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 | 人心政治

壹

大约五年前，一个朋友从美国访学归来，我们一起小聚。言谈中，他提到了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中美生活环境对比的“对联”：上联是关于美国的，即“好山好水好无聊”；下联是关于中国的，即“又脏又乱又快活”。虽然是逗趣，也有点以偏概全，可也形象地说明了中美生活环境的各自优点与不足。

那天，笔者喝了点酒，脑子正处于兴奋状态，突然一下子冒出了给这副对联做个“横批”的想法，而且横批的内容也一下子从脑海里冒了出来，即“美中不足”四个字。

这是个双关语横批，即指中美生活环境都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好的一面，而“美中不足”很贴切地表达了中美双方的各自特点，而且“美”可以指代“美国”，“中”可以指代“中国”，“美中不足”本身还是一个成语，通俗易懂。当时，朋友们听了，都说好，属于“绝配”。

这副看似戏谑的民间流传的对联，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中美两国民众对于生活本质理解的深层次差异。

2017年1月，笔者在时隔15年后重访美国，相继参访了纽约、亚特兰大等地。在重新审视以往教科书与专著上所言的美国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国，比较了以前怀着阅读心情考察时的美国与如今带着重新评估心情考察时的美国之后，笔者真切感受到“美国虽然还是那个美国，可却换了人间般”。

何故？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虽享有极其广袤富饶且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拥有长久发展的能力，可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已然失去了创造关系、创造情感、创造日子的能力，立基于个人主义的完全原子化社会把美国社会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功能区隔性单元，并通过滚滚的汽车洪流，让合作主义失去了社会根基，出现了笔者谓之的“基于个人主义的汽车国度运不来合作主义现象”。

2019年暑假，笔者再次前往美国。其间，笔者专门从美国中南部到东南部转了一圈，感觉如同2017年一样，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得天独厚，这是上天赐给美国最宝贵的东西。

可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其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国家上下没有贯通，左右没有联结。虽然美国有巨大的发展活力，但立基个人主义的单打独斗式发展模式终究是竞争不过全国上下齐心、左右联合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有幸拥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政党组织来领导国家的发展。

遥想近190年前（1831—1832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与友人一起到美国考察，停留了9个多月后，回国写了洋洋洒洒的两大卷《论美国的民主》，热情讴歌深嵌于美国社会的追求平等的观念、反对多数人暴政的原则、自由结社的艺术、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精神等美好画卷，而如今的美国又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

自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动力推进的美国社会进入大都市圈（区）时代。大量的中产阶级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纷纷搬进了一家一户的独栋别墅，即居住空间“house”化，其意外的后果是开始摧毁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社会交往与结社的根基，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的功能化，生产与生活空间分离，服务设施与民众生活的“功能区隔化”，人与人的交往疏离化。

比如，人们购物、餐饮大多进郊区的大型shopping　mall（如今大多是super　mart），其中各类功能性品牌门店林立（如Wal-mart、 Nike、 Gap之类），人来人往，没有交集；封闭的居住小区，逐渐呈现相互隔开的富人区与穷人区并存状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区空间分布不再以教堂、邮局、学校等为中心，而是呈现由圈到线、由线到排的并排状态，各自一统，互不往来；人与人之间失去交往信任，健身遛狗成为时尚，还美其名曰是亲近自然。

与中产阶级居住郊区化紧密相连的是美国“三化社会”的全面降临：一是“生活功能区隔化”，如购物大卖场化、餐饮集中化、小区贫富分化；二是“社团服务门槛化”，如社会福利性社团穷人化、政治性社团精英化、宗教性社团保守化；三是“个人生活原子化”，如居家生活宠物化、业余生活电视化、交往生活自然化。

此外，当初推动美国国力强盛、汇聚民心意志的移民的创造活力，在美国国家现代化进入政治生活资本化、财富分配两极化、金融生活大鳄化、社会福利寄生化、公共安全焦虑化、身份流动固定化等诸多因素交织的后现代化时代，反而日渐退化，整个美国社会兴起了对资本的贪欲崇拜与生活奢靡消费之风，这不断地侵蚀着美国当初的立国精神——“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机会平等）”。

