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发展金融科技 推进普惠金融
4月25日，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饭店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金融评论》编辑部承办，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提供特别支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发表开场致辞。李扬教授剖析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他指出，只有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以下为李扬教授演讲实录全文。
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主办方，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特别要感谢我们长期的、友好的合作方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各位嘉宾以及来自日本的朋友，感谢你们参与这个会议。
大家知道，近年来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就是，“遇到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在经历着40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存在，而且未有稍缓。在这样一个实体经济大变化的背景下，金融当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金融的改革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几个主要的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一直在研究，应当说，到了今年的2月份，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稳定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提法，首先是把我们金融改革放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把它视为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对于金融改革来说，这不是一个套话，因为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大致上说来，下一步的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点或者是方向：
首先，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大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所谓金融体系结构改革的方向就是，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这四种类型的金融要合理分工、协调共进。这个目标，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第一次提出的，从那之后，应该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在商业性金融之外还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已经不是纯商业了。大家都知道，下一步中国经济要稳定成长，还需要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而经过长达70年的高强度投资，现在留下的投资机会中的相当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都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城际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比如说市政基础设施，比如说国土整治等等，这些都是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明确罗列出的投资领域。做金融的人都知道，这些项目中的多数，具有公共性或准公共性，都没有完备的商业可持续性，而且它们的现金流不稳定，投资回收期很长，风险很大。面对这样一些投资对象，仅仅依靠商业性金融予以支持显然是不够的，因而就有了这样四类金融并举的发展战略。
我们也注意到，在商业金融之外，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这是当今一个世界趋势。今天日本的朋友在，我们最近在研究日本的情况，我们注意到，甚至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近20多年来，日本整个金融体系都政策化了。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揭示了一个现象，现在，相当多的投资任务不只是商业性的。我最近访问日本，我注意看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水道、教育设施及各种各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或者是政府发起机构来做的，而他们的资金来源，则主要靠的是发行国债或者发行地方债，也就是发行公共部门债。应当说，这样一种运行机制是一个新现象，是全球经济进入长期衰退、遇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所发生的新的金融发展现象。作为长期做金融的研究者，我觉得我们的金融研究也遇到了一个挑战，也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金融是很复杂的，而且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集体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可能会很深的、很广泛的介入到传统的商业性领域，金融也不再只是商业性一种类别，金融发展也不再只是商业化、市场化一个方向。这是中国下一步要做的。
第二，金融产品结构的调整。刚刚说的是金融机构体系，现在说产品体系。最近，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以市场化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这几个“化”说的非常专业，从金融上说，就是大力开发“非标”的产品和服务。由此我们就想到，最近这几年来，由于中国的金融风险凸现，监管部门推行了一系列监管举措，就是要把这样一些非标的产品标准化，场外的金融活动拉回场内，表外的金融活动拉回表内。应当说，针对过去及当下的金融风险频发以及监管没有到位的情况而言，这样一些举措是对的。但是，作为长期发展来说，正如习主席说的，我们还是要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毕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金融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我们必须创造与之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应当说，多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满足于那几种标准化的存款和贷款，现在，随着实体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变化，仅仅依靠那几款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远远是不够的。
第三个方向与今天的讨论直接相关，但是，我愿意用更上位的概念，即金融科技，将今天的议题，即“数字普惠金融”，概括在内。会前交谈时得知，日本朋友对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深刻的印象。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能够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我们引进新技术，没有老技术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发现，新技术支持下的新金融和原有体制的契合问题也还是有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前几年发展的曲折波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要发展金融科技来解决普惠的问题，解决科技产业化的问题，解决金融的绿色问题。这几个概念大家都知道提出很久了，所谓普惠，无非就是要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体面地获得金融服务。但是，如果基于传统的金融结构，提供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需求就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必须开新路，这个路就是“金融科技”。