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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这部国产处女作和平遥电影节,打上120分

闵思嘉 虹膜 2018-11-07

文 | 闵思嘉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颁奖典礼上,白雪执导、田壮壮监制的《过春天》拿下了费穆荣誉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影片在首映那天,口碑就已经刷爆了朋友圈,后来加映了一场早上九点钟的场次,也几乎满座。


颁奖礼


费穆荣誉单元是个专门给华语电影新人设立的奖项,评奖范围是参赛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去年文晏的《嘉年华》、刘健的《大世界》,都代表着华语电影中的新锐力量,平遥国际电影展里走出的,就是华语电影未来的一种新可能,再加上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单元中赵婷的《骑士》,这个版图,更是再要拓展一角。


而今年,最大的赢家之一,无疑是《过春天》。



昨天我看到幕味儿公众号给平遥电影节打了100分,我觉得这不公平。


我想给这部电影和平遥电影节都打120分。


因为它们都超出了我对国内同行正常标准的期待。


这个120分,也是赞美这部影片对于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群体的关注——这个群体是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囊括了关于代际、身份认同、家国故土等诸多复杂层面的问题。


而在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堪称社会学文本的语境之上,《过春天》非常难得地借用了青春片的外壳,把这个本来就是在讲时代变化的故事,拍出了动感,一如它片名上的「过春天」。



在这之外,这个120分,同样也是给到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除了东西比较难吃以外(当然这不是影展的问题,而是旅游景区存在的通行问题),平遥的观影体验,远超北影节和上影节这国内两大电影节,它拥有集中而独立的电影宫、六块银幕,放映质量和观影体验都非常好,在「小城之春」厅重看李沧东的《燃烧》就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它真正还原了《燃烧》在影像上的系统魅力,和在电脑屏幕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在这之外,影厅的集中、配套设施完善,使得在平遥看电影通勤上花费的时间为零,所以你在这里,一天最多甚至可以看完六七部影片。而这在北影节或上影节,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国内最接近戛纳这样的欧洲电影节模式的影展。


不过,相比之下,平遥国际电影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特柳赖德电影节,都在小城,又是景点,重要的是,氛围更注重开放自然,你在电影宫里晃晃就能随时遇到演员和导演,直接和创作者的交流也更多。马克·穆勒也曾经说过,想把平遥国际电影展做成中国的特柳赖德电影节。


平遥电影宫


回到电影上,《过春天》的复杂社会意义,来自其主角佩佩的双重身份,每一重都是港深地域、文化乃至政治特性所带来的遗留产物,一重是跨境学童,学在香港,睡在深圳;一重是水客,偷带水货iPhone,行色匆匆走过海关。


「过春天」这个词,放到水客身上的意思,是他们在走私时所使用的行话,意味成功过海关;而放到拿着香港身份证,刚好16岁的跨境学童佩佩身上,又是从少女迈向成年,跨越到一个新季节的意味。


每天过境上学的佩佩


像佩佩这样拿着香港身份证,在香港上学,住在深圳,每天需要过境上学的儿童还有很多,据统计,2017年春天,每天往返港深两地跨境就读的学童已经突破三万人。他们中有很多,是父母均非香港人,赴港生子拿下香港身份证的「双非」儿童。这样的身份,或许相对而言还会有稍强的内地归属和认同性。


但和他们相比,佩佩的「单非」身份恐怕还要复杂些。她的父亲是香港的一名保安,母亲则居住深圳,职业暧昧,终日沉迷麻将。每天往返两地的佩佩,不仅夹在地域的狭缝之间,也夹在家庭的夹缝之间:在香港,她度过自己的学校时光,有朋友,却很难称得上有家;在深圳,她有个象征但残破的家庭,却没有朋友。


原本在青年人身上共聚的这两块最为重要的、构成生活的两大版图,因为「跨境学童」的身份而变得分裂,也是佩佩及其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群体,身份认同混淆的来源。


佩佩和好友Jo


影片也在影像上,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来展示了这种分裂和港深两地差异化的空间。在香港的部分,多使用了手持镜头,随着人物的视点而晃动,剪辑密集,有很强烈的呼吸感,也与香港本身紧凑、拥挤、逼仄的城市空间浑然天成。当佩佩回到深圳的时候,镜头和景框都变得固定,镜头也更长。


而每一次佩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比如进入到水客行业,又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走得更深一步的时候,影片都会采用定帧的方式,配以节奏感极强的电子乐,来将这种新阶段的感官刺激,放大到最强。



导演白雪在映后的对谈里讲到,自己为这个故事坚持了十年之久,往返港深两地无数次写下了数万字的笔记,有时候她都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甚至去找人算命,对方跟她说,你再坚持一下下吧。听到这段话的时候,真的觉得无比动容。


如今让这部影片和我们见面的白雪,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穿越」,捧起奖杯的那一刻,跟片中佩佩经历阶段变化的定帧时刻何其相似,不过,也只有那么一刹那,现在,白雪已经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阶段。


佩佩和好友Jo


影片对于港深两地两种完全不同质感的影像风格,正好是从佩佩的视角出发构建的,那就是她眼中的香港与深圳。


一个充满诱惑、刺激、青春的冒险和试探边界的快感;一个虽然安全稳定,却充满成人世界的无聊和平庸之恶。


佩佩和阿豪


电影的英文名Crossing,显然具有着多重指向,它是佩佩过海关、过边境的穿越,也是走私行为、青春期跨入成年、从守法到违法的穿越,它同时在物理意义、生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得到叠加的强调,而文化身份上的穿越,则是其中最为沉重的一环。片中佩佩和阿豪那场暧昧的在身上捆手机的戏码,是唯一没有穿越边界的、青春期欲望的试探。


佩佩是拥有着跨文化身份的群体。她未曾在香港真的落地与生根,这也是为何在香港的场景中,从她视点出发的镜头,都更像一个观察者的原因,她是局外人。



但她毫无疑问也在努力地试图融入香港的文化圈。她对香港的体认,其实基本只停留在学校的领域内,对港人真正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文化氛围、社会状态的了解,几乎是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所以她才会为好朋友Jo日本之行的邀约而拼命挣钱,并因此机缘巧合,通过Jo的男友阿豪,接触到水客的工作。


可以说,水客这个行业,更多是为佩佩提供了一个在学校之外,真正认识到香港社会和成人世界的途径。在花姐和阿豪所在的那个走私iPhone的狭小基地里,就是她切实触摸到香港规则的空间。


水客老大花姐和佩佩


由此,一直穿梭在双城之间,无处落脚的佩佩,也终于在这个法律边缘之地,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暂时的、摇摇欲坠的落脚点。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深圳被道格·桑德斯称为「落脚城市」的观察对应起来了,与香港隔着后海湾相望的深圳,是一个让移民工人难以落脚的城市;与之相对,拿着香港身份证却难以融入香港社会的跨境学童一代,同样无法在香港和深圳之中的任何一处落脚。




在赴港生子的政策已经被叫停的现在,「双非」学童已经成为独有的历史造就的一代,「单非」学童的群体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动感号」的开通,让香港到深圳二十六公里的距离,短到只有十四分钟,这条路,有起点,亦有终点。


但对于这一批被历史造就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起点被架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现象里,终点,却不知要到何处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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