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个人观点，只谈客观事实——首套进入小学的中医药教材，存在着若干科学错误。本文将以浙江省编写的中医药小学教材《中医药与健康》（第二版）为实例，列举其中存在的科学错误。据我的粗略统计，第二版教材中至少存在着理论与概念不科学、对药物的定义不科学、疾病与症状概念不清、将假说当作理论这四大类错误。“《黄帝内经》的伟大之处，是在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对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因此它成为自古至今学习中医的必读经典。”
“《黄帝内经》详细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养生和治疗等知识。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用阴阳五行学说将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作者认为，以阴阳五行作为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伟大”的。“阴阳，①我国古代哲学指宇宙中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②古代指日、月等天体运行规律的学问。③指看星象、占卜、相宅、相墓的方术。”“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我国古代思想家试图用这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是道教教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医用五行来说明生理病理上的种种现象。迷信的人用五行相生相克来推算人的命运。”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阴阳五行，可分为‘阴阳’与‘五行’，然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由以上定义我们不难了解，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人用来认识世间万物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朴素哲学。在几千年前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科学尚未萌芽的前提下，这套对世界的认识观是朴素、粗浅的。例如，古人认为世间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而今天只要上过初中化学课的人都知道，世间万物并非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而是由“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等110余种自然元素构成。其中，火并不是一种物质，更不是一种自然元素，而是物质释放能量的一种形态；木、水、土也并非自然元素，他们本身就是由其他自然元素所构成的化合物，如水由氧元素与氢元素构成，木由碳、氢、氧构成，土则由硅、氧、钙、钾、镁、铝等多种元素构成。用阴阳五行的观点去认识世界，无疑难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而用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其中谬误也可想而知。
在现代科学进入中国后，国内仍有一些抱残守缺的保守人士或利益相关者，为了回避阴阳五行对物质构成的错误解释，不得不进一步将其抽象化、玄学化，而阴阳五行这个概念，也彻底走到了科学的对立面。对于阴阳五行的认知，我国近现代那些既通晓国学、深谙传统文化，又学习过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是最有发言权的。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评价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及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字——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曾任民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进修班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说：“凡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弊。邪说之摈也久矣。 ”
“范文甫利用栽培中药时发现的植物生理特性巧治失眠，是什么原理？原来，他采用的是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
“许多中药的药效就是通过‘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发现的，如核桃补脑、地龙通络、鸡内金消食，等等。”
“军队打仗讲究排兵布阵，中医组方用药也有配伍原则，这就是‘君臣佐使’。”在十三课中作者明确表示，很多中药的药效是通过“取类比象”的思维方式发现的；十四课中对于“君臣佐使”的描述，同样是运用了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取类比象是古代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该方式充满了浓厚的主观色彩，说好听些叫唯心主义，不客气地说就是想当然耳。这种“想当然”的思维模式如果是运用在文学领域，用得好会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的佳句，用得不好，最多不过是贻笑大方。
但在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力求客观、严谨的医学领域，“想当然”所导致的后果，可不仅仅是闹笑话那么简单，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医疗事故。
