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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在这部电影里比《霸王别姬》更加倾国倾城 | 刘起专栏

2017-10-20 刘起 虹膜


文 | 刘起


1985年,香港作家李碧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胭脂扣》,精心炮制了一则「情到深处,死者可以生」的现代鬼话。1988年,关锦鹏将其改编为电影,选用张国荣与梅艳芳担任主角,这次选角之精准与贴切,后来的华语电影难出其右。


《胭脂扣》(1988)


张国荣在1993年《霸王别姬》中饰演程蝶衣,被袁四爷赞叹「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而《胭脂扣》中,年轻五岁的张国荣更是倾国倾城。再好看的女演员,在他身边都会逊色三分。



然而,这个故事的戏核终归是痴情女鬼如花,张国荣太过耀眼就会让故事有所倾斜。关锦鹏真是独具慧眼,挑选了冷冽艳丽的梅艳芳。一开场,十二少在楼梯上回眸风情万种,也只有男装梅艳芳的冷冽英气才能压得住场,与之抗衡。



张国荣与梅艳芳,都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奇异之美,男装女装皆相宜。我总觉得,《胭脂扣》中张梅二人的情绪气场,比《倩女幽魂》中张国荣与王祖贤的搭配更契合。


李碧华擅长写作旷男怨女的爱欲煎熬、轮回情孽。同时,她惯常对传统文学文本加以演绎变化,书写一种极致的爱恨情欲,《潘金莲前世今生》《霸王别姬》《青蛇》,莫不如此。在她的世界里,「古为今用,人鬼同途,生生死死,轮回不已」(王德威《魂兮归来》)。



《胭脂扣》继承了宋明民间话本烟粉加灵怪的传统。书中开场,报社记者袁永定半夜遇到一位前来登寻人广告的女子如花,这一情节多少嘲弄了书生夜遇艳鬼的《聊斋》传统。


关锦鹏的电影对小说做了不小的改编。书中,以如花在现代香港寻找十二少为主线,穿插如花讲述的30年代塘西情事。电影中,如花与十二少则成为故事主线,以如花与十二少的相遇开场,直到两人定情,才切到五十年后的现代香港。



在小说文本中,即使如花的回忆与讲述深情款款如痴如醉,她所讲述的与十二少悲欢际遇,在李碧华惫懒与世故的语调中,依然显得轻描淡写,像是一个刚做完的梦,遥远又模糊。现在才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袁永定与楚娟的当下是真切的。


然而,关锦鹏似乎更迷恋书中这段塘西旧事,旧时欢场情事中的爱欲纠葛,显然比冰冷的当下香港多了情契与颜色。


于是,在电影中,现代部分淡化成为这一痴情故事的背景,在当下冰冷的水泥森林中,上演一出女鬼返世寻爱的故事。



如花与十二少纠葛缠绵的古典爱情,同袁永定与楚娟互不干预的现代爱情,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对照。这两种爱情的并置,同样也是不同时代与价值观的并置。


前现代的古典爱情是绝对的,不计任何代价的。从十二少与如花一见钟情,十二少在房间苦等如花,到私定终身、离家出走,直到最后的相约殉情。这种爱是为了彼此互相牺牲,如花为十二少不再接客,后来又为两人的生计去委屈应付大方的恩客。十二少为了如花抛弃家庭、低三下四去学戏。这样的爱情里有一种照见性命的郑重。



现代爱情则是相对的、随意的、计算代价的。袁永定与楚娟有各自的生活和事业,不会为了对方迁就,是一种互不干涉、互相方便的陪伴。


电影中,楚娟问袁永定:「你会不会为了我殉情」,袁永定的答案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在一起开心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为情自杀。人命关天,没那么严重。」小说里,袁永定暗想,「殉情,这是一宗很艰辛而无稽的勾当。只应该在小说中出现。现代人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呢?」



即便是情人间送礼物的细节,也能看到古典爱情的郑重与现代爱情的随意。影片中,如花与十二少是妓女和恩客的关系,这本是一种逢场作戏、以钱换情的欢场情分,做不得真,但十二少和如花却假戏真做、深陷其中。



嫖客送礼物给妓女本是青楼中常见的情景,但在影片中,送礼物的三场戏,被表现的特别隆重,像一种许诺、也像一种言之凿凿的誓言。十二少送了如花一个生花扎做的对联花牌,联云「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第二次送了一张西式铜床,第三次则是两人决心殉情时送的胭脂扣。


