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制片往事

原标题为：《必须有人来替你说话》

文

赛人

2019年，我在给一台电影晚会做策划时，导演提到了栗原小卷，说她可能会来。我想到了刘广宁，为栗原小卷配音的主要有三位。

一是李梓之于《望乡》，她已故去。二是丁建华之于《莫斯科之恋》，那部影片知名度不够。三就是刘广宁主配的《生死恋》，当年这部影片，可谓家喻户晓。

又耳闻，刘广宁和栗原小卷私交也不错。我也很快要到了刘广宁的电话，但已听说，刘广宁的状况不佳。想不到，今年就已得到她远行的消息。仿佛顺其自然，但仍觉得突然。

《生死恋》

刘广宁仙逝后，栗原小卷发来了唁电。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配音大家毕克身上，他离去后，高仓健同样发来电文，以表哀思。不难看出，中国的配音机构，主要是其中最辉煌的上译厂，有着私人订制的风俗。

毕克与高仓健、邱岳峰与卓别林、盖文源与让-保罗·贝尔蒙多、童自荣自然是阿兰·德龙。而刘广宁主要针对的是德国巨星娜塔莎·金斯基，她主演的《苔丝》《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春天交响曲》均由刘广宁代言，且每一次都表现卓异。

刘广宁

配音迷爱称刘广宁为「公主」，主要是她为日本动画片《天鹅湖》中的奥杰塔公主发声，童自荣自然要配王子。那部影片，表现最为出色的，是程晓桦，她配的小松鼠，之灵动之轻巧，为这部事关献身的童话，增添了更属于童话应有的芬芳。

一、初创期——外国人说东北话

说到配音，上海的地位自不必说，但中国配音，具体说是新中国的配音，发源地是在东北。第一部译制片是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普通一兵》，那里的声音构成就不乏「瞅啥，瞅你咋的」。这些现在听来，仍倍感亲切的东北口。据后来的长春译制片厂的台柱胡连华回忆，当年一是没经验，二是人员少，三是时间紧，四是任务重。后来配音员，都是临时抓差的。满口大碴子味，实在在所难免。基于此，很多专业的电影演员也加入其中。长春这边的像白玫、夏佩杰都担任过配音。

《普通一兵》

上海这边的译制工作，虽然起步就晚，但却能后发制人。他们也请来大量优秀的电影演员，加盟这个新兴事业。像仲星火、中叔皇、高博、程之、卫禹平都是显赫一时的名家。而孙道临、张伐、石挥、秦怡、张瑞芳更是表演领域中必须承认的翘楚。

这里必须得提一下舒绣文，她的演技，在抗战时的重庆，就被誉为四大名旦之首。我个人也认为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而非之一。她也是中国第一位配音女演员。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就有她的声音表演。

《歌女红牡丹》

建国后，她主配的《乡村女教师》，也是中国配音史上的经典之作。她的音质清脆柔和，但有蕴藏中一种可持久的力量。还值得一说的女声，是林彬。这个经常演配角的演员，她主配的《但丁街凶杀案》，让当时还谈不上洋味十足的上译，第一次拥有了泼辣而风情的异国情调。

配音大家曹雷，就是因为这部影片，而对她整个的人生和艺术起到了强烈的召唤作用。我采访曹雷时，一提到林彬，我们两人眼里都开始放光，并展开了谁看《但丁街凶杀案》次数最多的比赛。

林彬

孙道临主配的《王子复仇记》，则是中国配音界的一座珠穆朗玛，至今无人模仿，更谈不上超越了。私以为，孙道临在配音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在大银幕之上的风流倜傥。这是位了不起的声音艺术家。他的音质是送给人类听觉的一份厚礼，他的技巧常化于无形，一开嗓，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极辽阔的，事关性灵的天地里去。

个人最推崇的动画大师川本喜八郎的《不射之射》，全部由孙道临一个人担当。只有那样清澈悠远的顿挫，如烟似霞的缭绕空谷回音般的作响，才配得上这般富于生命智慧的启示。

《不射之射》

还可一说的是，由表演艺术家张伐等人主配的《列宁在一九一八》，轰动了全国，也让上海的配音机构在行内被刮目相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引进片，多以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为主。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兴起之时，也有很多影片，进入到了国人的视野。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偷自行车的人》《艰辛的米》《罗马11时》《卡比利亚之夜》（国内翻译为《她在黑夜中》）。

也有少量的美国电影，我印象中，有一部是根据萨特的话剧改编的影片，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李梓和邱岳峰主配。

二、内参期——少数人的外国电影

到了文革，电影在中国，基本处于消停的状态。但中南海里，依然有电影在放。演员出身的江青，是个标准的影迷。传闻她最喜欢的好莱坞式明星是泰隆·鲍华，她看电影，不像现在的电影青年，一定要看字幕版，她一定要听中国人在一部外国电影里说话。她有些固执，但又不乏合适的审美。让当时的上海译制片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真的在抓革命促生产。

