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死缓，二审无罪”，若聂树斌们也能这么幸运……
很多案子，二审法院即便对于一审结果认为不妥当的案件，也常会采取更委婉的方式，发回原来的法院重审。可明明已经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什么不能直接当庭改判？这可用另一个词去概括案件问题，那就是到底能不能直接“疑罪从无”？
文/萧锐
2012年，云南西双版人卢荣新因犯故意杀人、强奸罪，一审被法院判处死缓。期间，卢的家人不断申诉，2016年迎来转机，家属称疑似真凶现身。2017年1月6日，云南高院对该案二审开庭，案件经过一整天的审理最终公开宣判，依法宣告卢无罪，当庭释放。
（图源：云南网）
这结果一发布，就得到司法实务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热议。这起看似普通的无罪宣判案件，之所以令人振奋，在于本案属于一审被判死缓，二审当庭改判无罪的不多见的司法判例。
不同于以往当事人常年申诉（如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案），该案是在二审过程中，法官经过法定二审程序的正常审理，实现了从死刑到无罪的惊天司法转折。
单从形式出发，就殊为不易。
按照刑诉法规定，二审程序独立于一审程序，有独立的合议庭和法定审理流程。刑诉法第252条规定，二审法庭对于二审上诉案件，应当分情况处理，其中当“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法定的处理方式包括“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但刑诉法此处“可以……也可以”的立法措辞，客观上导致的后果是，二审法院即便对于一审结果认为不妥当的案件，也常会采取更委婉的方式，发回原来的法院重审。结果常是几次重审、几次重走一审程序，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让当事人饱受司法冗余程序之苦。
（卢荣新案里的当事人家属们）
明明已经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什么不能直接当庭改判？这可用另一个词去概括案件问题，那就是到底能不能直接“疑罪从无”？
当庭改判与发回重审之间的程序差异，往往让人阅尽司法体制的玄妙所在。虽然“法不容情”，但司法终究是人的操作和技术，司法程序依然需要人的推动，不当庭改判给司法程序中的人留足余地，但也让案件跌宕起伏，让当事人久久无法收获本该早点看到的正义。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起码是打了折的，对于多年冤屈得不到纠错的公民来说，最直接看到的，依然是应来的结果早些来，而不是再追问为何迟到，更不能是本可早点来却未如期而至。这也正是云南高院在像卢荣新涉嫌故意杀人、强奸这样指控严重的具体个案中，直接二审当庭改判的不易与可贵。
能当庭改判无罪的案件就抛开那些复杂的考量，径自做出无罪判决，这本身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真正彻底遵循。
人的生命与青春无可挽回，也永远不可能有补救的方法，哪怕有国家赔偿在。所以司法系统面对冤错案时，针对当事人申诉，能尽早给出结果就不应人为拖延，能让正义早来就别让其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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