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学者：西方圣母心态为何演变成贱民心态？

西方人道主义和圣母心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演变成贱民心态。

2016年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事后在给难民的公开信中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云。

受害者向加害者示好，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西方政界误以为这是高贵的人道情怀，其实是自暴自弃自甘下贱，也是对恶行最好的鼓励。普通民众也罢了，政治圈流行这种心态，问题非常严重。

关于好仁而恶不仁，孔子在《论语》《礼记》中都有教导。《论语里仁篇》记载：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东海原译为，不让不仁的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意思是看见他人不仁之处，既检查、警惕自己不要有相同的过失。拟改为：厌恶不仁的人，在践履仁德的时候，不让自己受到不仁的东西的影响。

不仁的东西，包括不仁的人物、事物、势力和思想。流行过一句名言：“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努力消除身上的狼奶味或狼性，就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的最好表现。《里仁篇》又记载：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谓只有仁者，才能喜爱人和憎恨人，爱所当爱，恶所当恶。仁者所喜爱的，是仁人善人；所憎恨的，是不仁、不善之人。

好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一般人或为情绪所控，或为私欲所蔽，或缺知人之明，或乏公道之心，或抱嫉妒之意，或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或由于其它种种原因，容易好恶失当，爱憎失常，喜爱了不值得喜爱的人，厌恶了不应该厌恶的人。

唯有仁者才能好恶各得其宜。“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

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王道之大者，必须爱所当爱，恶所当恶，贤所当贤。

《礼记·表记》记载：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意思是说：无私欲而好仁的，无畏惧而恶不仁的，天下只有极少数罢了。因此君子议论道理，要自己先能施行，设置法度要依据民情。

综上所述可见，孔子主张，好人与恶人，好仁与恶不仁，即善善与恶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就非君子，非仁者。正如张载所说：

“恶不仁，故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

这段话出自张载《正蒙》，为朱熹所编《近思录》收录。恶不仁，憎恶不仁，包括不仁的人物、事物和思想。恶不仁，所以对于不善的东西都知道，很敏感。如果只知好仁，不能恶不仁，结果就会“习不察，行不著。”这是孟子的话。

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实行着仁道却不明白为什么，习以为常却不知所以然，一辈子沿着这条道走却不知这是什么道，这是民众。

儒家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能行，其知必不足或不真；行而不能知，虽然能行，必不到位，不中正，出偏出错都是难免的。行不著，习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就是能行而不能知，缺乏正确的道德知识。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此。君子能够学而时习之，掌握正知正见，故能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好仁恶不仁统一。故张载说，仅仅满足于善，未必符合义德；仅仅行为正确，未必合乎仁道。只有既能好仁又能恶不仁，然后才能完全行于仁义之道。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这就是孔子恶不仁的表现，所恶者包括包括不仁的人物、事物、势力和思想。

《论语·阳货篇》记载：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孔子厌恶的人有：宣扬别人坏处的人，身居下位而诽谤上位的人，勇敢而无礼的人，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子贡厌恶的人有：剽窃而自以为聪明的人，不逊让而自以为勇敢的人，揭人之短而自以为正直的人。朱熹说：

“称人恶，则无仁厚之意。下讪上，则无忠敬之心。勇无礼，则为乱。果而窒，则妄作。故夫子恶之。恶徼以下，子贡之言也。徼，伺察也。讦，谓攻发人之阴私。杨氏曰：仁者无不爱，则君子疑若无恶矣。子贡之有是心也，故问焉以质其是非。侯氏曰：圣贤之所恶如此，所谓唯仁者能恶人也。”（《孟子集注》）

正因为仁者爱人，希望人人向上趋善，才厌恶丑恶下流的行为。孔子又说：“乡愿，德之贼也。”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厌恶不仁的言行，正是源于仁爱，源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儒家主张，对于不良行为，若属道德范畴，则诉诸于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若触犯法律，则依法惩处。不论是文教还是法治，都是仁爱的体现。

有一副集《四书》句子的联语曰：“仁者无不爱也，君子亦有恶乎。”正好把儒家的爱和憎统一在一起了。

辟杨墨，体现了孟子的恶不仁，这是对不仁的思想学说的憎恶。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比喻自己。他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北狄西戎受到打击，荆舒两国遭到重创，它们不再敢与我们相抗。“膺”和“惩”都是攻击义）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恶不仁，是仁道义德的逻辑必然，也是仁者仁心义气责任感的体现。只有好仁，才能弘道扬仁；只有恶不仁，才能批判、驱逐、消除不仁。弘道扬仁是立，批判、驱逐、消除不仁是破。仁者和仁政，都应该大破大立，双管齐下。

恶不仁，需要一定的智慧，较为理智公正地判别是非善恶。朱熹说：“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引游氏语说：“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四书集注》）

仁者的智慧，表现为相当的知人之明和择法之眼。正确分辨人物势力的高低优劣正邪华夷，这是知人之明；正确分辨思想学术的高低优劣正邪善恶，这是择法之眼。唯有圣贤君子，才能真正拥有这两只眼。

缺乏这两只眼，就会妄誉妄毁，苟誉苟毁。妄誉，不切实际的赞誉；苟誉，苟言虚美。两词近义。妄毁苟毁，指非理非实的诋毁，任性恣意的毁谤。孔子说：“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苟言，指不实、不认真之言。韩愈说：“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题欧阳生哀辞后》）慎之哉。

