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摇晃的全球化时代” | 新京报专栏

无论变量是否会出现，对于可能到来的摇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显然有必要在维护和再建设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海外疫情加重，国内进口商给国外合作伙伴捐口罩。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文 | 徐立凡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打乱了全球化进程的节奏。在大部分国际贸易踩了刹车的同时，各种孤岛主义式言论却在相互撞车。许多人担心，在疫情过后，全球化进程还能不能继续。

大致来说，全球化进程依赖于以下条件：对自由贸易规则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有无法解构的共同利益，全球协作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修复，有一体化的成功样本。

根据这四项设置，现实给出的答案是：不利于和有利于全球化进程的情况各占一半。

不利因素之一：自由贸易规则遭遇解构

不利于全球化的第一个因素，是自由贸易规则正遭遇解构。

疫情发生前，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已遭到强力挑战。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是由于美国29次阻挠，导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

如果出现国际贸易争端，有关各方只能启动临时仲裁程序。临时仲裁程序不具备真正效力，长此以往势必增加国际贸易的信用成本。而疫情随后接踵而至，国际贸易活动减少，维护自由贸易规则的能量更加无法集聚。

最新的例证是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属于全球化服务体系，如果此后缺少美国的支持，这势必抵消全球合作抗疫的努力，并将削弱今后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国际社会明显对此缺乏制衡。

不利因素之二：缺乏成功的一体化样本

不利于全球化的第二个因素，是缺乏成功的一体化样本。

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但在共同抗疫上明显缺乏领导者。拦截过境物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申根协定的脆弱性。

相反，欧盟成员国赤字率不得超过3%的财政规定，客观上起到了反效果。意大利正是为了遵守欧盟财政规定削减赤字，在疫情暴发前关闭了数百家医院。

显然，欧盟没有解决让渡财政权与国家治理权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

对于全球化的建设来说，欧盟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提供了相当多的警示，包括但不限于：以经济协作为中心的全球化未来能不能走向财政协作，对于一体化应该设立什么程度的约束机制等，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对话陈冲：美国疫情之下的生命反思。视频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圈》栏目。

有利因素之一：经济分工体系仍较为健全

当然，也有有利于维持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即使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也没有动摇其根基。

首先是自关贸总协定以来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工体系仍较为健全。

尽管疫情期间产业转移的频率有所加快，但部分产业的转移不代表整体行业的转移。主要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权重并没有明显变化，不同经济体的经济特征也不可能很快变化。

产品线转移容易，但产业替代是相当困难的事。这意味着，大家只能继续走协作道路。

有利因素之二：全球供应链仍可修复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有可能修复的。美国多次延长华为供应商的临时出口许可，批准通用电气向中国C919出口民用航空发动机就属此例。这表明，即使单边主义声音或冷战声音甚嚣尘上，但面对本国产业的困境，有时也不得不打开供应链。

此外，全球化进程已造就了资本全球流动的态势。资本的逐利性客观上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这特别表现在金融市场中。

一半有利于、一半不利于全球化进程的趋势，或许意味着在疫情结束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摇晃中的全球化时代。

两大变数：经济危机与地缘危机

除了这四个静态的条件之外，还存在一些影响全球化趋势的变数。主要是两条：南半球是否会进入疫情高峰期，导致经济危机；抗疫不利的国家是否会将矛盾向外转移，挑起地缘危机，甚至围堵中国这样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有相对优势的国家。

无论变量是否出现，对于可能到来的摇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显然有必要在维护和再建设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在经济上，中国有足够的底牌应对可能的危机，需要强化的是对外发声的能量，以传递真实信息，传播多边主义。在现有的网络机制下，鼓励驻在国机构和个人发声是必要的应对。

同时也要认清，全球化协作本质上是利益合作，无须将其过度道义化——既然是利益合作，难免磕碰；要减少外部的磕碰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说到底，要拓展内需，完善国内大市场和协作体系。自身强健，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助力。

□徐立凡（专栏作家） 

编辑：陈静   实习生：张晓雨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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