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概念，可以覆盖我们今后金融发展的好几方面内容，我们只有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如，信息的获取问题，普惠金融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金融服务提供者得不到服务对象的信息，得不到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而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又如服务对象的信用状况，通过传统手段，我们根本无法得到反映服务对象信用状况的信息，更谈不上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形成对服务对象信用状况的评定；再如，金融服务触达成本问题，因为普惠金融面对的或者是小企业，或者是一个个的个体，其中很多是弱势群体，这些机构和人员想要触达传统的金融业是很困难的。我们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沟通，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还如，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科技，让客户留下他们所有活动的印记，通过对这些印记的收集、整理、分析、分配，来满足金融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前几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先宣布“数字普惠金融”，宣布了一个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意味着，我们认为，要想使普惠金融真正发展，首先必须有金融科技的扎实发展。
其他领域也一样，比如绿色金融。我们都知道，绿色金融也是近年来大家议论较多的话题。但是说实话，到目前为止，绿色金融也还基本停留在“说”的阶段。有很多自称自诩的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等，其实并不是真绿色，或者，他们用绿色之名获得了金融的服务或者金融的支持，但很难保证一定会用在绿色上或者始终保持其绿色。余下的事情还要不断地监督它们是不是“变色”了。这种状况严重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绿色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存贷关系上，那是找不到出路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真正解决绿色的识别问题、绿色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等。
再有，科技金融，金融的FinTech，TechFin，翻来覆去，组来组去，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很明白，一方面，我们要用现代的科技改造传统金融，反过来，我们要用这样一些新的金融手段支持科技的发展。科技金融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而且我也注意到，创新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首倡之策。怎么创新呢？要用科技来武装，要用科技来改造。但是，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企业，从企业到产业，从产业到就业、到产出，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仅靠传统的金融手段，我们很难顺畅地走过这个充满“惊险跳跃”的创新链条。
第四个方向就是，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下，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竞争中性”的市场原则。大家知道，在中国官方，“竞争中性”原则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首次阐述的。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强调了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我们知道，“竞争中性”原则是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鉴于时间有限，在此我不展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各色人等采用同样的标准，不搞任何的歧视和特别支持。毫无疑问，“竞争中性”原则如果在中国认真贯彻执行下去的话，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如中小微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成本问题等等，都应当迎刃而解。
第五个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涉及到至少两个方面。
首先涉及到对金融体系运行最重要的几个变量，即利率、汇率和无差异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做金融的都知道，利率作为信用的价格，如果不能反映风险和信用，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便会引导资源的扭曲配置。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行之多年，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大家请注意，在党的十九大阐述金融改革任务的时候，用的表述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的5年内，我们还难以做到使利率市场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非常重要、非常复杂、非常繁重，我们必须花气力持续推进这项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也一样，十九大的提法也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说明这项改革远未到位。如所周知，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就必须要准确知道国内外市场中要素、产品、资源的相对价格，要相对准确知晓国内外经济的相对比较优势，这就需要有一个市场化的汇率水平，否则，这些价格就可能是扭曲的，依据这些扭曲的价格进行资源配置，当然不可能有效率。做金融的都知道，收益率曲线是所有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能反映各种金融活动、各类金融主体风险/收益状况的收益率曲线，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很可能都是扭曲的，这就会引导我们有限的资源向一些无效率的领域、无效率的机构去倾斜。总体来说，这样就会损失金融效率，最终损失我们的经济效率。
其次涉及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保护这些制度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其他如信用评级体制、整个金融信息的收集整理和集中发布机制等等，都是我们在下一步需要完成的。
总之，在这样一个致辞里，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今天会议的题目，即“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正切中我们当前的实际。我们考虑整体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从实体经济出发，提出实体经济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返回头来，再从金融回到实体经济，想一想我们的金融如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此相互应照，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沿着这样一条路，反反复复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来想金融，然后再根据金融发展的特征来想实体经济，那么我们整个经济就会和谐发展。恰如习主席最近精辟概括的那样：“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牢牢把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会克服困难，较快使得中国经济重新获得稳定成长的动力。事实上，中国经济稳定了、发展了，全球经济也就稳定了、发展了。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样一个研讨，在国内外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最后，我还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需要同日本合作。所以我建议，中日双方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经常性交流、合作的平台，为中日两国的经济金融增长做贡献，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做贡献。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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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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