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实：“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并非“均贫富” | 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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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睿
财富是直接构成民生福祉的物质基础，财富积累机制则事关共同富裕。
7月21日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中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这一提法，也再次引发社会对财富积累问题的关注。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里，提得较多、公众也更熟悉的是收入分配问题。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今年这次重要的全会《决定》中再次予以强调，无疑体现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实际上，这也是对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促进居民财富积累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明确要求。
那么，该如何理解“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一任务要求？为此，新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
李实教授长期致力于经济思想、经济转型与发展与收入分配研究，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农村扶贫开发等领域，都多有理论贡献。
针对一些人对“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疑虑，李实教授在采访中表示，这并非限制居民财富增长，更不是要搞“均贫富”或者“杀富济贫”，规范的目的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也意味着高水平的财富积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这更加需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合法积累更多财富。
李实教授强调，这一误解尤其需要及时澄清，以避免影响相关改革进程。
并非限制居民财富增长
新京报：收入分配问题，此前提得比较多，人们也更熟悉。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到今年，在这次全会《决定》中再次提到这一要求，是有什么样的背景？
李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提“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一个大的背景是，我国居民财富增长和积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在2000年之前，我国居民财富数额是很少的。然而，在过去20多年间，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在公有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急剧扩张和房价快速上升，以及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等助推下，我国居民财富出现了快速积累的过程。
尤其是在2002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居民财富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超过13%，远高于这一阶段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但更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居民之间财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
居民财富差距的扩大，与财富积累机制不规范、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因而，在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下，“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一政策设想被提上议事日程。
新京报：财富积累机制和收入分配秩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李实：财富积累机制不完善，不仅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带来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同时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财富积累机制与收入分配机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关系。居民财富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其作为居民总收入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着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
当前，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虽有明显下降，但仍处在高位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远超过农村居民。
2022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1%左右，而农村居民的这一占比不到3%。
因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也有助于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这也是此次全会《决定》要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中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深意所在。其基本路径就是，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只是要解决财富积累中和财富分配中存在的各种不规范，甚至不合规、不合法的问题，而不是像社会上一些人理解的限制居民财富增长，甚至要“平分财富”，或者要“打土豪，分田地”那样。这种理解，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要保护私有财产，对于合法合规来源的财富要加以保护。这是基本国策，不会动摇。
而且，我国居民才刚刚开始积累财富，除了少数人群外，绝大多数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仍然有限，还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收入增长，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增加财富来源的机会，来提高全体居民的财富积累水平。
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指人民有高水平的收入，更意味着高水平的财富积累，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需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合法积累财富。
规范需要从源头抓起
新京报：就普遍情况而言，居民财富积累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通常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规范？
李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财富积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
一是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当人们有了收入以后，一部分收入用于现期消费，剩下的收入成为储蓄。
这部分储蓄还会转化为多种资产形式，放入银行成为存款，或购买股票、金融债券等成为金融资产，用于购买住房就会成为房产，用于投资办企业就会成为生产性资产。
二是各种资产的增值，即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价格上升，会使得居民财富增值。比如，我国过去20多年房价出现了翻几番的情况，这就使得很多家庭的房产价值大幅度上升，造就了许多百万资产的家庭甚至千万资产的家庭。
又比如，一些人从股票投资中大获其利，也是利用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增加财富。相应地，资产价格下降时，也会造成一些家庭财富缩水。
当然，在现实中有些人不是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财富积累，通过一些非常的，违规的，甚至违法的途径获得财富。如官员索贿受贿、权力寻租，也如官商勾结、内部人交易、侵蚀蚕食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私有化等。
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那些法治不健全、政府权力不受监督限制、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国家中。
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就需要从源头抓起。这首先就是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收入来得正，来得合法合规，从收入转化来的财富就具有合法性。
其次是要完善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消除生产要素市场中的垄断、进入障碍、过多行政干预、价格扭曲等弊病。尤其需要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的“设租”行为。
此外，还要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和投机的暴利，同时也需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
差距扩大也有合理方面
新京报：我国居民家庭的财富积累大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今天，我国的财富积累形成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李实：我国居民财富积累起步比较晚，一般居民的财富基本上都是近20年积累起来的。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表现为储蓄存款和档次不高的耐久消费品，城市居民很少有私有房产，生产性资产也非常有限。
到1989年，全国居民人均银行存款仅为530元左右，即使到了1999年，也才上升到5500元左右，也就是可以购买一台电视机或一个冰箱的资产。
居民财产快速增值，是出现在2000年之后。一是居民收入出现快速增加；二是公有住房制度改革，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卖给个人，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三是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四是国企改制，都从不同渠道给居民财富积累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由于财富积累机制不健全，造成了明显的财富分配不合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财富分配差距扩大既有不合理的方面，也有合理的方面。
比如，一些私营企业家通过正当投资、创业创新，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不菲的利润。这种财富积累方式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要保护的。
但是，也有些人利用市场不完善带来的寻利机会，甚至是利用权力来获得巨额财富。这样的财富积累，就是需要规范和调节的。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是财富积累自然伴随的阶段性现象，还是相关机制出了问题？
李实：我国居民财富积累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财富积累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更大制度层面的问题。
比如，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不对干部晋升体制进行改革，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以权谋私、以权谋利、官商勾结带来的财富积累的来源问题。
又比如，如果我们不能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缺陷和扭曲就会给一些人带来寻利的机会，成为他们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
再比如，我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全国人民几十年血汗积攒下来的全民财富。保证国有资产安全，保值增值，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不然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一些人私有财富积累的来源。
所以说，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是进行实质性、落地生效的改革。
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新京报：针对我国居民财富积累中的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对策？
李实：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来的改革任务，还设计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来落实这一任务。
因为，这将是我国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设计、推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
一方面，居民财富积累机制的改革要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互动互联的推进方式，避免多项改革的合成谬误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型改革，针对居民财富积累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设计出改革方案。尤其要认识到这方面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久久为功。
新京报：我们知道，个人能力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都可能造成财富积累的不同。也因此，贫富差距一直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甚至愈演愈烈。但共同富裕，又为我们所一再强调。那么，财富积累与共同富裕，是一对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在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合法积累财富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
李实：从理论上讲，有三项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福祉：收入、财富（财产）和享有的公共服务。我们认为，这三项指标的水平和差异，可以成为测量共同富裕程度或进程的主要方面。
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高、收入差距小；财富水平高、财富分配差距小；公共服务水平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具体到财富指标，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提高居民财富积累水平，同时要注意缩小财富分配差距。但也需要特别注意，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等于是要搞“均贫富”，而是一种有差别的富裕。
也要特别警惕，社会上总是有人把“共同富裕”误解为“均等富裕”，把实现共同富裕误解为是“杀富济贫”。如果不及时对此予以澄清，就很可能对相关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要知道，即使到了共同富裕社会，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收入上和财富上还是会有差别，只是差别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我们社会需要有这样的理性共识。
到2029年，如果能够如期完成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共同富裕方面的一些指标就会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公共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也会明显改善。
撰稿 / 新京报记者 何睿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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