与此相对,现代这条故事线中,袁永定也送了楚娟礼物,一双便鞋,楚娟却看都没看一眼,穿上就匆匆忙忙跑出去采访了。就像两人的爱情一样,轻松、随意、实用,但也是互相方便的一种关系。



这是另一个时代与另一套价值观绝对的不同。如花的痴情,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已不复见的往昔的奇特物体。这样一个诡异艳情的鬼故事,却写透了世间女子的爱恨嗔痴,以及内里玉石俱焚的巨大欲力冲动。


《胭脂扣》中,如花1932年去世,她死后几年,政府禁娼,西塘风月也完了,就像「整个石塘咀是为了如花的痴而倾覆了」(周蕾《写在家国外》)。



李碧华在亦古亦今的虚构世界中,处理乱世男女浮沉征逐的悲喜剧,其世故狭俗的市井风情,更近于话本小说中那些人鬼离合的爱情故事。


《胭脂扣》中,十二少与如花书生妓女的模式,是中国话本小说的一种延续。而如花从阴间返世寻人的现代鬼话,也有承自《聊斋志异》与《牡丹亭》之处。



传统中国文学谈情说爱,多半讲究发乎情止乎礼。苟有逾越,不是被打入非奸即盗的窠臼,就是被化作鬼狐精怪的臆想。明末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之所以值得重视,即因作者能把情绪的想像由人本出发,推至极限,因而穿透生死的障碍(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


而轮回爱情故事的动人之处,正是在于这种情爱的能量强大到可以跨越生死,比如《白蛇传》中的报恩与《红楼梦》中的还泪。


如花的身份——女鬼/妓女,也承自中国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为什么是女鬼/妓女?



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欲望、情感更是被彻底遮蔽的。因此,古典小说话本中,所有痴情的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女鬼。因为规规矩矩的大家闺秀,是不能轻易表达情感和欲望的。


好不容易在《牡丹亭》中,有一个思春情动的大家闺秀杜丽娘,用死而复生书写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故事,虽然是情到极致,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女性欲望的禁忌。



所以,在种种明清话本与《聊斋志异》中,女鬼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被镇魇住的回忆或欲望?是被摒弃于理性门墙之外的禁忌、疯狂与黑暗的总称?是以男性为中心礼教社会的女性象征?可能都是吧。


《胭脂扣》将明清话本中的才子佳人变成二三流的欢场人物,本来是一种不堪的情感,但如花却抱定必死的决心,恋将起来,死亡给他们原本平庸的爱情某一实在向度。而如花宁可下一世折寿七年,也要回来七天寻找十二少,这正是《聊斋志异》中,「阳世走他一早,阴间百死不悔」的正宗女鬼精神。


而李碧华在1985年的现代香港书写《胭脂扣》中这样一个痴情女鬼,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在现代社会讲述一个复古的鬼故事,探讨另一个时代与其价值观之余,集中呈现了一种怀旧的倾向。


无论在小说(1985年出版),或是在电影(1988年拍摄)中,1997,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80年代后期的香港,处在一个大时代转折的交叉口。未来与现在,对于香港人而言都是不确定的。李碧华的小说,多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转,并由此思考香港作为交易前生与今世的转折点。


在此历史节点,《胭脂扣》这种怀旧的讲述,就成了一种香港文化身份意识的确认过程。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用「香港意识」来论述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的原因。 他说:「50年前的爱情悲剧作为香港意识的延长被重新记忆,方与20世纪80年代联系起来。小说《胭脂扣》让80年代的读者记忆30年代的香港,借此创造出香港意识的50年历史。」


《胭脂扣》结尾,如花终于在片场找到苟且偷生、沦为茄喱啡(临时演员)垂垂老矣的十二少,她终于心灰意冷的消失在黑暗中,这是对逝去古典爱情的一种缅怀。而袁永定与楚娟在唏嘘后重新拉起手,也有对当下存在的一种笃定。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纵身一跃,12月30日,梅艳芳肺功能衰竭病逝,至此,传奇落幕。两个风华绝代的传奇过早逝去,也让这部1988年的香港传奇《胭脂扣》晕染了一丝阴阳两隔的森森鬼气。


而这样因缘际会、华丽凄美的香港传奇,也随着时代变迁、香港影人北上,一同落幕了。



华语电影,也许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爱情传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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