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钱就能当“主编”，这样的大学教材谁敢用？

职称评审标准偏差和逐利冲动，带来大学教材的“虚假繁荣”和“学术通胀”。

▲某高校教师刘强西（化名）表示，其参与编写的教材《XX导论》在版权页和扉页上，出现多名不认识的副主编。  图/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文 | 梁鑫

花个万儿八千就能当上大学教材主编！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而这些挂名主编、副主编多数是为了职称评定。

不参与实际工作，只要肯出钱，稿子由编辑团队代笔，这类“主编”其实就是“主骗”。为了职称评定而成为“挂名主编”，这算是一个需求导致生产的案例。

职称评审涉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是对他们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能力的认定。就像高考是学生的指挥棒一样，职称评审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指挥棒，评审条件自然会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职称评审标准出现偏差，也会使得他们的行为出现偏差或扭曲。

其实，只有创造性的成果才应成为职称评审条件。大学教材主编、副主编，虽然要统筹考虑教材的结构和内容选择，但大多都是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更没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出现。

将教材主编列为职称评审条件，实则扭曲了学术科研评价的导向。如此一来，教材多了，学问少了；成果多了，思想少了；“主编”受益了，学生吃亏了。加上一些“编辑团队”滥竽充数，结果是教材不少，但缺乏体系，知识陈旧，彼此抄袭，用处不大还浪费纸张，根本不足以称之为学术成果，完全是一派教材的虚假繁荣，如此景象称之为“学术通胀”并不为过。

如此“大学教材”之所以有市场，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销路。中介代理人只要求“挂名主编”动员学生、亲友在内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书就行。若是社会人士无法判断如此“大学教材”的好坏也就罢了，但高校绝对要严把教材采购关口，更不能容许通过利益交换或回扣的方式让此类教材进入课堂。

 □梁鑫（教育工作者）

编辑：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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