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研判未成年人犯罪诱因，挽救才能“有的放矢”|新京报快评

未成年人犯罪不单是孩子一个人的错，感化、挽救犯错的孩子，也应该成为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司法机关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文 | 邓扬城

每年“两会”时，之前的社会热点也经常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焦点。2018年以来，媒体报道了多起低龄化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数次引发公众对低龄少年犯罪问题的讨论。这股讨论热潮也延续到了今年的“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悦群表示，“对涉罪未成年人，永远都应该立足于教育挽救，而不是处罚犯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则提出具体的矫正思路：构建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心理健康状态、违法犯罪动机和原因等进行深层次探究。王悦群委员还建议，建立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推广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等。

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主要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鉴于此，在具体案例中，比起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上打转，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对这类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干预和事前预防。而很多代表委员在“两会”场合的建言，无疑为有针对性的施策提供了参考。

拿建立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来说，细致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心理状况和犯罪动机，对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处理，确实很有必要。也只有找到具体原因，事前预防和事后挽救才能“有的放矢”。

今年2月最高检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也是着眼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阶段、不同程度，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

按照《刑法》第17条规定，对罪错未成年人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责令家长或监护人管教”。但揆诸现实，很多未成年人犯罪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家庭教育不当的影子，甚至有些家长或监护人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如果简单地把犯了罪的未成年人“还”给家长或监护人，有时无法达到挽救的目的，甚至容易再次走向犯罪。也因如此，最近的几起案例，特别是“12岁男孩弑母”等恶性案件中，涉罪未成年人被释放、返回学校，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强烈反弹。

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司法该如何补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根据政府收容教养的原则性规定，但其并没有给出太多具体指导。所以，确实该基于精准研判分类处理，也补齐现有处理方式的短板。

我看到王悦群委员提议：管好“熊孩子”需要形成合力，积极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犯罪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事实上，她提到的，也是我们当下实践中正在探索的方向。

近年来，我所在的广东英德检察院，会同当地政法委、教育局、司法局、公安局、团委、妇联等机构，与学校合作建立了一个封闭式、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型社会化帮教基地。基地成立以来至2019年3月，已经接纳学员529人，其中89.1%是低龄化涉罪未成年人。

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基地的每个孩子都会做详细评估，针对他们的犯罪原因、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再根据评估结果制订具体的帮教计划。在基本文化课之外，或侧重亲职教育、或侧重法制意识、或进行心理干预、或进行行为矫正——孩子的特点不同，帮教重点也不同。帮教结束后，会帮助其联系复学或介绍爱心企业，解除他们回归社会的后顾之忧。

同时，基地也成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样本库，通过分析犯罪原因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事先预防。例如针对过早辍学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在社区、乡村开展各项控辍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孩子们“失控”。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错误，其中家庭教育缺位、社会不良影响、执法疏忽等都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深渊。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加以探究，并对症施策地教育、挽救孩子，也应该成为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司法机关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

□邓扬城（广东省英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

编辑：孟然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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