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撰文：“四书”进课堂，国家设“国学”学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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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今年元月，中办与国办印发、下达了《关于实施中华伏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放在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作出了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意见》坚持十八大以来中央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意识的系列指示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根本与灵魂的观点，全方位、多层面地指导了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普及、继承与创新、传承与发展工作，尤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社会生活的转化与融合方面，在基础教育乃至全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方面，有重要的提示与部署。

以下我从三方面谈谈学习的体会。

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源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

2013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去曲阜考察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表达了对历史文化和圣贤人格的高度敬意。

2014 年2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意见》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用“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来总结归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民族性。这十八个字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进程中积淀而成的，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亲和力。

二是时代性。以“仁爱”为中心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作为价值理念，具有超越民族、地域、历史的普遍性。中外文明交通史表明，中华民族完全可以禀持这些核心价值，与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文化作沟通对话。

三是实践性。上述价值理念，要么针对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要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譬如和合观念之于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大同观念之于世界和平等。

四是简易性。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浪淘沙之后，这些价值理念已经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性情心理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成为全世界华人共同的文化信仰。

这些渊源来自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如“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理人心、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不仅在百姓日用间影响极大，同时还作为中国精神与智慧，影响远及东亚、欧洲，参与了今日世界文明秩序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核心价值观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两者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他看来，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即真正认识、体悟中国文化的根本与灵魂，提高文化软实力，事关国运。

二、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五经四书之中，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普遍、公共性的精神资源

《意见》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就基础教育而言，我们希望语文、史地、德育、思政，甚至体、音、美等各课程、教材与读本中多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包括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因素。还可以专门设置一门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并编好教材。

现在各地都在抢编此类读本、教材，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明显带有功利化与工具性的趋向。编好教材，编者首先要有正确的目的、理念，其次要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再次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儒释道、蒙学读物、家训，乃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还有民族与地方习俗文化等素材，丰富多彩，我们应充分照应到多样性，特重生动活泼的各种材料，选取可读性、趣味性的内容。

尽管如此，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能碎片化，而应有其系统性、整体性。我们还是要强调多样性中隐然有统一性，这些教材的编撰一定要有理念的指引，即不忘价值理性，不忘教育目的。

我们从各不同侧面对学生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文化传统的教育，一以贯之的还是让学生逐步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之所以为人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道理与核心价值，这是中心的中心。当然，不能硬性地灌输，而应采取春风化雨的浸润的方式。

选取反映中国精神、中国故事，内容形式俱佳、情文并茂的的范文特别有意义。可以学习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的经验，甚至可以直接选用其中的内容。上述姚编《类纂》、曾编《杂抄》还特地选了古代不同的文体，如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这对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特色，也十分重要。

钱穆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经典时，开了七种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这七种书是从儒道释与宋明道学的基础典籍中选出的。

“国学入门书目”，开得比较全面的是梁启超，他开了25种。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启超开的书目，涵盖四部，是从经史子集的基本经典入手的。

黄侃指出的国学要籍二十三种，包括十三经，加上《国语》、《大戴礼记》，以及小学的《说文》、《广韵》，史学的《史记》、《汉书》，子学的《荀子》、《庄子》，文学的《文选》、《文心雕龙》。他说：“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黄侃的书目立足于后学的训练。

什么叫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传之久远的经典，一定有其精义，对我们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有价值指导的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经者，常也、久也，是记载常久之道的书，其中有价值系统与信仰信念系统。

为什么要读经典？如上所说，因为经典中有中华民族的常经、常道。有人说，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五经四书之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里有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源与根据，也包含有当代价值。

五经四书不专属于儒学，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普遍、公共性的精神资源、道德资源。这里有中国人的一以贯之之道，即做人、治世的常道。经典教育是贞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常道的教育。

我们建议，高中生应在课堂上较系统完整地学习《四书》的基本内容，这会使学生一辈子受用无穷。

三、我们现行的学科建制是抄袭西方的，由国家层面设立“国学”学科门类，是刻不容缓之务

现在讲授传统文化课程最缺乏的受过基础训练的教师。建议各高校的国学与文史哲院系，广为开办长短不一的训练班，培训当地幼儿园与中小学的教师。建议各地职能部门组织好师资培训工作。从长计议，还是要有国学学科的设置，让国学有户口，名正言顺地培养师资。

我们现行的学科建制是抄袭西方的。即使有文、史、哲、艺术、宗教等学科门类及所属一、二级学科等，与中国古代学术仍然不能兼容。如果说，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不能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分类来割裂、肢解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人文与社会学术就更不能被西方学科来框架、限定了。

近二十年以来，我们一再呼吁建立国学学科，并在实践上创办了国学班与国学院，培养了国学本科、硕士、博士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现在全国已经有数十所高校设立了国学教学或研究机构。尽管使用“国学”这一名词也有不周延处，但相对而言也不是不可以使用的。

在现代西方，任何学科都有边界不清的问题，或许这恰好使学科有了发展的空间。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就不是勉强呼吁建“国学”一级学科了，而是要大声疾呼建“国学”学科门类了。

我们认为，由国家层面设立“国学”学科门类，是刻不容缓之务。

中国古典学术一直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分野，以考据、义理、辞章、经世为一体之多面，而近百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将中国传统学术割裂，分别纳入文、史、哲等学科，以至于今日，能够用融通的眼光通读、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者愈乏其人。

例如儒家五经，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源头经典，但是数十年来，日渐沦落成为文史哲专业研究的语料和史料而被肢解，中国古代围绕着经典所展开的内容丰富庞大的小学、经学学术，其考据方法和义理展开，普通文史哲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是毫无了解和涉猎。

创立“国学”学科门类，重新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的合理地位，方能培养出能融通、深刻和准确理解经典的人才；培养出人才，才能完成习总书记提出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任务。

本乎此，我们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充分正视中国古典传统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头意义和对于面向世界的中国的重要意义，本着对民族传统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立场有所作为，积极支持设立“国学”学科门类，包含五大一级学科：经、史、子、集和中国的宗教。

如把经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那么经学下面可有单经研究、群经研究、经学史研究、今古文经学研究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其他学科（史、子、集和中国的宗教）可依此类推。

“国学”学科的倡立，并非要替代现行的文、史、哲、艺等学科，“国学”学术的视野和方法，主要遵从中国古典学术的眼光和进路，例如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基本格局、考据、义理、辞章三分的学问理路，由小学而入经学、由经学而入于史、子之学和文章之学的路向等，它是对当下按照西学格局而设的文、史、哲、艺等学科的有益的补充，而非替代。

在当代西方学科体系中，神学、古典学，都是独立于文、史、哲、艺之外的重要学科。我国的国学，颇类似于西方的古典学领域。

目前中小学教育急需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亟需大量具有专业资质的师资，社会各界也迫切需要正讲而不是歪讲、俗讲“国学”的人才，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与历史档案也亟需整理与研究的人才。

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发展，需要更多精通经史子集与中国古代科技、艺术、宗教文化的人才。国家、民族发展的现实需求，正是各校国学院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希望设置“国学”学科的理由。

（照片：2015年孔子诞辰日，经心书院举行盛大仪式，祭奠孔子诞辰2566周年，郭齐勇先生致上祭辞。）

作者简介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原文标题：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来源：作者授权   原载《孔子研究》2017年第一期

作者：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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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编：彭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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