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契约》更加推崇保守的人道主义

《异形》系列电影展现了人类的两条进化之路：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类要被无坚不摧的“异形”所取代；在科技意义上，人类智慧也注定被机器人的创造力所取代。在这个理性牢笼中，人类的出路何在？斯科特导演给出的答案是人道主义。

▲《异形》海报 图片来自新京报网

文/傅琪

“异形”系列一直在探讨科技的两面性

近日在中国上映的《异形：契约》，接续《普罗米修斯》的剧情，讲述《异形I》故事时间线之前，异形如何诞生、为何诞生的故事。和其他《异形》系列导演稍有不同，作为《异形》电影之父的雷德利·斯科特在两部前传电影中丰富地塑造了“异形”、以及人类的造物主“工程师”所在外星世界的世界规模和自然生命形态，用科幻迷的术语来说，即完善了异形系列的“世界观”。

“异形”从第一部登场的那个来源不明、去向未知的恐怖阴影，越来越显露出其清晰的轮廓，甚至可以做出生物学意义上的形态描绘和进化论意义上的谱系描绘。拨开“异形”这种生物迷雾的过程，即是将其从一个准宗教的玄学生物，转化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祛魅过程。原先围绕着异形的莫名之物的恐怖气氛，也渐渐让位于斯科特导演指向现代人类的清晰的哲学思考。

站在《异形：契约》的“世界观”基础上回望异形故事序列，我们可以发现“异形”这种生物，和每一部异形电影中都必不可少的“仿生人”角色相互配合，都是在讲述那个经典的科幻故事母题：“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作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1818年，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中讲述了一名科学家被自己亲手发明的人造人“弗兰肯斯坦”所杀的恐怖故事。弗兰肯斯坦相当神奇地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好莱坞兴起的科幻电影类型所反复处理的一个母题——科学技术的两面性。

科幻电影中对科学技术的展现常常带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未来的科技产物（宇宙飞船、人工智能等）进行超乎想象的奇观展演，一方面又常常绕不开人类被科技产物束缚甚至威胁自身的阴影。在未来科技这面镜子中，人们照见的一面是期望，另一面是恐惧。这种矛盾心理当然和科幻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所造的核弹轻松夷平人类城市，科学所助力的奥斯威辛屠杀技术制造了人类浩劫。人们骤然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等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反，还可能制造出毁灭人类自身的怪物。科学梦的未来，因为二战的惨痛教训，从此蒙上了难以驱散的阴影。

▲《异形》剧照 图来自新京报网

 
比进化论逻辑更值得推崇的是人道主义

“弗兰肯斯坦”母题的更深一层寓意还在于，弗兰肯斯坦甚至不需要亲手杀死人类，仅仅需要静待时代的筛选，科技理性的进化规律自然会令更符合理性要求的“弗兰肯斯坦”取代人类的地位。在现代科技所制造的这个巨大、冷酷的理性牢笼中，和高效率、高精确度的机器相比，人类显得如此缺点丛生，孱弱无力。人类本期望用科技和理性丰富自身的生命质量，却发现，在科技和理性面前，自身反而应该被淘汰。

这就是《异形》第一部中仿生人艾希对“异形”的评价：“它是完美的有机体……我崇拜它的纯净，强者生存，不会被良知、道德、偏见所蒙蔽。”也是《异形：契约》中仿生人大卫给人类所下的断语：“人类是垂死的物种，他们不配重新开始。”

仿生人作为地球人类的造物，对人类进行了无情嘲讽和背叛；而异形作为“工程师”（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的造物，也对工程师做出了残酷的灭绝。在进化论的理性判断下，《异形》系列电影展现了人类的两条进化之路：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类要被无坚不摧的“异形”所取代；在科技意义上，人类智慧也注定被机器人的创造力所取代。

在这个理性牢笼中，人类的出路何在？斯科特导演给出的答案似乎是人道主义，在异形系列的女英雄们身上，都可以看出这种相对传统保守的人道主义光辉：从雷普利到肖博士再到丹尼尔，她们都坚守不能让异形入侵地球取代人类的信念，为此和坚持进化论铁律的仿生人站在对立面，也和妄图利用异形发展科学技术的贪婪地球人站在对立面。

在《契约》女主角丹尼尔身上，这种反科学的人道主义保守性体现得更为明显：丹尼尔和其男友出航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在新的拓荒星球上兴建一座湖边小屋，过一种前科技的田园牧歌生活。但是，这种前现代的田园梦，究竟是一条可供人类选择的另类出路，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异形》系列也难以给出解答。

 傅琪（北大中文系博士）

编辑：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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