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

晚清时期风云激荡，国家内忧外患频仍，民族危机加重，而这一切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更是潜在而深刻。有识之士蒿目时艰，对此前闭关自守的封闭国策以及盲目自大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冷峻的分析，直指现实，认为此实为古今一大变局，必须深刻反思，变法图强，方能使国家立足于强国之林。这其中对于科举遏制人才选拔的批评尤为突出，反映了时人对于教育变革与人才培养的重视。

作为一种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在封建时代曾发挥重要作用，激励士风，登崇英俊，名公巨卿，多出于此。故而有“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之说，考亭先生甚至慨叹“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足见科举对于社会风气的强势渗透。但清沿明制，以八股取士，其对士人思想的束缚弥甚，举业亦多沦为饾饤帖括之学，弊端日滋。仅就举业本身而言，因循旧章、不思变革，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01

逐功利、走捷径，背离初衷的科举

对于科举的抨击早期多集中于时文取士所导致的空疏习气。早在明清之际顾炎武就曾指出以四书时文取士将导致学子束书不观，“败坏天下之人才”。降至晚清，其弊端更甚，时人多有慨乎言之者。

张之洞决意变法，对举子空疏习气深致不满，认为他们“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不但难以寻求济世匡时之道，甚至连时文作法也荡然无存，真可谓是莫大的讽刺。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由于科举射利的驱动。

“士人之为时文者，不读经，不读史，专取《典腋》《类联》等刻本置诸座隅，以资獭祭；广购闱墨卷等选本奉为至宝，以事揣摩。亦既功夫之纯熟，遂取功名如拾芥。其胸中固仅有《典腋》、《类联》、闱墨考卷等而已，他何有哉！”

为了走应试的捷径，举子们只将各种简编读本奉为圭臬，讽诵揣读，全然不去理会经典本身，这与科举取士的初衷相去已非道里计。所以举子之谫陋每为人所讥：“若夫考官阅卷，以贞观为西京年号，佛寺为西土经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者。”由此而巧宦入仕者其知识与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甚至曾有这样的奇闻：“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

这种风气的产生并非仅仅基于举子风气的颓坏，根本还在于朝廷取士方法的失策。这时的科举往往纠结于形式，而对于所考校的内容是否实用则并不萦怀，正像黎庶昌所说的那样：“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用之于八比、小楷、试帖至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其亦可谓靡靡之术矣。”

取士以此则临变而有才难之叹固属必然，因为这无疑是“别制艺于实学之外”，“试之以素所不习也”。而且时人从世界形势的变局中看到，仍然以时文羁縻人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会有亡国之虞。唐才常指出：“西国天演家专以择种留良为宗旨，余谓中国之种无待于择，但择其腐种瘠种之时文，捽而去之，斯良矣。如先不自择而待西人之入而择之，则浸淫百十年后，必如巫来由、椶、黑诸番之陵夷澌灭无疑也。”对于时文之弊的深刻反思，让时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对科举取士的方法、内容作相应调整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而略作变通、以实用之学取士则成为最能保持社会稳定、反弹较小的方法。

鉴于时文取士所导致的空疏之弊，“中国之积弱岂不坐此哉”，不少人提出应试以经世之学。

薛福成就认为可改试策论，“策则参问古今事，问之古事以觇其学，问之今事以觇其识。勿以一节之长而遽取，必统观其实学；勿以一句之疵而遽黜，必合校其三场”。

王韬则看到当时“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的教育与抡才之弊，提出“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这些科目虽然仍多属于中学范围之内，但显然已远远超出制艺的范畴，更具有经时济世的特点。

上述论断并非孤明先发之见，实际上拥有较广阔的认同空间，是进步士人从传统内部着眼提出的积极变革主张。郑观应即曾指出：“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他们的目的都在于通过对经世之学的讲求来克服举业当中的空疏浮浅，是中学传统内部完善的一种自觉体现。

02

西事日亟，局势紧迫

如果说这还多半属于传统自发的动力，那么西事日亟的局势则明显推动了这一变革趋向。虽然仍有相当多的士人担心废去制艺会导致举子不观六经，从而世道人心失去维系，但是国势日蹙，拒绝学习西方进步思想与科技无异于坐以待毙。自海通以来，西方势力日益渗透，西学渐行，已非简单闭关自守就可以弭祸：“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

东海战败尤其刺激了国人的心理，“早年东事粗定，愤于丧师割地，订约偿金，朝野上下，急图自强，纷言变法”。正是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时人认清了人才匮乏的窘迫局面，“以彼人才至愚极陋如此，而当官任政如彼，而以当泰西十六之强国，万亿之新学新艺，其为所凌弱宰割，拱手受缚，乃其固然也”。时势的紧迫使变法成为必然，而变法的焦点则集中于教育，“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梁启超的论述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庚子再创，一年以来而教育之声遂遍满于朝野上下。”

这映射出时人对科举抡才缺失的痛心疾首，因为每逢仓猝却无御侮之才：“夫聚此千百辈章句帖括之士，于历代政治、本朝掌故、郡国利病、环球形势，瞠乎未有所见。试以一官一邑，且凿枘不相入，而欲与之讲时务、行新政，为国家扶危御侮，是剖冰心以求火，南行而北其辕也。”

在这样的困顿局面当中，学习西人其实也是出于形势所迫的不得已，“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学习西人却又怀有以夷变夏的忧虑，因而折中的方法莫如变通科举当中的科目，试以当前所需的知识从而选拔合用的人才。正像唐文治所说，“臣非不知变经策为洋务，不无得罪于名教，然与其俟数十年后斯文扫地而无余，不如于今日先为变通，则先王之教泽，犹可留贻于一线也”，因为“综观今日之势，非士习西法，则终不足以自强”。

