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评价一部硬科幻电影？ | 新京报快评

说今年是科幻电影元年或许不为过，但中国科幻电影是否要就此崛起，恐怕答案并不乐观。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剧照。     

文 | 刘远举

最近，《流浪地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毋庸讳言，《流浪地球》的评价有家国情结的加持。
 
其实，《流浪地球》未必有多少家国情怀。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人拯救世界，是为了美国国内市场，中国电影中，自然也是中国人拯救世界，没其他国家什么事，甚至被用来衬托中国人，这是正常的市场策略。

此外，吴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自带的，电影情节并未过多强调家国主义。所以，家国情怀很大程度上是粉丝、舆论自己加戏，电影的价值观色彩被过度演绎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懂科幻的很少，自然也不会从科幻角度去讨论，而是强拉入自己熟悉的领域。于是，最初源于一个工程师头脑中“太阳灾变人类该怎么办”的头脑风暴，在舆论中扭曲、发酵，变为了中国人“重土安迁”，变为了中国方案。不过，要想客观理性的讨论，还是先需回到本源。
 
一，20年前，中国也曾迎来“科幻元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中国科幻曾经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之后，随着科幻被视为“精神污染”而陷入沉寂。此后十几年中，《科幻世界》是唯一发表科幻作品的平台。

1999 年，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同一年的《科幻世界》上正好有一篇相关内容的短篇小说。于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家长蜂拥而至，2000年，《科幻世界》的发行量激增到每月36万份。

这是中国科幻繁荣的元年吗?并不是。随后，《科幻世界》的发行量逐年下降，2010年降到了16万份。这个时候离三体获奖，还有5年。
 
《三体》的流行，首先当然是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的硬科幻小说，但某种程度上，其在中国的流行，与科幻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潮的产物。

降维打击、黑暗森林，这些理论的商业化解释与应用，通过互联网领袖的社交媒体，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传播，使读者从传统的科幻读者延伸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名声，然后向外传播，最终反过来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三体》的流行是一个互联网现象。就如当年《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科幻世界》一时洛阳纸贵，只是一个高考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当年的科幻热是家长们的功利之举的话，那么，如今的三体何尝不是另一种功利呢？这种功利，无非是家长变为创业人群，变为白领的知识焦虑，以及追随短暂的流行文化而已。当然，互联网创业潮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产物，而工业是科幻的土壤。
 
但无论如何，中国硬科幻小说的受众基础薄弱是客观存在的，科幻小说要有技术审美能力的门槛，如果不明白3K背景辐射与宇宙的关系，就无法明白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会因为背景辐射闪烁而崩溃，反而会认为，天空闪烁算什么，玄幻小说中道友渡劫那才叫天翻地覆。

但是，技术审美与教育有关，而中国的本科率才仅仅4%。所以，说今年是科幻电影元年或许不为过，但中国科幻是否要就此崛起，恐怕答案并不乐观。
 
一个可以印证我这个观点的现象是，刘慈欣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家，大众还知道的另一个科幻作家可能是因为《北京折叠》获奖而闻名的郝景芳。但是，中国科幻圈内的另一些长期持续创作的知名作者，比如与刘慈欣并称中国科幻三巨头的王晋康与何夕，在普通大众中，仍然籍籍无名。

何夕的《伤心者》《六道众生》，王晋康的《生死平衡》《七重外壳》《水星播种》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与《流浪地球》相比，也不遑多让。实际上，在电影之前，就连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乡村教师》也并没有多少人读过。
 
所以，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发热议，但却很少有人从科幻角度去谈，太多的借这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虽然这有其必然，但从科幻角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也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权且抛砖引玉，希望在价值观争论之余，引入更专业的讨论。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剧照。

二，说《流浪地球》是伪科学，言过其实了
 
科幻小说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光谱的左端，最左边的，应该是类似哈利·波特这样的奇幻小说；星球大战、银河英雄列传这类，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光剑与激光，但仅仅是一个背景而已，也是典型的软科幻，被称为太空歌剧；《三体》、《基地三部曲》、《太空奥德赛》这一类小说，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则属于硬科幻。刘慈欣的小说，在科幻的光谱上，已经接近最硬、最技术化的一端了。
 
