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辞京南下游记创作及文学史意义

                            文/卢坡

【摘  要】姚鼐辞官去京，远离官场和汉学阵营，亲近自然山水，创作出《登泰山记》等系列游记，真切反映了姚鼐辞官去京重大抉择后内心情感的变化。姚鼐游记散文具有雅洁而质实、色华而不靡的美学特质，这有助于进一步确立桐城文章正宗的地位。姚鼐游记散文在强调游踪的同时，注重景物的描绘，实现了地学游记与文学游记的融合，开创了游记散文的新范式。

【关键词】姚鼐；辞京；游记；文学史意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借病辞去刑部郎中及所任纂修官，应朱孝纯之邀去山东游览，后回至京城整理行装，举家南归。此后，朱孝纯从泰安调两淮都转盐运使，驻扬州，修建梅花书院，邀请姚鼐充任山长。姚鼐辞职离馆及至充任书院山长前，得暇包览名山秀水，留有不少诗文之作，其中《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晴雪楼记》《游双谿记》《观披雪瀑记》等游记散文尤脍炙人口。这组游记散文，从创作时间上看，主要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即朱孝纯山东游赏之邀及扬州讲学之请间；所游之地主要是离京南下的山东泰安及安徽桐城周边；作者所处的境况是去职赋闲之际。我们将这组在姚鼐文集中少有的集中写景的游记散文专门挑出，名之曰“辞京南下游记散文”。对于这组游记散文给予特别关注，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姚鼐辞官后心绪的变化及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桐城派散文的美学特质，也有助于我们对于游记题材散文的进一步思考与总结。

一、引言

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六应礼部而中进士，这对于少具壮志的姚鼐来说，科举之途并不十分顺畅，而对于“今者常参官中，乃无一人”的家族而言又带来了希望。此后，姚鼐浮沉部曹，久不得升擢。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姚鼐先是被推荐为记名御史，后又荣入四库馆。然而，就当升迁有望之际，姚鼐毅然作别官场，辞京南游。姚鼐在《复张君书》中称“而顾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殒，今又丧妇。老母七十，诸稚在抱”[①]，表明母老子幼是其辞官归里的原因。但结合这一时期姚鼐与他人的赠序及相关资料，姚鼐辞官实另有隐情。翁方纲《送姚姬传郎中归桐城序》有所透露：“窃见姬传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传意中所欲言。”[②]姚鼐面对程晋芳、翁方纲等人的挽留而感慨道：“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③]姚鼐本为辞章之士，久处京师为学风所染，转习考据之学，而当汉学以考据为功进而诋毁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姚鼐则坚守程、朱之学，扬宋抑汉，进而对考据之学有所反思。上面《赠程鱼门序》所发感慨，颇能看出姚鼐身处汉学阵营的进退之难。姚莹对姚鼐在四库馆的处境所言更明：“于是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辨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④]可见，姚鼐与四库馆臣论事不合，“与戴震等汉学家的严重分歧及其在论争中的身陷孤立，是其告退的关键因素”[⑤]。

姚鼐既与四库馆汉学家相抵牾，必有不同的学术祈向，关于这一点，姚鼐在告退后的《复汪进士辉祖书》中明白地吐露出来：“鼐性鲁知闇，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⑥]姚鼐本雅爱诗文，少时即于伯父姚范家中学文学于刘大櫆，刘大櫆则每于姚鼐多鼓励之辞，如其在姚鼐试于礼部不售后《送姚姬传南归序》言：“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⑦]姚鼐在四库馆与汉学阵营的对抗及不适，萌生了退出京城回归辞章的意愿，这在其离京前《与刘海峰先生》的尺牍中有所表露：“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皆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犹欲谨守家法，拒斥谬妄……近作诗文颇多，聊录数诗纸后，老伯可观鼐才力进退也。”[⑧]姚鼐所欲守之家法，即姚范、刘大櫆等讲求宋儒义理与诗文辞章之学；所欲拒斥之谬妄，则是汉学家“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⑨]。“近作诗文颇多”，也可以看出，姚鼐有意重拾诗文辞章之学。

从上所论，姚鼐的回归辞章不是回到最初的“走昔少年时，志尚在狂狷”[⑩]，纵情山水、笑傲泉林的少年之举开始告退，一位仕途蹭蹬、无力与自己异趣的汉学阵营抗衡，带着对老母、幼稚挂念的中年男子，开始回归山水，回归辞章，希望在山水文章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二、情景理路：一组寓情于景的游记散文