她也算是内行，她最喜欢的电影，好像是《鸽子号》。由伯格曼的御用斯文·尼克维斯特掌镜。而她对另一部英国影片《红菱艳》，则格外严厉。第一次送来的版本，在江青听来，完全是词不达意，乱弹琴。于是，上译厂把还在干校劳动的邱岳峰，破格请来，重新译制。邱岳峰就像他主配的卓别林一样，假如说卓别林是电影的代名词，那么邱岳峰就是中国配音的代名词。果然，邱老一出马，他特有的从鼻腔里冒出来的冷漠，以及从胸腔里爆发出的激情。让这部著名的套层电影，在江青那儿，总算过了关。

《红菱艳》

江青，或者说是其他人，其他机构所看到的译制片，当年，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放映，被称之为内参片。你若能有幸看到其中的一部，那无疑是极为显赫的身份证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一段放内参片的情景，孩子们把看内参片当作又一场历险。那部片子叫《罗马之战》。由苏秀、曹雷等人担任配音。

《罗马之战》

那个年代，译制 「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很多上海配音界的老前辈，如苏秀等，怀念翻译内参片的时光，是辛苦的也是值得的。正是在那个静静的十年，他们经受了锤打，也经受着锻炼。最终学会了用再纯正不过的东方声调去替换那千姿百态的异国风情。

除上译厂外，八一厂和北影厂都担任过内参片的译制工作。我就看过由八一厂译制的《山本五十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三船敏郎。就被他的风采所震慑。为他代言的是八一厂的大腕李琰，也是个非常英武的演员。

《山本五十六》

第二次看到三船敏郎，是在《军阀》里，他戏份很少。那部电影最重要的当然是小林桂树扮演的东条英机，配音大家毕克，在那部电影里大放光芒。毕克也是中国配音界的一位扛鼎级人物，上海译制片厂最重要的骄傲之一。

后来，人们熟悉的那些译制经典，如《简爱》《蛇》《魂断蓝桥》，当年，都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放映。改革开放后，这些影片，都以不同方式不同阶段与国人会晤，并引发持久而强烈的反响。

三、黄金期——我们要看外国电影

1978年，中美开始正式建交，在民间最显性的表征是，有三部美国电影，先是影展的方式在北京出现。分别是《车队》《恶梦》《未来世界》。但当时的国人最青睐的还是日本和印度的电影。

我印象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重量级的影片，很少能及时引进的。《星球大战》是个例外，但当年国人的反响并不热烈。而《砂器》《最后一班地铁》和《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刚拿下大奖，就很快与国人会晤。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观影的黄金时代，不完全统计，大概有近一百个国家的电影在中国的影院里放映过，甚至波及到边远的乡镇。

《最后一班地铁》

国门大开之时，人们最稀罕的物品，是进口货，有人为显示自己有档次，而称外国电影为进口片。那个时候，外国电影普遍比国产电影要受欢迎，不仅仅是说要接受一个新鲜和刺激，也不完全是要领略那些勇敢无畏的人性之光。而是在那些外国电影里，找到一种久违的，紧密而有效的叙述方式。

这也是日本和印度电影受国人拥戴的最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译制片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以后这样的荣光也很难再现。不说，大部分人对俏皮生动的台词的人烂熟于胸，而说那些台词的人，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明星。他们主要来自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如李梓、毕克、童自荣、乔榛、丁建华，也包括刚刚离世的刘广宁。邱岳峰的自杀、童自荣的遭受排挤，也是坊间热议的话题。

应该说，那也是上海译制片厂最为辉煌的年代。人员齐备，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基本是个声音，就令人难以忘怀。外国影人若访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常常是必经之地，于是，我们能看见，声音和形象共处一个时空时的动人画面。

一般人会认为译制机构，只有上海和长春这两家。其实还有北影厂和八一厂，北影厂译制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予我更是不折不扣的电影启蒙。为这部影片担任配音的，很多都是名望极盛的电影演员。为假瓦尔特配音的是葛存壮，而以女英雄形象屹立于中国影坛的于蓝，则为一变节份子配音。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后来随着海外电视剧和动画片在国内几度掀起收视狂潮，像广东、福建、辽宁等地的配音机构也脱颖而出。辽宁儿艺主要为动画片配音，李韫慧因配《聪明的一休》而名噪一时。广东台为日剧代言居多，上海出生的姚锡娟，因主配《排球女将》和《血疑》，也是名噪一时的配音明星。

多说几句长春电影译制片厂，不少人认为他们始终脱不掉东北腔，洋味不足。但他们译制的朝鲜和苏联电影，却有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向隽殊是长春译制最大的品牌，我个人更偏爱的女声是李真。她和上海的曹雷、北京的冯宪珍在配音路线上，都擅长为那些性格刚毅的女子发声。

有趣的是冯宪珍和李真都为《两个人的火车站》中的古尔琴珂配过音，都很出色。长春的男声，陈汝斌、孙敖、胡连华也非常好。长春和上海相比，不像上海那边，辨识度那么高，那么华丽。相对不会为发声者赞服，反而更容易进入角色本身。再说，长春这边配过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和《莉莉玛莲》就没有那么土，能领着我们到热烈而疲倦的国度里走上一遭。