人们对于硬科幻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就是伪科学。当年科幻被视为精神污染，正是出于这种偏见。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随便怎么幻，都是可以的。这两种误解，可以同时存在一篇文章中。

就有科普人士侃侃而谈：科幻小说要设立科学顾问，防止伪科学，同时又说，“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功能”。也有教授洋洋洒洒指出《流浪地球》的很多技术漏洞，视为伪科学。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超光速是伪科学吗？的确是的，但是，把科幻的“科”，等同现有技术，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而把科幻的“幻“当做了奇幻的幻，又会降低了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这两种误解，有浓重的历史痕迹。

长期以来，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科幻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所以专业性缺失，大众无法正确理解，即便在今天，也并不令人乐观。这两种误解，必然体现在《流浪地球》电影以及后续评论当中。
 
比如，在流浪地球的剧本中，一开始就说木星引力增大，以及后面的点燃木星瑕疵，均是出于编剧缺乏对硬科幻范式的理解与尊重。同样的，批评者认为，地球根本不可能推动，这是伪科学，同样也是出于对硬科幻的误解。

这两个误解会限制中国硬科幻电影、评论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阻碍中国硬科幻电影的进步。这个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值得被认真讨论。
 
三，科幻科幻，“科“在何处，“幻“在何处
 
硬科幻小说中除了人文思考与文学性，还需要科学与幻想。与奇幻不同，“科”与“幻”应有边界，遵循一定的范式，从而达到逻辑自洽。硬科幻小说的一般模型，可以用下图表示：

硬科幻，不但有作为“幻”的构想的新技术，还有作为“科”的技术推理过程，后者是硬科幻小说独具的技术审美魅力。比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是“幻“的范畴，但由此进行的逻辑推导，却属于“科”的范畴。
 
同样的，著名的“黑暗森林“理论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有着较为严格的推理过程。所以，科幻小说的范式以及评价硬科幻小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幻想上要自洽。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技术，也可以是新规律，甚至是新的物理、数学规律、常数发生变化，甚至1+1=3。物理、化学、生物等理工科之外，也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科学原理，但却要整体自洽，符合小说的整体世界观。
 
比如，在《三体》中，云天明的攻击方式是改变引力常数。因为小说中本身就存在神一样的文明，所以，改变物理常数与小说本身的世界观是吻合的。再比如，在《计算中的上帝》中，一只巨手包裹住了爆发的超新星；上帝射出的一束光使三个不同星球种族的DNA聚合。这些设定尽管都属于超级技术，但与小说的世界观是自洽的。
 
再来看《流浪地球》，电影一开始，《流浪地球》就毫无必要地牺牲了“幻”的世界观来自洽。从世界观上看，在《流浪地球》中，人类之所以这么惨，或者说，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没有神级技术，但剧本毫无解释地引入了 “木星引力突然增大”，这个明显违背常识的情节，导致了世界观冲突。
 
“木星引力突然加大”，可以用“整个太阳系突然进入了引力异常区”去作为交代，但是，这属于神级奇迹，放在《三体》中可以，放在《深渊上的火》中也可以，但放在《流浪地球》中就与世界观发生冲突了。

其实，避免这个错误，也就一句字幕的事，比如改为：“受病毒影响，多台发动机停机，地球进入木星撞击范围”。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剧本几乎没有“硬科幻的‘幻’需要在世界观上自洽“的概念。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剧照。

当然也可以不用冲量定理。比如，王晋康在《天年》中，就引入了一种新的物理规律，即宇宙是由量子纤维组成，一旦破损就会扭曲空间，移动巨大的天体。这相当于替代了冲量定理。但是，这显然也属于神级技术，与世界观不自洽。
 
第二，科学上要合理。硬科幻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体》中，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但其原理光压、冲量是合理的。
 
遗憾的是，《流浪地球》剧本为了追求反转，牺牲了“科”的合理性。
 
电影需要 “危机——解决危机——失败——绝处逢生”这样反转，所以，电影设置了点燃木星推动地球。这是一个冲量过程，更多地属于 “科”的范畴，应该更严谨。但是，剧本完全抛开了定理，数值上的bug显而易见，而刘慈欣小说又以技术过程中的技术审美著称，这就产生了违和感。
 