与离馆辞官前后的郁闷不平不同，姚鼐此次辞京南下最初更多的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和愉悦。这在同时期的一些诗文中有所表露，如《阜城作》：“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自南来，意气颇纵横。谓当展微抱，庶见康民甿。……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旁观拥千百，拍手笑狂生。”[11]诗中除了对十年省阁生活有所不惬外，其基调是向上的，特别是“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颇能看出姚鼐决意辞京的洒脱。《于朱子颖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中“文章道路识老马，世事沧洲漂白鸥”[12]，则可以视为姚鼐重拾辞章之学心绪的吐露。果然，姚鼐很快就创作出一系列名传后世的诗文。

姚鼐辞官后并没有立即返还故乡，而是应朱孝纯之邀去山东游览泰山以纾幽怀，这便有了《登泰山记》的等游记散文之作。《登泰山记》为大家描绘了一幅泰山冬景图，这里有迷雾、滑冰，无瀑水，无鸟兽音迹，数里无树木，一片肃杀。与柳宗元“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相比，此篇情感不甚外显，非柳宗元“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13]般透露出贬官获罪的感受。《登泰山记》倒是与柳氏《江雪》一诗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写冬景，寓情于景，含而不露。我们在研读《登泰山记》时应对文中两段文字加以注意：第一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段，历来研究者多注意这段文字用词之准确、用语之雅洁，我们连贯读之，从中能够感受姚鼐逃离京城的迫不及待和急欲摆脱处处充满颉颃与对抗的生活的心情；第二处是泰山顶观日出一段，“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于肃杀中带来一片霞光。红日破云层，发出五彩之光，这既是极为传神的实景描写，也可以理解为姚鼐脱离令人窒息的四库馆寻求新生活的一种心态的表征。

姚鼐毕竟是壮年辞官，面对着建功立业的好友还是有些落寞，这种情绪体验被朱孝纯的热情及泰山的壮丽景色冲淡了不少。但是从泰山之巅下来，回到朱孝纯的晴雪楼上，这种沉淀已久的情绪体验开始发酵，并最终表露出来：“余驽怯无状，又方以疾退，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与子颍仰瞻巨岳，指古明堂之墟，秦、汉以来登封之故迹，东望汶源西流，放乎河、济之间、苍莽之野，南对徂徕、新甫，思有隐君子处其中者之或来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视而笑。”[14]友人与自己境遇的对比，令姚鼐心生感慨，但正如姚鼐所言“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山川故迹让姚鼐从沉忧的情绪体验中走了出来，虽有些感慨，但最终相视而笑。《晴雪楼记》的最后，姚鼐振笔写出“大风雪数日，崖谷皆满，霁日照临，光晖腾映”，既点了“晴雪楼”之题，也暂时扫除了心中之阴霾。

接下来的《游灵岩记》又恢复到《登泰山记》中藏情于景的书写模式。朱孝纯因公务未能陪姚鼐上山游赏，请聂剑光作向导。聂氏著有《泰山道里记》一书，姚鼐曾为其书作序。两位精熟舆地之学的游者结伴而行，自然方便交流切磋，文章景物之描写，也颇有方位感和层次感。《游灵岩记》中亦写到日出之景：“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15]这种澄彻之景，在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亦有体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16]一是山景，一是水景；一是虚景，一是实景。同样是日出之景，泰山上，尚可成五采，赤如丹，有红光动摇承之；灵岩寺之日出，只有寒光映照着寺壁，在严寒之外，让人产生一些眩晕。我们不必刻意推求姚鼐此时的心境，但这种内敛的心绪，总是缺少了些明亮的色彩。

姚鼐从山东返回京城，稍作收拾即离开了京师，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重宴鹿鸣，再赴京城，已是八十老翁。姚鼐返乡后，游览了双谿等地，写下《游双谿记》《观披雪瀑记》等游记散文。如果说辞官后第一次南下山水游览，尚有朱孝纯这样的朋友相宽慰，返回故里，姚鼐失落之情在《游双谿记》《观披雪瀑记》有明显表露。游双谿，所遇之景为：“松隄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状万变。”[17]盛夏有此景，本是消暑佳处，而姚鼐于此中夜点一灯，凭几默听，众响皆入，人意萧然。面对乡贤大学士张英墓舍，姚鼐深感自己之不材，不堪世用，所以要早匿于岩窔。姚鼐在《游双谿记》的结尾甚至怀疑，当年张英荣退后娱乐之山水是否就是当时自己所游之山水？真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感情色彩。《观披雪瀑记》所记乃乡邑之一奇观，其中“瀑坠甖中，奋而再起，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乃至平地”[18]，瀑布描写颇为形象壮美，但姚鼐最后还是从石潭壁上新发现的北宋题名引发感慨：“人事得失之难期，而物显晦之无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复记之。”[19]令姚鼐“慨然”的恐不仅仅是物之显晦无常，而为人生之显晦无常。

