击。成员们评论、贬低团体领导们，后来演化为成员间的相互鄙视。团体领导们将躁狂的间接攻击气氛，诠释为对退行焦虑的防御；而团体否认有任何攻击性。后来到了某个时点，一个女性组成的亚团体开始唱歌：“谁会爱我，谁会抱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性组成的亚团体通过唱歌，向“合一”状态融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避难所，离开团体中上演的攻击性。她们的歌词，显露了她们的退行幻想，和对温暖的渴望。

网络上的虚拟团体

大团体中退行的力量

大团体中退行的力量，在一种新型团体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网络上的虚拟团体。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体验到这类团体。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2001）提出，电子空间中的虚拟团体是大团体，却有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小团体。这使得虚拟团体中的成员，以及虚拟团体作为一个整体，都可能经历退行。

Holland（1996）指出了在互联网上退行的三个指征：

攻击性或是“着火”，有一点小小的刺激，就出现愤怒和暴怒；

性骚扰或是“调情”，提出性接触的野蛮邀请；

以及利他性，出现超乎寻常的慷慨行为。

这并不意外，网络空间的团体缺少视觉线索，有更高的模糊性，成员自然会发生退行，诉诸于自己从前熟悉的方法态度。Holland将这些退行一直追踪到人们对电脑本身的无意识幻想，包括权力、性、自恋性满足、镜映、口欲性吞没，和父母之爱。

网络退行的核心，是将人和机器相混淆的个人倾向。在网络空间中，用户将电脑看作人类，而将其他人非人化。

看起来，退行幻想和早期客体关系统治了网络退行的屏幕。

退行的四个维度

在大团体中也得到激活

我们可以做出结论，退行的四个维度在大团体中也得到激活，有的时候是大量激活。

原始防御机制非常强大，包括分裂，理想化，投射，和投射性认同。大团体中原始防御维度的退行，表现为大量使用投射。例如，有时超我功能可以被投射到整个团体上，以避免暴力，或是通过意识形态保护自我的身份认同。

早期客体关系和古老幻想同样存在，看看社会大团体的成员对自己组织/民族的强烈认同，甚至达到可以放弃个人身份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大团体引发了对镜映的强烈需要。成员感觉迷失在人群中，寻求在他人眼中找到映像，以得到安慰。然而大团体是一个“面目不明的母亲”（Turquet, 1975），成员们缺少镜映。大团体中，由于缺少交流性的镜映（Weinberg & Toder, 2004），通过自动认同和情绪传染的机制，可能导致恶性、退行性的非言语镜映。

最后，退行性行为在大团体中也十分常见，从胆怯的沉默，到攻击性的爆发。

总的来说，看起来大团体动力更倾向于团体层面的退行（由Bion, 1959代表），而非个体层面的退行（由Scheidlinger, 1968代表）。可能是因为大量个体的集合，被感知为去个人化的群体。

讨 论

接着Horowitz（1994）的提问，团体究竟是增强了还是抑制了成员的退行？

答案是“既增强又抑制”。

团体的本质是一个竞技场，要满足需求得跟许多人竞争，这肯定会很快挫败退行幻想。而在个体治疗设置中，这些幻想可能得以延续，保持很长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挑选那些更有自我功能，更能承受挫折，更能延迟满足的病人，去参加团体治疗。相比于团体中那些纷繁激烈的互动，个体治疗的二元关系和分析师的被动姿态，会更加促进退行幻想和古老客体关系的形成。

澄清退行的各个维度，帮我们看到团体中哪些退行成分更容易发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早期客体关系、以及退行幻想和冲突，在个体治疗中走得更深，而婴儿化退行行为更多在团体中得到表达。此外，似乎原始投射机制在团体中更强，使用更广。

我们可以将Triest（2003）对大团体退行的概念化应用于所有团体，说团体中水平退行比个体治疗中更深，而个体治疗中竖直-地形学退行比团体中更深。

退行的多个维度之间有区别，在个体和团体治疗中达到的深度不同，这一结论与Horowitz（1994）的结论一致，即团体设置中既有移情的稀释，又有移情的增强。而且，本文的结论说明了哪些维度增强了退行，哪些维度稀释了退行。

对临床工作有何启示？

一个必然的问题是，本文对临床工作有何启示？我们应当鼓励团体中的退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当鼓励其中的哪些成分？

首先，描述退行的各个维度，提供一个分类法用于进一步的临床探索。光是这一点已经很有用处了。

其次，没有一定程度的退行，治疗无法进展。但是仅仅退行本身是不足以推进治疗的，必须加上观察性自我的作用。那么下一步，就是治疗师应当鼓励观察性自我的发展。

团体的优势在于，其他团体成员可以起到观察性自我的功能。也就是说，团体治疗师的任务之一是鼓励团体成员成为退行成员的观察性自我，增强团体成员被拉入退行情境之后，再把自己拉出来的能力。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团体中的水平退行更深，那么当原始防御机制被激活的时候，或是出现退行行为的时候，团体治疗师就可以更努力促进这个位置。

描述退行的多个维度，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帮我们理解团体退行的条件。

通常来说，团体的结构越松散，其成员越退行。比如说，塔维斯托克（Tavistock）形式的工作团体（英国的Leicester团体关系大会传统，和美国的A.K.Rice传统）。看起来，当团体有一个宽容的带领者，鼓励不太清楚的结构、鼓励不太明确的角色定义和团体任务时，成员们的内在结构就开始崩解，退回婴儿状态。当人们没有线索，面对模糊性，就会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一个专制的带领者，指导性风格的领导力，同样可能导致团体成员的婴儿化退行。也许这两种极端风格（过度宽容或者专制）的团体领导力，引发了退行的两个不同维度。

在团体中，除了个体退行的可能，成员们还发展出共同的心理防御，以应对“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退行。

团体层面上的退行，代表性讨论包括

Bion（1959），Ganzarain（1989），Kernberg（2003），和Hopper（1997）；

而个体层面上的退行，代表性讨论包括

Scheidlinger（1968），Rutan和Stone（1993），和Slavson（1964）。

Horowitz（1994）指出，以团体为中心的治疗师，倾向于强调团体中移情退行的增强，而以个体为中心的治疗师，则强调团体中移情的稀释。我们可以说，团体中团体层面的退行要强于个体成员层面的退行，可能是未退行成员的现实输入导致的。

关于团体治疗中，个体成员的退行与整个团体的退行之间的比较，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吗？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团体的成员都没有退行，而团体作为一个整体却退行了？虽然上述讨论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却指出了个体成员“单独”退行与整个团体退行之间的分别。

译者小结：文章这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大团体中的退行。大团体会引发强大的退行压力，导致对差异的否认，和原始攻击性。其中既包括“竖直-地形学”退行，也包括“水平”退行。由于大团体退行对身份认同的威胁，团体可能在“唯我”与“合一”之间来回摆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团体也是一种大团体，网络暴力、网络性骚扰、网络上的慷慨无度，都是退行的表现。大团体中，退行的四个维度同时存在，团体层面的退行比个体层面的退行更深。

作者还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团体既增强又抑制了成员的退行。在古老客体关系、婴儿化幻想与冲突方面，团体的退行没有个体治疗中深；而在退行行为和原始防御机制上，团体的退行比个体治疗中更广泛。在团体中抱持退行，比个体治疗中难度更高。通过鼓励观察性自我的发展，治疗师可以利用退行来推进治疗。结构松散的团体和专制的领导风格，都有可能促进团体成员的退行。最后，作者区分了团体中个体成员的退行，和“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退行。

（译者：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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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 | 罗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