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重症亲人安乐死获缓刑，司法与人性并不相悖|新京报快评

对协助重症病人安乐死的亲属，虽然依法对其判了刑，但量刑从轻，还处以缓刑，这无疑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大化地体现了司法的善意。

▲资料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欧阳晨雨

这是一出人间悲剧。由于生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疾病，进行了大剂量激素治疗的浙江台州女子冷某的体重暴增、骨质疏松，又由于意外摔断了腿只能卧床，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其逐渐产生了厌世情绪，多次要求大女婿帮忙购买自杀所用的老鼠药。当着丈夫、大女儿、大女婿的面，她将老鼠药服下，三人跪在床前恸哭，却没有采取阻拦或救助的措施。

2018年5月，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冷某女婿、丈夫和大女儿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受审。2018年6月1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冷某的丈夫、女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近日，经法院许可，该案庭审视频首度曝光，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安乐死的讨论。

备受折磨的重症病人生无可恋，选择了安乐死，而帮助她的亲人却走上了审判席。这类剧情在现实里时有发生，也一再引发社会讨论。

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严格保护。而安乐死的实质就是帮助他人自杀——虽然动机通常都是为他人减少痛苦，但从形式上讲，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尽管这起安乐死案件事出有因，死者长期卧床不起，备受病痛煎熬，为求一死，多次当面向亲人请求，但这些情节并不能洗清当事人的罪责。但从现有法律看，只要有协助安乐死的行为，被追究刑责就是定局。

这也是该起案件“曝光”后，很多网友对他们的境遇，报以怜悯和同情的原因。可问题在于，“安乐死”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让不堪苟活的患者一次性解脱，也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 

从各国的立法看，为避免安乐死沦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普遍以最严格的立法，禁止或限制安乐死的实施。即便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也设置了最低年龄、多方同意、医学证明、标准程序等法定门槛。与之相似，比利时、德国等国在放开安乐死的同时，也附加了近似苛刻的法律限制。

平心而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对于死者的亲属而言，目前的这份有罪判决，已算是最好的结局。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自杀者固然无罪，但帮助他人自杀，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一旦构成故意杀人罪，即便是“情节较轻”也得“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审视法庭对丈夫樊某庆、女婿张某祥的实际量刑，无疑属于最“从轻”的发落，对大女儿樊某露的判决，更在法定幅度之下“减轻”，而且他们都被处以“缓刑”，免受监禁之苦，这些都不是普通犯罪所能得到的“宽大”。说明司法机关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的确“别有用心”。这显然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大化地体现了司法的善意。

正如该案主审法官夏俏骅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的，此案中三位被告人“其情可怜，其罪不可恕”。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人权，任何人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严肃的社会规则，不管何人，只要触犯刑律，必须要受到惩罚。“但综合考虑到三位被告人的具体行为经过，故作出了适用缓刑的决定，让这起判决的结果更有温度一些。”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如该案这样的判决，可说是融合了法律与人性之美，让当事人及社会更容易接受，更为以后的立法突破留出了缓冲带。

□欧阳晨雨（学者）

编辑：杨林鑫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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