《两个人的火车站》

真正能够跟上译抗衡的是北京的译制机构，这个机构比较复杂。他们的成员，来自各个文艺团体，但会为一部电影走到一起。如张桂兰是北影厂译制组的、张云明是八一厂的，徐涛是煤矿文工团的、周志强、冯宪珍是国家话剧院、徐燕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老师。中央电视台译制的那些影视剧，均由他们来担纲。这应该很考验译制导演的功底，后来，这样的一群配音演员，被称之为棚虫。

北京这边的配音，可以说集上海和长影的两大成，既有声音本身的穿透力和辨识度，又不完全依赖声音的华丽，他们具有长影配音时的那种非戏剧化的进入方式。他们发挥上乘的时候，非常具有静水流深的气派。不求一城一池的得失，不纠缠于字句的经营，却又能收到尽得风流的功效。

在我还不知道小津安二郎为何方神圣时，就已听到周志强为笠智众所代言的《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就是这个慢吞吞的声音，在《巴顿将军》里却能一口吐沫就能砸下一个坑来。乔治·斯科特因这个角色，而成为拒领奥斯卡的影帝。周志强同样有着非常霸道的王者之气。

周志强

当引进大片，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重要文化时尚之一时。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大片，很多都是由北京这边来译制的。像《黑客帝国》第一集是交给了上海，但不知何故，后两集，还是由北京这边来完成。可能因为译制得过于频繁，他们的翻译贾秀琰，也成了网络红人。

四：低谷期——活着，还是不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整个电影业开始萧条，中国配音也不复当年的辉煌，其症结可能是盗版和其后的网络下载，培养了一大批通过字幕来阅读电影的观众。个人不觉得完全是这个因由。在北上广深这类的大城市，原声电影还是有它相当大的市场，可到了二、三线城市，译制片仍是无数人的首选。

假如真的没人愿意看译制片，这个由观众的多寡来决定的行当，早完蛋了。还有一个例子，大部分国家都有他们的译制机构。我在通过DVD看《大话西游》时，就心血来潮，轮番听俄、法、西班牙语，是如何高喊「快出来看上帝呀」。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

有人认为声音是表演的重要组成，这我也承认，但是只有专业的人才会从中去评头论足。而大部分观众，是需要以沉浸式的体验，进入到一个悲欢离合里。字幕，多少会令你分神，会损失你观察画面时的一部分注意力。真正的观影，就应当是声画同时进入到你的大脑皮层，而不是你听到上句，就知道下句。

要问中国配音的衰落，更多的，还是要多问问它当年为何如此繁花似锦。当年的文化环境和现在相比，已今非昔比。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因为过于多元，而没有那么急迫了。一个电影再也不可能成为亿万人共同的节日。

就拿上海配音的《少林寺》来说，那就是一部具有集体狂欢意味的电影。现在不会有了。什么是电影盛世，就是那些号称不爱看电影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为电影而奔走，而兴奋。而现在号称爱电影的人，学会了看前迟到，看的时候睡着，醒来以后不是盛赞就是狂弹。不得不说，我们确实活在一个虚伪的，充满着精神泡沫的观影年代。

《少林寺》

2005年之后的某一年，我记不清了。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关于译制片的研讨会，到会的基本是上译的精英，如苏秀、曹雷、李梓、童自荣等、还有北京的徐燕。还有像我这样的配音爱好者，如崔永元、史航、严锋及他的妻子孙洁。会议的标题就是「活着，还是不活」。取自《哈姆雷特》里最著名的台词。会上我没有发言，因我和苏秀老师通过较长的电话，她对我很有印象。会后，问我为何如此。我说我说不出什么来。

晚宴时，在饭桌上，非常不识趣地夹在苏秀和徐燕这两位配音大家之间，而不愿挪一下位置。天知道，我有多喜欢她们的声音。即便她们都为《为戴茜小姐开车》配音，我也没有就此多问她们几句，只知道闷头吃，闷头喝。

《为戴茜小姐开车》

会上，史航有句话说得挺好。说上译的那些精彩绝伦的声音表演，就像唐诗宋词，是不可能重来的，后人再怎么写，也写不过李白、苏轼。曾经有过，要比它从来没有过，要好。

译制片，配音员们爱称之为的翻译片。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是唯一的电影启蒙。我不光英文差，幼时的我，连汉字都认不全。假如没有那些金石之声，我对电影的认知，起码要晚上二十年，说不定，兴趣老早就发生了转移。

最后附一个榜单：

我最喜欢的十大男声：孙道临、邱岳峰、毕克、杨成纯、富润生、张云明、徐涛、周志强、张家声、孙敖

我最喜欢的十大女声：林彬、苏秀、曹雷、李梓、赵慎之、丁建华、冯宪珍、李真、张桂兰、徐燕

另：因篇幅所限、香港影视剧的配音体系没有提及，那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很多人不知道周星驰还为《茅趸王》配过音。

很多我们熟悉的幕前演员都做过配音，比如王志文、姜文、陈佩斯、梁家辉、成龙、徐帆、宁静、范伟、王千源、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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