正人君子一般不至于妄毁，但有时情面难却，难免妄誉苟誉之嫌。或将清华四大导师与孔孟相提并论，对四导师是虚誉，对孔孟是实贬。虽非故意贬低，眼光不行是肯定的。

又如，将孙中山与周公、孔子并称为圣，既是对孙中山的苟誉，也是对周公、孔子和圣人概念的贬低。圣人，必能允执厥中，遵循中道；圣人在位，便为圣王，必有圣贤集团，必能实践王道，建设礼制，必有盛世继之而来。岂有抛弃中道、信仰耶教、赞美邪教（洪杨帮）、导出百年混乱忧患之圣人哉。

妄毁妄誉，都是妄语；苟誉苟毁，都是苟言。

民国和港台儒家过度推崇孙中山们，是慧眼不足；他们拥有言论自由，对大陆和台湾盛行的异端外道歪理邪说，却未能进行广泛深入的批判，是法眼有差。他们或不无所见，但往往看不真切。

用《易经》的话，叫“童观”和“窥观”。易经观卦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疚，君子吝。”童子视力稚弱，看不清事物。小人如此没关系，君子童观则鄙吝。窥观也同样，女子如此很正常，君子窥观则可丑。

相比儒家，佛道两家论人论事的时候，更缺乏公道心和准确性，眼光更不行。他们对于不良之人物势力，容易抬举过度，甚至曲意逢迎，曲为之辩；对于圣贤君子，反而排斥贬低，或者冷嘲热讽，吹毛求疵。老庄就是典型，以寓言的名义对孔子极尽讥笑、呵斥、羞辱之能事。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君子好仁恶不仁，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这些话泛泛而言容易，真正做到很难，需要仁智勇三达德兼备。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到具体人物、势力和思想的身上，很多人就不能“恶恶”、“恶人”和“恶不仁”了，甚至对于恶人恶势力、邪说大谬论表示宽容或肯定。

这也是中华圣贤精神和西方圣母心态的一大区别。圣贤精神，既能是是又能非非，既能善善又能恶恶，既能贤贤又能贱不肖，既能好仁又能恶不仁。圣母心态于后者大不足，颇为妇人之仁。

例如，轻刑废死，重罪轻判，过于强调平等自由尤其是宗教自由，导致宗教恐怖主义猖獗，对于宗教恐怖主义、政治恐怖主义和各种恶势力，制裁力度不够，都是源于圣母心态。

能“好仁”而不能“恶不仁”，仁而不义，其实还是仁爱不足，责任感不强。西方白左当道已久，贪图虚名、不负责任的政客甚多，各国国民深受其害。

对邪恶从严防范和惩处，霹雳手段，铁腕灭罪，符合刑罚世轻世重、乱世宜用重典之王道原则。对付恐怖主义，更应该霹雳手段、严刑峻法和义杀义战。这个世界需要儒家，需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王阳明曾国藩那样的大人。大恶时代大恶社会，除恶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最好的扬善。

论文化品格，西方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不算低，但又不够高。故西方知识分子，既有一定的明辨功夫，又颇有限，于优劣是非正邪善恶，能有所辨，又辨不太明白、明确。就像阴天，比黑夜明亮得多，比艳阳高照又差得远。唯我中华仁者，才能明辨仁与不仁，仿佛阳光普照。

背景

德女性隐瞒性侵为同情难民：

不愿败坏难民的名声

【环球时报2016年07月05日综合报道】“不愿败坏难民的名声”，德国《新奥斯纳布吕克报》4日报道，来自曼海姆的左翼党女政客以及来自卡塞尔的3名女中学生，疑都被难民性侵。然而，她们却都首先选择了沉默。

今年24岁的瑟琳·格伦是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今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她在曼海姆离自家公寓不远的一个体育场附近，遭到3个疑有难民背景的人性侵。

（照片：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

案发后，格伦跑到警察局报警。不过，她并没有讲述自己被性侵的经过，而是说遭到几个德国人抢劫。她还“证实”，这伙人说的是德语。后来，格伦的男友得知此事，告诉她附近也有其他妇女有过类似遭遇，并劝其向警察说实话。她这才向警察交代了实情：对她施暴的歹徒是几个疑似难民的人，说的是库尔德语或波斯语。

格伦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透露，自从科隆性侵事件曝光后，德国人反难民的情绪高涨。她不希望自己被性侵的事使人们对难民的偏见进一步加深。

事件曝光后，她还在脸谱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她说大多数难民是“美好的人”。

无独有偶，卡塞尔市的3名16到18岁的女中学生，在上学和放学路上，长期遭到疑似难民的人性骚扰。3名女生隐瞒不说，直到家人发现问题——一名女生的父亲看到了跟踪到家的歹徒，把跟踪者踢出家门。

其中一名女生后来承认：“我们不想泛泛地指责某些人，也不想煽动对难民的仇恨。我们不想让难民遭到歧视。”卡塞尔警方表示，除了这3名女生外，当地还有6名女性报警称遭到疑似难民的人性侵。(昭东)

作者简介

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

原文标题：“好仁”还要“恶不仁”——兼论圣人精神和圣母心态

 来源：作者授权

 作者：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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