其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增加考察西学的内容。汤震即曾提出“今请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洋务，或天算、地舆、制造 、格物等学，或西律、公法、约章等学，不拘何格，皆以发问”。这应当即是看出西学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故而打算汲长补短。陈虬则认为：“夫科目者，人材之所出，治体之所系也。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五科。”这五科包括艺学科、西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已经较大突破经义取士的框架，体现出整合当下知识系统的意图，而西学科则“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六门，试以图说翻译”。

张之洞更提出“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之策，主张试以三场，“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虽然他的初衷在于对科举制度“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因而“着重尤在末场”，颇有保守色彩，但对于传统科目的突破也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其一、二两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为传统科考所未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科考变革的必然性。

这些变革的意见大都以为科举陈法难以应变，应该在常轨之外另辟他途，增设诸科，从而更好地选拔人才。

由于算学为西方科技的基础，“西法虽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于泰西诸学虽不必有兼数器之能，而测算既明，自不难按图以索”，因此以算学为专科的意见尤为典型。沈葆桢早于同治九年就曾上书请特开算学科，鉴于“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大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他希望“特开算学一科，诱掖而奖进之，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但是礼部复议后以为难以保证应考人数，且主考官亦难其选，不如请官员举荐相关人员更加便利可行，于是其议遂寝。至光绪十三年（1887）陈琇莹奏请将算学纳入科举正途，并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经总理衙门与礼部复议后获准施行。

但算学一门毕竟途辙未广，为了作兴士气，广录人才，时人建议广开诸科。光绪十年（1884）潘衍桐请设立艺学之科目，“此科之设，宜略分数场，以制造为主，而算学舆图次之。其能制造而兼通文字者，作为东学；其但能制造而不娴文字者，作为西学。考校时不分东西学，但以制器精良为上”。这种建议明显突出了实用需求，但似未见准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学政严修奏请仿照博学鸿词之例设立经济专科。其所称的经济一科包涉甚广，“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谙熟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此奏经复议，得以分为荐举特科与时常岁举两途施行。

尽管时人或求试以实用之学，或图扩大科举常轨，但从社会接受层面来看，显然不及作为利禄之途的传统科举更具号召力。且不论诸科施行的次数实际甚少，单就其长期未被纳入正途而言，其在士子中间之不具有吸引力也就不奇怪了。“洋学”在社会舆论中地位并不高，“今之设馆教幼童以洋学者，不过欲备他日船主、通事及匠作之用，非谓体国经野之才皆在此中，此外更无人也”。社会期待既然如此，举子对此种新设科目自然兴趣不大，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切实的个人利益，关乎出身与仕进，很难想象会轻易放弃。正像宋伯鲁所上奏折中论说的那样：“科举为利禄之途，于今千年，深入人心，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所共托久矣。科举不变，则虽设有经济常科，天下士人谁肯舍其素习之考卷、墨卷，别求所谓经济哉？”

在这种情势下，只有彻底废除科举或许方能一挽颓局。时人不无忧虑地发现：“自甲午以后，诏设学堂者屡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则以利禄之途仍在科目，欲其舍诗赋、八股、小楷之惯技，弃举人、进士之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是故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这种看法与当时国事日益颓坏密切相关，“通商以后，时势变迁，论者忧国步之多艰，慨书生之无用，遂有废科目之议”。在一片废止声中，八股时文尤其首当其冲。康有为曾倡言：“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在此前积聚的广泛社会基础上，结合变法革新的时机，梁启超等举子公车上书请求停止八股试帖；而宋伯鲁、徐致靖等迭上奏议，乞废时文。清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五日终于下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稍后又决定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废止试帖诗。

虽然因戊戌变法失败，废止八股的政策略有反复，但是大势所趋，已非清廷意愿所能挽回，变革科举的呼声日盛一日。而庚子之乱、日俄战争等事件更加剧了社会危机，此前希望合科举于学校，逐年减少举额，于十数年之后以学校作育人才自然取代科举取士的主张也显得滞后于时代要求。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端方、岑春煊、周馥等上章请求立即停罢科举，广开学堂，振兴教育，使得学者学其所用，用者用其所学。八月初四清廷下诏废止科举，从此结束了这种长达千余年之久的取士选官制度，学校教育在选拔人才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这一现象的产生实在是科举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下的必然结果。就科举取士这一制度本身而言，已变得内容浮泛空洞，学非所用，取非所学；而外在的压力又与日俱增，亡国灭种似乎已不再是非常遥远的杞忧。可以说，变革是时势所趋，即使外患稍息所影响的也不过是变化的早晚。科举制度的废止影响面广泛，它不仅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变化恐仍在社会心理层面，它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振拔与重新思考。影响士人文章书写方式数百年的四书五经不再被奉为圭臬，科举如此前那样渗透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场景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内容节选自《文话流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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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波 著

 作者简介 

慈波，1979年生，安徽安庆人，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水照先生，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章学、宋元文学与文献研究。著有《黄溍评传》（2015）、《陈绎曾集辑校》（2017），整理《爱日吟庐书画丛录》（2012）、《屈辞精义》（2017）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首部通代探研文话的学术著作，从文话形制、文化场域与文章思想角度，动态把握文章学发展脉络。著作以历时流变的轨迹与理论价值的寻绎为并行线索，对以文话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进行整体论述。全书自科举文化、文章派别与文化新变三个维度，勾勒出文话发展演进、繁荣兴盛与融会总结期的时段样貌。研治中注重个案细部考察，更突出长时段视野下的大判断，并尝试构建文话的批评话语系统。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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