用“取类比象”这种方法发现的“药物”，足够编一本《荒唐大全》。
比如，作者在教材中提到“地龙通络”就是一例很典型的谬误，地龙指的是参环毛蚓、 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的干燥体。因为蚯蚓善于钻地，于是某些古人一厢情愿地想象：既然蚯蚓能钻地，那么，当人体脉络不通畅时，蚯蚓不也能轻而易举钻通脉络吗？又如，在某些传统医学典籍中，穿山甲和通草是能给产妇“通乳”的“良药”，原因很荒唐——穿山甲能把山打通，通草的茎是空心的，如果产妇不下奶，穿山甲不就可以把奶给打通？中心空空的通草茎不也能把奶给“导出来”吗？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地龙也好，穿山甲、通草也罢，一旦进入到人的胃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分解为蛋白质、植物纤维、水分及其他残渣，那时，地龙、穿山甲和通草连原有的能力和形态都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起到通络、通乳的作用了。与依靠“取类比象”来“发现”药物的传统医学相比，现代医学药物的研发、试验流程要科学、严谨无数倍。在现代医学的体系中，一款药物从研发到上市要经历药物研发（包括药物的实验室研究以及生物学筛选）、临床前研究（包括动物实验、药理学研究和毒理学研究）、一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等十几个阶段。整个过程通常耗时10-20年，为了充分验证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有效性，参与药物试验的测试者多达数千人。
哪种药物的研发方法更科学，更严谨，不是一目了然吗？
第二课“神农尝百草”讲述的是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的故事。例如，文中提到“神农氏曾经一天遇到了70多种毒物，幸运的是被他神奇地化解了。”一个正常人如果在一天之内吃下了70多种毒物，按照正常逻辑，他在这一天内所吃下的食物种类应该不下数百种，然而，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天内吃下如此多种类的食物；即便神农氏真的吃下了这数百种食物，他又如何精确分辨使他中毒的是其中哪70多种呢？
又如，文章说神农氏通过“尝百草”的方法“定药性”，那么，他本身是健康的？还是患有多种疾病呢？如果神农氏本身是健康的，他如何判断所尝的“某草”能治疗某种疾病？
如果神农氏患有多种疾病，按照书中所写“他尝了365种药物，写成了《神农本草经》，用来为天下百姓治病”，那是不是意味着，神农氏曾身患至少上百种疾病？
所以，通过“尝百草”来“定药性”，不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定义药物的方法。当然，有人会辩解说：“文中的神农氏只是一个虚构的具体形象，他代表了远古先民在种植、治病方面的探索。”
退一步说，就算神农氏的故事是由千千万万远古先民的亲身经历汇聚而成，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药物”，是真正具有疗效的。
我生病了→我吃了某种食物→我的病好了→这种食物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它是一种有效药物。
我生病了→我吃了某种药物→我的病好了→证明这种药物是有效的。遗憾的是，以上推理过程并不能正确判断药物的有效性。
因为在以上推理过程中，无法规避对于药物有效性判断的干扰因素。
在对药物有效性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易于造成干扰的因素，如人体抵抗力的差异化、幸存者偏差、安慰剂效应。在漫长的进化及与外来病原微生物斗争的过程中，人体进化出了一套能够抵御多种疾病的免疫系统。这套免疫系统所带来的强大抵抗力，使得人类及其前辈物种在亿万年的生命之路上，面对无数种疾病的侵袭，能够代代相传、繁衍生息。由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疾病，抵抗力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化也导致了，尽管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瘟疫的肆虐，但却并未被瘟疫所灭绝，无论多厉害的疾病，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依靠自身强大的抵抗力幸免于难。远的如曾经人人闻之色变的天花病毒、肆虐欧洲大陆的黑死病，近的如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在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死亡的同时，却对一部分抵抗力强大的人群束手无策。以新冠为例，根据数据统计机构Worldometer的报告，截至2023年12月27日，全球已累计报告超过7亿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人数超过690万人，康复人数超过6.7亿。
实际的数字当然是超过统计数据的，但我们从统计中的康复率可以看出，即便是如此可怕的新冠病毒，人体仍能依靠强大的抵抗力战而胜之。毕竟，进入过ICU，服用过特效药的人群，仅占感染者的极少比例，真正战胜疫病的，是人类自己。然而这种人体抵抗力的差异化，却会对药物疗效的有效性识别造成干扰。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未经试验验证、却号称能够治愈新冠的药物。这些药物真的有效吗？患者的痊愈，依靠的是这些药物，还是自身抵抗力？同理，在人类千百年来的战胜各种疾病的历史中，由于人体抵抗力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正有效的药物，哪些是躲在抵抗力后面的狐狸。
关于幸存者偏差这个概念，我在之前的多篇文章有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简单说，幸存者偏差，就是指统计人员在统计某项数据时，只统计了幸存者的数据，而忽略了阵亡者的数据。
由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疾病，抵抗力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对幸存者进行药物效果统计，是无法得到真实结果的。为了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幸存者偏差，请听我讲一个故事（故事A）：