其结果是出现了美国社会民情的根本性转变，正如帕特南所著一书的书名所言——《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人们不再关注公共事务，不再以社会交往平台为参与公共生活的有机载体，而是热衷于亲近自然、锻炼身体、豢养宠物、与动物交朋友……美国社会民情的根本性转变，直接导致社会资本遭到削弱，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选举投票率徘徊不前，人情淡薄，生活无聊，因此，有人不得不哀叹“好山好水好无聊”了！

本文作者唐亚林教授

贰

反观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国是一个崇尚团体生活、讲究集体主义精神、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承的东方大国。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构造演化不同，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以伦理为本位，通过家庭家族生活来有机绵延“彼此相与之情者”的中国文化精神。费孝通先生亦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己为中心，并由里向外推所形成的网络状“差序格局”社会，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犹如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松散，其核心在于以己为中心的亲疏远近关系的建构。

中国人对于人生、生活、国家、世界的理解，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对生命奥秘的洞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人千百年来凝结下的美好生活愿望，就是“天下太平，过上好日子”。

正是基于这样的美好生活愿望，中国人铸就了三大品性：

一是勤劳。只有通过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生活信条。虽说哪里的人民都可能具备勤劳的特性，但是中国人的勤劳特性却往往是与劳累和牺牲自己，一心为家庭家族的美好生活和兴旺发达而工作的品性联系在一起的。

二是忍耐。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闻名于世的，无论是在天寒地冻的北方，还是炎热酷暑的南方，无论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乃至国外，还是在条件艰苦、资源有限的不毛之地，只要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只要能够从土里刨出食来，中国人都可以拖家带口地开荒播种、收获交易、扎根繁衍，最终活生生地闯出一片天地来。

三是变通。中国人深谙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和合之道，其精髓在于变通，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说，中国人干什么事情，都会争取获得最佳效果。只要是认准的事情和事业，有比当下状况更好的光明前景，即使受制于各方面条件，中国人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绝不会轻易地放弃和认输，甚至“不到黄河心不死”；中国人按照“绩法理情势”的原则，在时势都具备时，会动用一切资源和人脉，大干快上，在紧紧掌握主动权的同时，尽可能地创造出让更大的群体共享的美好成果。当然，中国人的做事和过日子的“变通”品性，既具有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也内蕴明哲保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负向沉沦效应。

基于追求美好生活而铸就的中国人的勤劳、忍耐与变通三大品性，源于中国人独特的圈层包容共生式“四层次三十二字”需求观。这种需求观不像马斯洛所言的基于纯粹个体选择、不受其他条件约束的阶梯式需求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依次满足基础上的逐层提升。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一方面承认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求出现，依次类推，形成一个个相对优势的层次，即按优势或力量的强弱排出等级，“相对的满足平息了这些需求，使下一个层次的需求得以出现，成为优势需求，继而主宰、组织这个人”；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高级需求也许不是在低级基本需求的满足后出现”这种例外情况，是可以在诸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强迫、孤立等场景中产生的，且这种情况“据说在东方文化中是普遍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基于个体从低到高逐层满足的需求观，并非是人类社会需求观的“唯一源泉”，而且存在忽视个体需求观与家庭、家族和国家的需求观的有机连接和嵌套复合之不足。从此意义上讲，马斯洛基本需求观的层次论内蕴着无可弥补的缺陷，更与东方社会个体需求观与家庭、家族和国家需求观内在统一的特质相距甚远，即使其能成为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个体需求观模式，但构不成作为社会整体动力理论的人类社会的普遍需求观模式。

中国人的需求观是一种圈层包容共生式“四层次三十二字”需求观，是历经千百年演化、建立在农耕时代宗法社会特质基础之上、基于中国人特有的“生不过百年”“生有涯”的生活与生命哲学。它也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和族群关系而建构的对个体、家庭、家族、国家与世界的生存、延续、发展、共荣的使命担当，包含了中国人对于成功人生标准的认知，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

简单地讲，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情怀和使命体现在“耕读传家”的传统理念中，也体现在儒家对士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个体家庭家族国家天下”依次递进的教义要求上。

这种圈层包容共生式“四层次三十二字”需求观的内涵，最根本地体现于相互依赖、嵌套复合并一体化贯通的四大层次需求观体系：

一是保障个体生命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体现为生存需求，其基本内涵在于“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二是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这是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传承，体现为交往需求，其基本内涵在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三是保障家族与国家的繁荣，这是群体共同体生活的价值所在，是各族群共同栖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的动力源，体现为一种家国同构的发展需求，其基本内涵在于“国泰民安、政通人和”；

