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来了，留给新加坡“工头经济”的时间不多了 | 新京报快评

如果新加坡仍然墨守祖制，仍然墨守父辈1970年代的成功经验，把僵化的体制当块宝，就会被时代远远抛在后头。

▲李显龙  图/视觉中国

文/王晓波

这是一幕“古代宫廷剧”，也是一幕现代法治剧。近日，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内斗，吸引了不少国际目光。

我们见惯了豪门争产争位，不知道还残存多少八卦兴趣。这次之所以新鲜，只不过是发生在21世纪的闪闪发光的先进经济体新加坡罢了。而我关注的不是某个人物，而是新加坡政经模式的式微。

新加坡首任总理、新加坡模式的缔造者、李家三子女的父亲李光耀，维护了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制度，欢迎外资自由进入，让新加坡从一个相对无声的转口港，在几十年中一跃成为世界的成功经济体之一。

2015年逝世前，李光耀一共立过7份遗嘱。从法律角度来讲，新加坡实行英国普通法，重视法治，一切遗产官司（如果争议成为官司的话）自然有新加坡家庭法院来裁决，不用劳驾政府干涉，死者之外的任何人或政府都无权干涉，遗嘱执行人和托管人的义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死者的遗愿。

如果李显龙认为先父在订立最后一份遗嘱时已没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他完全可以在遗产法庭提起告诉，开始民事诉讼，要求回到过去6份旧遗嘱中的任何一份，或请法庭认定无有效遗嘱，从而进行无遗嘱情况下的遗产分割。

但李显龙成立部长委员会讨论李光耀的遗产处置问题，就已经把家事变成了国事。这显然违背了法治。在“古代宫廷”剧与现代法治剧之间徘徊的新加坡，何去何从？试问，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新加坡如何适应新经济时代？

新加坡独立刚刚51年，连百年基业都还没有，但危机感已经悬在每个人的心头。是因循守旧、刻舟求剑，还是因时而变？其实很多人都已认识到“李二代”已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政治威权而经济开放的老路已经走不下去。

一方面，伴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现在的人们已无法想象2010年以前没有智能手机时是如何生活的，而人工智能将取代大多数人类现有的工作。

▲新加坡唐人街街头

人类社会面临着未来的挑战，但新加坡受到的挑战最严重。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审慎的外交政策帮助下，保留相当多的威斯敏斯特法治成分，开放经济吸引外资。在当时没几个穷国打开国门的时候，获得了大量外资工厂带来的工作，这些政策足以让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发生巨大变化，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

然而，制造业和航运金融所带来的工作，要求的是螺丝钉一般像机器一样思考的劳动力。这种工作并不需要创造力。李光耀的政治模式的严格管控发挥了它的优点，保障了流水线的运行。这种制度下，除了面包物语外，新加坡没有什么品牌，也没有苹果一般的设计能力。

新加坡所谓的世界一流，也只是最高薪的行政人员、医生、律师、管理人员，做着保障运营世界第一流基础设施的工作，墨守成规，不需要去创造。说白了，就是一种高端的“工头经济”。

但在未来十多年内，新加坡人就会失去这种工作了，除非他们愿意比机器人更持久耐劳、成本更低，不过这不可能。

不仅技术进步要求新加坡做出改变，新加坡的外部环境也在迅速变化。

中国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急速崛起，而美国却仿佛要回到孤立状态。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大陆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正在削弱马六甲海峡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运输航道的地位。

新加坡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但各地兴起的铁路公路管道和港口项目，势必分流新加坡港的物流。如果新加坡仍然墨守祖制，仍然墨守父辈1970年代的成功经验，把僵化的体制当块宝，就会被时代远远抛在后头。

□王晓波（作者系金融从业者）

编辑：与归  实习生 魏显勇 王琳  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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