四，科幻小说自洽与合理外，有一些例外原则
 
当然，科幻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论文，自洽与合理都可以有例外。
 
第一，“科”范畴的推理过程，可以退而求其次，达到“接近合理”即可。我个人觉得，所谓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资料、动笔推算，才能发现的瑕疵，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错误是低级错误，硬科幻小说、剧本都应该尽量避免这一点。
 
第二，基础框架的“科”范畴的技术设定，可以免于审视。在这个框架之下，离框架越近的技术设定，技术过程就越要严谨，远一些的，则可以忽略。
 
比如，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作为一部小说的初始逻辑基础，应该免于审视，否则，多数小说都无法成立。
 
在《流浪地球》中，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和点燃木星类似，但是，这属于小说的基本框架、逻辑起点，应该免于审视。而且，这个瑕疵已经在普通人“动笔”这个底线之上。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剧照。

再比如，《火星救援》小说以精确的数字闻名，对植物生长的数据、对航天员所需的水、电量、热量都是有精确计算的。但是，相对来说，从地球到火星的大飞船的技术参数，中国飞船与美国飞船的衔接等问题，技术推导就少很多了。
 
行文至此，基本上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尽管行星发动机推不动地球，但是这个设定却是精彩绝伦的。而木星引力突然增大，点燃木星推动地球的设定，却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第三个例外是，作为背景的经济、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价值观的角度，在科幻小说，特别是硬科幻小说中，比一般小说处于更次要的地位。

比如，在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中，人民被奴役，就无需追问为什么没有反抗。所以，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科幻电影中出现这种场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紧急状态的必然。实际上，美国人1998年拍的《天地大冲撞》也是采取的抽签制度。纠结这些问题，往往是因为对技术审美无感，而强拉入价值观范畴。
 
《星河战队》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很多人会觉得制服很像纳粹制服，其实，其原著小说，即海因莱因的《星际伞兵》，讲的就是人类扩张，殖民其他星球而遇到抵抗的故事。至于小说中的公民权需要争取，更是政治不正确。但不可否认，这仍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说。
 
当然，并不是社会与经济不重要。实际上，它们可以作为科幻的主体框架，这个时候当然就不能免于价值观的审视。1993年雨果奖的获得者《深渊上的火》就构造了一种三个个体共同思维的智慧物种，并构造了其文明的图景。

在《三体》中，也有对三体人的社会的幻想。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也是对社会过程进行了“幻”的设定，“心灵历史学”发人深思。实际上，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对宇宙文明的抽象化就有“心灵历史学”方法论的影子。
 
五，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有明显bug
 
有这些方法论帮助厘清“科与幻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去审视硬科幻电影了。
 
在《星际穿越》中，为了实现人类完全无法达到的星球，作者幻想了外星人放置的虫洞的情节，这属于“幻”。但从虫洞出来之后，黑洞的模样、黑洞引发的潮汐以及双生子佯谬，都是严格按照已有的物理知识进行推理、构造的，这属于“科”。

这正是科学顾问所做的事。由此可见，科学顾问不是用来限制所谓“伪科学”的，科学顾问没有限制作为“幻”的这一部分的虫洞穿越，而是帮助在“科”的这一部分更严谨。
 
电影在最后为了实现父亲与女儿的通讯，又引入了从高维空间跨越时空的引力。这是改变了物理推导过程，但这在有着能够放置虫洞、构建高维空间的神级文明存在的世界观中，是逻辑自洽的。
 
所以，《星际穿越》的幻与科，天马行空的想象与严谨的推理同在，是一部优秀的硬科幻电影，也刚好契合笔者本文提出的硬科幻范式。
 
再来看《流浪地球》。正如前文所说，在一开始的“木星引力增大”中，剧本失掉了“幻“的世界观自洽。在结尾的时候，又为了追求反转，在点燃木星中，失掉了”科“的合理性。前者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完全可以用发动机集体损坏作为理由。而后者，则有本质上的困难。