通过梳理这样一组辞京南下的游记散文，可以感受到姚鼐辞官后的心绪历程：从最初逃离京城四库馆生活的轻松与洒脱，到借山水以消忧，再到后来优美壮丽的风景都染上作者悲伤的情绪。姚鼐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内心情绪的变化被这样一组游记散文所间接反映，而情与景的有机融合，又给这组游记散文增添光彩，使其成为继柳宗元“永州八记”后又一组情景交融的游记散文。

三、美学特质：雅洁而质实，色华而不靡

姚鼐辞京南下创作的一组游记散文，较能代表姚鼐散文的艺术成就，其中一些篇目甚至被推举为桐城文章的典范。仔细研究这组游记散文，对于深入发掘桐城文章的美学特质，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一般而言，桐城文章多较为短小，很少长篇大论，姚鼐的游记散文尤其如此。但是文章篇幅的简短，却不影响文章内容的含量与情感的表达，这就要求用语之雅洁和内容之质实。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自身的自足性、完整性而言，又构成一独立的理论范畴。所谓“雅”，就是不理不俗、雅驯熨帖；所谓“洁”，就是澄清无滓、简洁精炼。方苞指出“自南宋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无一雅洁者。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20]。这是从反面对不雅洁者提出批评，方苞所赞赏的是《春秋》《左传》《史记》等文，“《易》《诗》《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21]。可见，雅洁首先就要尚简，要删繁就简、词约义丰、言简意赅。如果说方苞是雅洁说的提倡者，姚鼐这组游记散文则是雅洁说的实践之作。《登泰山记》全文452字，读之再三，几无字可删，如“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两个“皆”字不可删，删之则无法将百流汇聚的景象描绘出来。

雅洁实际不仅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洁精炼，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22]。姚鼐的游记散文喜欢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所游之地的地理方位，先括定一个范围，然后再按游踪娓娓道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登泰山记》第一段的描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23]真是把泰山前后及最高处的坐标都清楚地标了出来。更有意思的是，姚鼐虽足迹不到之处，也要将其地理情况交代清楚，且看《游灵岩记》的结尾：“然至琨瑞山，其岩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书以告子颖。子颖他日之来也，循泰山西麓，观乎灵岩，北至历城，复泝朗公谷东南，以抵东长城岭下，缘泰山东麓，以返乎泰安，则山之四面尽矣。”[24]姚鼐虽不及往，却已经把地理坐标及行进图标示了出来。古人没有今日之地图，要想弄清楚其山川风物的具体坐标，殊为不易。姚鼐虽抑汉扬宋，却于考据学中地理沿革一途有较深研究，其文集中即有《郡县考》《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项羽王九郡考》《五岳说》《泰山道里记序》《庐州府志序》等。如《庐州府志序》开头即交代庐州的地理位置：“庐州居江、淮之间，湖山环汇，最为雄郡。”[25]姚鼐将地理研究之学应用于文章写作，反映到游记散文中，则文章井然有序、不蔓不枝，这也有助于雅洁风貌的形成。

除雅洁外，这一组山水游记给人一种密实的感觉。这组游记散文严谨、准确、有条理、少描绘、多堆积、喜用短句，这又与姚鼐重考据之学有很大的关联。姚鼐虽然不满汉学家所为，却不鄙弃考据之学，反而重视考据之法，甚至认为“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26]。姚鼐久处四库馆中，又朝夕与戴震等汉学家过从，自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离开汉学阵营而戛然而止。就这组游记散文而言，姚鼐对于泰山阳、阴两边分别有汶、济二水，其向南中谷为郦道元所谓环水，而当其南北分者为古长城的考证，以及对于灵岩谷水的考查，对于披雪瀑石潭壁上文字的辨识，这些皆是姚鼐以考证入文的做法。以考证入文，如处理得好，如盐入水中，让人只得其味不见其形，《登泰山记》即是如此；如处理得不好，则油是油水是水，徒见其形迹，《观披雪瀑记》便有此缺陷。考证入文，无论是相得益彰还是略显生硬，文章风貌总呈现出一定的质实之感。正是因为得考据之功，姚鼐游记散文才严谨、准确、有条理，而短词句的选择，又加重了这种密实感：“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27]。少则两字，多则三五字，正是这种少描绘、多记述的短句子，给人一种质实之感。