四是保障国家和世界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体现为共荣需求，其基本内涵在于“天下为公、四海一家”。

这种相互依赖、嵌套复合并一体化贯通的四大层次需求观体系，基于农耕社会的发展特质，往往还与对自然界“风调雨顺”的期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基于农耕社会的个体与家庭的需求，往往是简单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征的，而人与家庭需要获得更大更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家庭这种简单的组织形态，进入到以社会大分工、社会大生产、社会大交往为特征的高级组织形态，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模型

这种中国人的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始终将个体的生存与家庭的延续、家族与国家的发展、世界的共荣捆绑在一起，并一体化贯通于中国人的生命与生活共同体之中，体现为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层层递进关系，这四大层次的需求观体系有机统一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图景”之中。

中国人的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是将个体、家庭、家族、民族、国家和世界紧密相连的美好生活需求观体系，是将个体生命的存活与家庭血脉的延续、家族和国家的繁荣、世界的共荣发展有机连接、相互交融且内在一体化贯通于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独特生活与生命体验。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以个体为单位和根基，只关注个体的需求多样性与递进性相比，中国人的这种需求观与其有着天壤之别，更具备穿越历史时空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特魅力。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经对于不同文化背后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差异作了精彩论述：“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构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

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斯氏认为，同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往往因为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走向，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文化控制机制往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特定社会的文化控制机制又因需求观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使命、治理制度与治理文化等。

这种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在作为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孕育出了基于人心政治的中国的独特治理观。

叁

基于人心政治的中国的独特治理观，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性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一种先进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以往源自西方的经典政党理论都忽视了政党在一国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只是把政党当作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工具，认为政党只是起到代表和表达的作用，甚至也只是沦为一种负责职位分配、争夺执政权、代表部分群体和资本集团利益的组织。恰恰中国共产党是与众不同的使命型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不仅具备代表与表达的功能，而且具有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的功能；既承担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最终解放的重大责任。

在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主导性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展现了高度自主的主体理性特征，即：体现为一种组织的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许、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模式上，就是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同时表现为政党领导和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以及政党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相结合的能动力。

其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建构国家和社会有序发展的秩序力量。

任何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展，都需要在一个稳定开放、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中进行，而建构系统理性、自主协调、适应变革的制度体系，是保障一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大变革时代，一国政治体系面临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国家统一、大国复兴、国际格局变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重要变量的发展次序选择与时空历史方位考量，不仅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而且存在特定时空与资源约束条件下多目标优先次序满足与多发展领域重要性选择的权衡问题。

这就需要执政党既要考虑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问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又要考虑党治、民治、法治这三者的关系问题，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建构有序的政治秩序。

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有序的政治秩序的有机结合，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一项独特的使命，即执政党必须以一种“压舱石”的秩序力量，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与执政党自身发展注入掌握航向、保持定力的动力，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安定的发展秩序和持久的发展空间。

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体现情感治理模式的仁爱力量。

现代政治的运作，是讲究规则首位、程序第一、照章办事的，可也容易导致失去了基本的人情和温情，即立基层级化、专业化、理性化（去人格化）等现代法理规则与程序而构建的科层制体制，容易在工作中出现让身在体制内的人被动地照章办事，进而导致程序至上而缺乏变通、繁文缛节而运作死板、规则第一而没有人情味等现象比比皆是，更谈不上身在体制内的人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暖心服务、以心换心服务了。

一个社会如果仅靠冷冰冰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来维持运转，不仅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巨大，而且如机器人般公事公办的环境会让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失去基本的信任和温情，恰恰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所内蕴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思想以及道德教化与道德感召的情感力量，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温情，更充满了希望。因此，政治体系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制度缔结的规则力量上，而且体现在制度所激发的人性光辉与组织温暖上，也就是制度所内蕴的情感力、仁爱力和自信力。

这种仁爱的力量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就是充分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情感治理全面融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通过“微笑服务”、“结对子”、“送温暖”、“无讼社区”、谈心、调解、对口支援、扶贫脱贫、共同富裕等情感治理方式，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开创出包括制度力、执行力、情感力、仁爱力和自信力等在内的新型人心政治形态。

