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临：新华社记者造假与小岗村红手印造假，属实吗？

《新华每日电讯》是新华社旗下的报纸。2021年8月17日，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长篇通讯，题目是《农村改革“试验田”湄潭“试”得怎么样了——一个西部农业县以改革促进乡村振兴观察》，由段羡菊、李惊亚、李凡三位记者采写。这篇通讯与近两年以来我一直批评“湄潭试验”做实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观点针锋相对。于是，以学者的专业功夫研究了几十天之后，2021年9月28日，我在今日头条发表了《徐祥临：新华社记者力挺“湄潭试验”，错误》一文，列举了这篇通讯在事实记述方面存在的四个漏洞，柔和地批评记者在“新闻的真实性上就过不了关”，严厉地说就是造假。10月6日又发表了《徐祥临：新华社记者，不要偏离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

在寻找新华社记者新闻造假证据的过程中，头脑中唤醒了多年前存放的一个记忆：有报道说，公众看到的几行字下面摁着小岗村村民红手印的那张纸是膺品，本文权且称之为“有字红手印”。于是，我产生了联想：这两件事情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这种联想有没有根据，取决于“有字红手印”是否为膺品。

很多媒体说，“有字红手印”已经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作为一级文物收藏。我深知，靠个人力量很难辨别其真伪。而且，据力挺“有字红手印”为真品原件的作家陈桂棣、春桃在《小岗村的故事》第194页披露，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专家和学者对其真伪“进行了一次认真地分析与论证”，结论是真品。

但我又觉得，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第9页和第10页质疑“有字红手印”为赝品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当时的小岗村不可能找到边角整齐的十六开白纸用来摁红手印，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大包干的坚定支持者王郁昭就持有这种看法。对此，我完全认同。

因为，1974年到1979年，我在辽宁老家的人民公社机关做文字工作，对当时农村用纸情况很熟悉。以我们公社辖区来说，可以找到几种带有格线的十六开办公用纸或写信用纸，但绝对找不到只有用切纸机才能把四周切得整整齐齐的十六开白纸。农民用来糊窗户的零开大白纸在供销社可以买到，用简陋刀具裁成十六开大小也是可能的，但四周不会那么整齐，而且绝对会切出清晰可见的毛边。也就是说，“有字红手印”用纸是大包干搞成之后才出现在小岗村的，不可能成为策划大包干的物证。

最吊诡的是，一篇题为《小岗村大包干合同，一度有人怀疑造假，这位记者还它清白》的网络文章披露，最先展示“有字红手印”的媒体是1984年播放的新闻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是编导王映东以个人纪行的方式制作的。而王映东就多次指出，“有字红手印”是他1983年第二次到小岗村后由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复制出来的，并不是1978年的真品原件。王映东在纪录片中给这件复制品一个镜头，只是为了展现小岗村农民决心搞大包干的基本史实，并没有想到纪录片播放后众口一词认定它就是当年的“生死文书”，产生了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有字红手印”

既然如此，“有字红手印”作为文物的真伪，最终只能看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何判断了，包括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在内的其他人说话不算数。通过预约，2021年11月3日下午，我去国家博物馆再次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也再次看到了首次参观时未加留意地摁着小岗村村民红手印的那张纸：不是“有字红手印”，而是王映东1982年第一次去小岗村时从严立学手中得到的只有红手印却没有任何文字内容、四周也很不整齐的那张纸，本文权且称为“无字红手印”。凝视这张纸片，我明白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要表达的两层意思：一是“有字红手印”用纸是造纸厂1978年年底之前生产的还是1980年之后生产的，很容易鉴别，中国国家博物馆绝对不允许陈列的文物有明显的造假痕迹，复制品也不行。二是“无字红手印”虽然无字，却能无声地表明，1978年年底，小岗村农民确实开过会，都同意宁可冒政治风险也要搞大包干，为此摁过红手印，即农村搞大包干成为党中央推广的农村改革经验，源于小岗村，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无字红手印”

出了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漫步。我梳理了两个半月以来的所见所想。王映东没有故意造假，只是想用复制品烘托一下当时农村改革的氛围，并及时揭露了后来宣传中那些或有意或无意的造假行为；凌志军为揭露造假行为提供了直接线索；相反，比王、凌两位晚了很长时间才写书的陈桂棣、春桃就是故意造假了。且看他们在《小岗村的故事》第40页记述的如下具体情节：那张“十六开的白纸”是严立付回家从“在小溪河中学念书”的儿子那里找来的。这显然是胡编乱造，与三位新华社记者报道“湄潭试验”启动过程的造假手法异曲同工：逮住一点似是而非的线索，便像京剧演员画脸谱那样，“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最后让观众不知道演员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子。

至此，本文前面提出的两者关联问题有了答案：为了渲染小岗村农民和湄潭县农民彻底冲破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决心、勇气和才智，作家、记者、学者等文人墨客不惜夸大其词甚至造假。二者的差别在于，渲染“有字红手印”时，愣把复制品说成真品原件，而渲染湄潭试验时，则完全是无中生有。但复制品毕竟有原件作为根据，反映了当时由小岗村农民代表的农户的普遍利益诉求；而“湄潭试验”是把小岗村创造的统分结合经验中的“分”推向土地私有化，开历史倒车，并不代表种地农民的根本利益诉求，就只能靠造假来渲染其历史由来了。

在当年的农村改革中，农民发挥了什么作用，理论与宣传工作者发挥了什么作用，领导干部发挥了什么作用，各级党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今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继续以改革为法宝，搞清楚这些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了让讨论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调，建议读者们看一看近四十年前王映东编导的《来自农村的报告》，那时，他就提出了如何解决农民“卖难”等具体问题，更提出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性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1984年之后的小岗村尤其是湄潭县，创造出满足在农村实实在在种地的农民利益诉求的改革新经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