姚鼐在为陈仰韩时文作序时称“其为文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28]，姚鼐以此语称人，实为夫子文章自道。关于“文体和而正”理解，我们需了解姚鼐自己关于此问题的看法。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一书，于古今文章分门别类、溯源探流，最能显示姚鼐的文章宗尚。姚鼐将山水游记归之杂记类，就其所选作家作品，以柳宗元18篇居首，“永州八记”全部入选。从某种意义而言，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应当看作此类文体之正宗。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姚鼐的这组山水游记相比较，注重行迹或游踪的交代，注重景物的传神写照，能在景物描写中将情感抒发得幽微不显，这是柳宗元和姚鼐共同的艺术追求，这也当是姚鼐所认为的游记散文的“正体”。一般论者多认为姚鼐的文章简淡，诚然，与那些浓墨重彩的文章相比，姚鼐的文章确实简淡，但这并不表示姚鼐的文章无色不华。最好的反证则是《登泰山记》中观日出一段对于光与色的描写：“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29]色、光、影凑集到同一幅图画之中，真是美不胜收。所谓“色华而不靡”，不靡就是不过分，适可而止。姚鼐对于文章的风格的认识是非常全面的，这在《复鲁絜非书》和《海愚诗抄序》中有详细的阐述，如“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30]。姚鼐自觉地选择这种澄清无滓的文章当与其审美追求相关，其所追求的是一种绚烂至极的平淡。关于平淡与绚丽的辩证关系，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有精彩阐述：“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31]《左传》《史记》的瑰丽浓郁，不在于彩色绚丽、声音繁杂，而在于气体澄清之极，自然能换发光精，祛除枝蔓芜杂，自然能炳炳烺烺。“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深契中国人的审美传统与风尚，这就不难理解桐城文章被奉为正宗、播之人口的原因所在了。

四、文学史意义：地学游记与文学游记的融合

就山水游记而言，从《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山水片段的描写，到《穆天子传》中神话故事般的游记及《封禅仪记》光武帝等登泰山途中风物之记载，山水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审美地位。魏晋之时，山水游览成为新的风尚，正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32]，山水风物开始在诗文中有所展现，这一时期较有名的作品有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不惟有“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33]这样生动的景物描写，更在文中表达了“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的回归自然的情思。唐宋时期，以散文“八大家”为代表，山水游记散文得到空前的发展。柳宗元“永州八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大放异彩。在柳宗元、欧阳修那里，游记散文成为排忧途径；在王安石、苏轼那里，游记散文又成了说理载体。写景、抒情、传理融为一体。宋以后袁宏道苏杭一带的游记散文，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画出了西湖等地的“灵性”，也表达了以山水为乐的情感。张岱则踵武前贤，在山水游记散文中寄寓着身世之感与家国之思。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大体可以分为文学游记和地学游记两大类。[34]文学游记以描写自然风光、表现主体审美情趣为主，在模山范水中传达作者的主观情感，上举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作品皆可归入此类。地学游记则重在游踪的记录，唐李翱的《南来录》为其自长安至广州的纪行日记，开后世日记体游记先声。徐霞客以日记形式记载所游之地，如《黔日记》《滇日记》，重在地理考证。而姚鼐所处的乾嘉之际，考据之风盛行，地学游记这种注重道里行程记载和地学知识考查的游记受到重视并获得长足发展。一时间，地学游记成为文士们逞才扬识的疆域，观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即可知晓。姚鼐于考据之学颇重舆地一途，又受时代风气之影响，将考据之学引入文章，这成为姚鼐游记散文的一大特点。《登泰山记》详细记载泰山的地理环境，全面介绍泰山南麓的登山路线，淡化模山范水，这些都呈现出地学游记的某些特征。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将《登泰山记》收录其中，亦有现代学者将姚鼐此组游记散文归之为地学游记。[35]但是，姚鼐毕竟是文学之士，其对于辞章的推崇远远超过汉学家甚至一般的文学之士。除泰山观日出那段神来之笔，能显示姚鼐文学家的本色，“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描绘出一幅泰山冬景晚照图，画卷色彩斑斓、层次丰富，泰山稳重、云雾灵动，一切都这么富有诗情画意。而此后的《游灵岩记》《晴雪楼记》《游双谿记》《观披雪瀑记》等，在注重道里行程记载的同时，偶一驻足，即为我们留下精彩的景物描写，如对于披雪瀑的描绘：“水源出乎西山，东流两石壁之隘。隘中陷为石潭，大腹弇口若甖。瀑坠甖中，奋而再起，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乃至平地。”不惟壮美，亦且形象，“披雪”两字，完全可从这段描绘中见之。因而，与其称《登泰山记》这组游记散文为“具有较强文学色彩的地学游记”，不如将其看成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合流之作，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游记散文体式。