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推动国家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共荣力量。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多元主体组成的社会，各守其土，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发挥合力，是一个和谐社会生生不息的追求。由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在国家和世界发展格局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同，所拥有的资源不一，所面临的问题各异，所持有的价值观迥异，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实现先富带后富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如何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以推动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本性，在国内建构“全国一盘棋”，在国际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根本目标在于彻底打破各种先天与后天不平等的羁绊，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有效平衡点，通过渐进的以先富带共富、以和平发展促共同繁荣的方式，最终走向人类和平共处、和谐共荣的理想状态。

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图景的绵延力量。

任何政治体系都是关于人生、人口、人民与人心“四人”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取向的复合。政治体系关于人生的追问，关涉人的不同成长与发展阶段的需求及其满足问题；政治体系关于人口的思考，关涉人的不同种族平等权利的保护、规模化人口发展需求的满足以及规模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众多发展目标次序的优化平衡与组合选择问题；政治体系关于人民的终极关怀，关涉国家发展的目的、人的主体尊严和群体的共荣发展问题；政治体系关于人心的真切关注，关涉人对政权的向心力、价值认同和共同体生活的最终皈依问题。

无论是人生问题、人口问题，还是人民问题、人心问题，都涉及政治体系是否可持续地绵长发展问题，其核心奥秘在于执政党是否从人民、民族、国家和世界的需求出发，有机平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本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既牵涉一个国家有尊严地立足于民族国家之林的“国格”问题，又牵涉一个国家在地球上发展的“资格”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一是继续加强其全面卓越的领导，创造先进的制度文明；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建构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宏观大格局，创造绚丽的精神文明；三是继续带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谋发展，创造优越的物质文明，从而为开创人类社会“良心+良制+良治”的新型文明发展道路，奠定制度力、精神力和物质力的复合动力体系。

肆

正是基于中国人的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和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独特使命综合而成的中国治理观，笔者近年来围绕区域治理、社区治理、城市治理、文化治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这六大领域，开始了持续跟踪的实地研究与理论研究，并和学生们一起合作，撰写了“中国治理的逻辑”丛书——《区域治理的逻辑：长江三角洲政府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唐亚林著，已出版），《社区治理的逻辑：城市社区营造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模式》（唐亚林、钱坤、徐龙喜、王旗著，已出版），《城市治理的逻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唐亚林、钱坤、王小芳、黄钰婷著），《文化治理的逻辑：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唐亚林、朱春著，已出版），《政府治理的逻辑：自贸区改革与政府再造》（唐亚林、刘伟著，已出版），《政党治理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唐亚林著）。

其中，《文化治理的逻辑：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乃笔者承担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视角下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城市治理的逻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乃笔者承担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大数据时代超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此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有关专家、各级管理部门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期待这套“中国治理的逻辑”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知识体系、制度体系、价值体系、话语体系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更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2019年6月初稿，2020年2月二稿，2020年6月三稿）

“中国治理的逻辑”丛书

丛书主编：唐亚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

从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到上海自贸区政府再造，从社区营造的创新突破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生动塑造，尽显中国本土化治理模式的创造真谛！

《区域治理的逻辑：长江三角洲政府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唐亚林 著  

定价：58元 

ISBN：9787309144529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社区治理的逻辑：城市社区营造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模式》

唐亚林 钱坤 徐龙喜 王旗 著  

定价：65元 

ISBN：9787309149517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政府治理的逻辑：自贸区改革与政府再造》

唐亚林 刘伟 著  

定价：69元 

ISBN：9787309151855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文化治理的逻辑：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唐亚林 朱春 著  

定价：69元 

ISBN：9787309153217

出版日期：2021年3月 

待出版

《城市治理的逻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政党治理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简介

唐亚林，安徽宿松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城市治理评论》联合主编，教育部2006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治理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比较政府与政治。

主编“中国治理的逻辑”丛书。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区域治理的逻辑：长江三角洲政府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社区治理的逻辑：城市社区营造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模式》（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政府治理的逻辑：自贸区改革与政府再造》（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理论探讨》2015年第3期）、《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网络化治理范式建构论纲》（第一作者，《行政论坛》2020年第3期）、《人心政治论》（《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等。

购书指南

扫描海报右上二维码，可至天猫购买本丛书，亦可点击推文文末左下“阅读原文”直达微店购买。

END

  图书编辑 | 邬红伟  孙程姣

  本期编辑 | 陈丽英  

设计支持 | 杨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