▲电影《流浪地球》海报、剧照。

这源于硬科幻本身的限制：在没有神级技术，只有既有技术的前提下，要达到绝地逢生的反转，在几分钟内改变两个星球的路径，这本身就超出了严肃硬科幻力所能及的范围，恐怕要修改整个故事。如果编剧对硬科幻有正确的认识，可能我们看到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其实，同期的《疯狂外星人》结尾时，就是一个典型的硬科幻反转。外星人附体是作为“幻“的一部分，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是属于“科“的既有原理，最后条件反射唤醒原本的猴子的意识，这是一个技术推理过程。作为电影，这是一个合格的硬科幻反转。所以，对于硬科幻来说，剧本对于科幻的认识非常重要。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转是克拉克的《星》。圣诞树顶都有一颗星，在《马太福音》等宗教书中，这颗星叫伯利恒星，是与耶稣一起诞生的，有科学家认为，伯利恒星是超新星爆发。

根据这个科学假说，克拉克创作了小说《星》，前去考察的宇宙飞船上的随船牧师，在描述了一个文明预知超新星爆发所做的最后徒劳挣扎之后，最后一句是：“神啊，你有亿万颗星辰可供驱遣，何以偏偏选上这一颗？你用大火断送了整个世界的人,就只是为了照亮伯利恒的早晨?“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震撼性的、宏大的且合理的反转。
 
《流浪地球》在“科”的范围内失掉的严谨性还有很多例子。比如人推人的方式；为什么火石那么多，却没有就近布置；一把大火烧掉人工智能等。最后一个场景让我想到了科幻电影史上经典的一幕。
 
《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的红灯，是在向克拉克原著、库布里克导演的《太空奥德赛：2001》中的人工智能HAL致敬。顺便说一下，HAL三个字，是对IBM三个字母的移位得到的。HAL同样也被人类杀死了，但却不是死于一瓶伏特加。

在电影中，人工智能HAL是负责飞船的一切的，后来航天员发现HAL杀人，就要毁掉HAL。怎么毁呢？他躲过HAL控制下的重重机关，进入核心部位，一块一块地抽掉计算机板块，这时HAL没有机械可控制了，但还通过对话在劝说他，随着板块的抽出，HAL的语言越来越慢、越来越混乱，红灯也慢慢黯淡下去，最后没有声音，灯也灭了。

这个过程暗示着HAL的运行原理是大规模的并行运算，毁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仍然能运行，直到低于一个阈值。对的，现在大热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正是基于并行运算的。《太空奥德赛：2001》拍摄于1968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现代科幻电影技术的里程碑。
 
连刘慈欣都在说：“我所有的一切作品都是对阿瑟·克拉克最拙劣的模仿”。当然，这只是他的自谦之词。
 
其实，好莱坞坏的例子也很多。在电影《独立日》的情节中，电脑病毒竟然战胜了外星人。根据常识，同为“冯·诺伊曼型结构”的计算机，安卓、苹果，PC之间的病毒是不通用的。人类计算机的病毒能在外星人的计算机上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坏的技术推理过程。
 
硬科幻电影不存在伪科学一说，“幻”这一部分可以天马行空，但“科”这一部分，却需要循序硬科幻小说的几个原则。

▲郑州一家电影院里的《流浪地球》大幅海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刘慈欣本身是很反感漫无边际的幻想的。他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导演问他，按照剧本中的技术设定，从地球到木星要航行多久？他回答，至少要半个月。

导演又问，能不能再快点？比如用时空跳跃的方法直接到达？面对这个问题，刘慈欣回答问题的声音都提高了：“可是，时空跃迁是一种超级技术啊！这种技术一旦诞生，改变的就不单纯是从地球到木星的航行时间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文明都会发生改变啊！”

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激动，他说：“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
 
其实，我觉得流浪地球剧组根本不需要科学顾问，有刘慈欣就够了。专家虽然专业水平更高，但却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对硬科幻的两种误解。科学家与科幻小说家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刘慈欣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他的小说既恢弘瑰丽，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虽然这些想象未必都正确，但都是在一定的技术范畴内进行的。
 