姚鼐于前人山水游记有所取法，又有自己的创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取法前人而言，姚鼐得柳之肖、得欧之达。从前面简单引述柳宗元与姚鼐游记散文作品可以看出，柳宗元与姚鼐在描写景物时都非常传神，这种传神不是靠比喻、夸张、拟人、拟物等修辞法得来的，而是纯粹靠白描得之，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描写潭中游鱼一段与《登泰山记》描写观日一段，最为精彩。这自然源于作者体物之深、遣词造句之准。论者常以畅达称许欧阳修之文，这种畅达表面上体现为文辞通畅，内里则是意脉贯通。如欧阳修之《醉翁亭记》，不惟方位交代之明确，更是顺着一条泉水，把游人引到了醉翁亭。姚鼐构思运笔颇得欧阳修之意，如其《游双谿记》交代双谿之由来：“盖龙谿水西北来，将入两崖之口，又受椒园之水，故其会曰双谿。松隄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以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状万变。”[36]欧阳修是先述四周之景，接着入山寻水见亭；姚鼐应是顺水入谿，再处中以环视四方。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注重文章内里的意脉贯通，必然带来文章的畅达之感。

姚鼐游记散文不仅善于取法前人，还善于自造，这集中体现在将考据之学引入文章，注重语言的雅洁、声调的和谐等，最终实现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融合。前面我们已说道考据入文及文辞雅洁，这里重点看看桐城文章的声调和谐。桐城文章质实而不显板滞，这除了得益于言辞的雅洁，也得益于声调的和谐。姚鼐对诗文的声调是颇为看重的，“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37]。“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38]。 “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39]，其中“乘”“历”“穿”“越”“至”，不惟用词之准，放声疾读，大有“千里一日”之势，颇能见出姚鼐出京之迫、见友之急、看景之切。“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40]，“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41]。这两段观日之景，正是长途跋涉之后，收获的眼前之景，缓读可得其神味。可见，无论是疾读、缓读，总得姚鼐文章音韵之美。

“游踪、景观、情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文体要素”[42]。在姚鼐辞京南下的这组游记散文中，游踪之清晰、景物之传神、情感之抒发，得到了有机融合。诗人之游与学者之游，常被看作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区别，而诗人与学者、文学与地学在姚鼐这里出现了交汇，这组游记散文则是这种融合交汇的代表。地学游记与文学游记在姚鼐这组散文中实现合流并非偶然，这和“汉宋相争”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姚鼐通融的为学态度相关。姚鼐治学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为诗力主熔铸唐宋，文章风格讲求阴阳刚柔并举，甚至尝试以文章之法为诗，最能体现集大成者“通融”的特质。如此，地学游记与文学游记合流出现在考据、辞章并重的姚鼐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了。“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43]。与经典不同，一些文章尽管播之人口、流传至今，堪称名篇，但因未能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启示，仅仅只能作为名篇而已。以此标准，姚鼐的这组山水游记，特别是《登泰山记》，无疑是可以称为经典的。

（此稿刊于《中国文学研究》第31辑，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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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②]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清李彦章校刻本。

[③]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2页。

[④] （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六，清中复堂全集本。

[⑤]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⑥]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⑦] （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⑧] （清）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一，清咸丰五年海源阁本。

[⑨]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⑩]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

[11]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3页。

[12]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3页。

[13]  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14]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15]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

[16]  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17]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18]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19]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20] （清）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清同治刻本。

[21] （清）方苞著，刘季高标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5-616页。

[22] 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

[23]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24]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

[25]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26] （清）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清咸丰五年海源阁本。

[27]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28]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29]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30]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31] （清）方苞著，刘季高标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

[32]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页。

[33]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一百一《吴均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王立群：《姚鼐的〈登泰山记〉与地学游记》，《语文建设》，2004年第4期。

[35] 王立群：《姚鼐的〈登泰山记〉与地学游记》，《语文建设》，2004年第4期。

[36]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37] （清）姚鼐：《惜抱轩尺牍》，清咸丰五年海源阁本，卷六。

[38] （清）姚鼐：《惜抱轩尺牍》，清咸丰五年海源阁本，卷六。

[39]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40]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41]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42]  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43]  孙琴安：《经典与名篇》，《光明日报》，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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