比如，《三体》中著名的纳米丝切割船体情节。科技设定是纳米丝，但推理过程却是实实在在的物理过程：纳米丝细、强度大，因而造成的压强大，所以可以起到切割作用。

刘慈欣的小说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他连纳米丝的垫片都想到了。因为纳米丝对船的压强大，同样的，也没有已知的材料能扛住纳米丝的压强，固定纳米丝。所以，刘慈欣在已有的技术设定中，构造出纳米丝（“有一些同类片状材料可以垫片”）。这就是硬核科幻。
 
如果刘慈欣抛出神奇女侠的鞭子，或者钢铁侠的盾牌，或者突然发现一种坚固的材料，那就不是一个好设定。再比如，在《三体》中，面壁者的计划之一就是用核弹炸飞水星，减速水星，使之坠入太阳，这个过程属于冲量定理，但整个过程充满了技术审美。
 
硬科幻的这种技术审美，甚至会反过来推动技术。比如，克拉克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同步卫星的，而如今NASA也会找未来学家、科幻小说家去做咨询。甚至于科幻作品中的产品形态会影响现实产品的发展。

比如，透明屏幕。透明屏幕其实从来不是真实的产品需求，人会用黑板、白板，但不会有人用透明玻璃当演示板，因为后面的物体与光线会产生干扰，但在科幻作品的影响下，人们都认为未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真正的科幻小说爱好者而言，刘慈欣小说的魅力，正是源于这种合理而恢弘的想象。说刘慈欣以一己之力提升了中国科幻，小说中这种对技术推导过程带来的审美愉悦，占了很大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在真正的科幻群体看来，《流浪地球》的错误特别让人感觉到一种违和感。
 
这一次观众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大片“”中国硬科幻元年”的地位来呵护《流浪地球》的，但是，第二部，第三部就不会有这个待遇。中国硬科幻应该在情节、剧本上投入更多。

实际上，这部片子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刘慈欣的基础设定，所以，只有尊重原著，尊重这样的智慧，中国科幻电影才能走得更远。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电影的成功，刘慈欣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后续改编电影在“幻”的自洽性与“科”的合理性上，都会有较大的提升。
 
六，《流浪地球》一边倒好评的公共价值在哪里
 
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根植于作为自组织系统的人类发展的热力学方向，这更加符合人类进化路径的审美——比起家国主义、精忠报国，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强调纯粹的技术之美，强调人类对技术无止境的追求，并不能越过道义的审视。所以，在硬科幻电影之外，价值观的评价是有其意义的。
 
电影在两次意义上完成艺术的生命。第一次是电影本身，第二次是电影引发的评价、发掘。无论褒贬，无论其在作者、导演本身的意图之中，还是朝着始料不及的方向，都可以在更大层面、更深意义上完成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从而形成电影的艺术意义与社会意义。
 
刘慈欣可以称为工业党，在单纯的字面意义上，这并非一个贬义词。当然，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依赖于国家提供的财政预算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他们倾向于宏大的国家叙事。这就造成了“工业党”与观众叙事的第一波合流。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脆弱行星的另一面，刘慈欣的这个思想内核，体现在《三体》中，并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2013年时，美国科幻作家LarryCorreia认为，雨果奖受到美国科幻界“政治正确”气候的影响，偏向奖励女作家、年轻作家、少数族裔作家，使得部分白人保守派的作家和作品完全被忽视。所以他发起了名为“悲伤小狗”的运动，争夺白人保守作家在雨果奖中的地位。随后，悲伤小狗被Vox Day发展为“疯狂小狗”。
 
《三体》中的一些描述契合了美国白人保守派科幻群体的意淫。甚至可以说，让他们觉得遗憾的，“只是作者不是美国中年男性人”。随后在疯狂小狗的地下提名与刷票的支持下，《三体》获奖。所以有人说：“《三体》是一个‘小狗式的胜利’。”
 
不得不说，这是围绕《三体》的一个最大的误会。或者说，《三体》在中美两国获得青睐背后的深层原因的差异，可能孕育着新的矛盾。
 
但是，被忽略了的是，刘慈欣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写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科幻小说价值观中“科”的这一部分，在中美，乃至全世界都是互通的。

□刘远举（媒体人）

编辑：李冰冰  实习生：李文隽   校对：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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