一场烈性瘟疫（疫病A）袭击了某个村落（A村），绝大多数村民被感染了。为了抵抗瘟疫，一位村民（村民A）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向其他村民推荐了一种野草，并告诉他们，这种野草有可能治愈疫病A。然而事实上，野草并没有任何疗效，瘟疫过后，A村的大部分村民去世了，只有少部分村民，依靠顽强的抵抗力幸存了下来。后来，《B草纲目》的编写者来到A村，对幸存者进行询问、调查，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A村的部分村民在服用了一种神奇的野草后，在这场瘟疫中幸免于难，所以，该野草是一种对抗疫病A的有效药物。”于是，这种本无疗效的野草，在幸存者效应的作用下，被记录到《B草纲目》，成为了“药物A”。而那位抱着姑且一试心态、让村民们服用野草的村民A，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医生A）。
“故事A”并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场景，而是对千百年来反复发生在人类社会类似事件的提炼与总结。“东汉末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流行了很多年，许多老百姓得病死去。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十年之内去世了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是患上伤寒去世的。张仲景十分痛心，于是专心研究医学，整理和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广泛收取民间验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三分之家人去世后开始专心研究医学，此时，他最可能获取的药物试验对象，是家族中的幸存者，以及当地的其他幸存者。
因为隔离病患这种防疫措施最早是在上世纪初由伍连德医生在国内首次开始实施的，张仲景显然不可能通过隔离病患来阻止伤寒在家族及当地的传染，所以，这些幸存者大概率对伤寒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在幸存者效应的干扰下，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载药方的有效性，是有待验证的。安慰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却因为坚信治疗有效，从而让病患症状得到缓解，进而加强治疗效果的现象。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效应，据统计，安慰剂效应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大约为20-25%。而在病人中安慰剂效应更容易出现，大约有35%的躯体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会出现此种效应。也就是说，只要病人坚信药物有效，即便他服用的是并无疗效的假药，也会有一定的概率使病症得到缓解。乍一看，安慰剂效应似乎是一种很不错的心理暗示疗法，然而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使得一些本无疗效的假药能够轻易蒙混过关。
为了更好地了解安慰剂效应，请再听我讲一个故事（故事B）：几个月后，同样由疫病A引起的烈性瘟疫袭击了村落B，绝大多数村民都被感染了。为了抵抗疫病，B村的村长请来了A村的一位医生（医生A），然后告诉村民们，凭借名医A的精湛医术，很多曾被疫病A感染的A村村民被治愈了。然后，医生A取出了采摘自A村附近的野草，即药物A，告诉B村的村民：正是药物A治愈了A村的村民们，而且，药物A还被伟大的《B草纲目》收录了，这也说明了药物A的有效性。
在医生A的言之凿凿、《B草纲目》的信任背书，以及强烈求生欲的驱使下，大部分B村的村民服下了药物A。
但是，基于对医生A和《B草纲目》的信任，安慰剂效应发生了：
虽然B村的大部分村民仍然在瘟疫中去世了，但少部分抵抗力较强，以及一部分受安慰剂效应影响的村民，幸存了下来。再后来，《B草纲目》的编写者进入B村，对幸存者进行询问、调查，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次瘟疫中，由于B村村民服用了药物A，相比发生于A村的瘟疫，这次B村村民的幸存者增加了两成，所以，再次证明药物A是一种对抗疫病A的有效良药。
于是，这种本无疗效的野草，在幸存者效应和安慰剂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在《B草纲目》中，由药物A，升级成为良药A。
而那位再次大显身手的医生A，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A。“故事B”同样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对千百年来反复发生在人类社会类似事件的提炼与总结。在过去，越是难以获取的珍稀物品，如天山雪莲、千年人参、人形何首乌、虎骨熊胆、犀角鹿茸，越是容易让人坚信其疗效，安慰剂效应也就越显著。鲁迅先生在其作品《父亲的病》中，描写了一位有名无实的“名医”，给病人开出了“成对的原配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这样稀奇古怪的药方，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效应。所以，那些被记载在《B草纲目》《神农B草经》《伤寒z病论》中的所谓有效药物，有多少是真正有效的？又有多少是在披上了幸存者偏差、安慰剂效应这两层虎皮而混入其中的？这些，有待于我们依靠严谨、理性的科学方法来进行验证。
有人说：《B草纲目》《神农B草经》《伤寒z病论》的作者就那么傻吗？难道他们不了解幸存者偏差和安慰剂效应吗？他们确实不知道。幸存者偏差的被提出时间是1941年，而安慰剂效应是1955年。那么，在现代医学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幸存者偏差、安慰剂效应对于药物疗效的误导作用呢？随机、对照组，指的是将接受药物试验的人群随机分为不同的对照组，然后分别给不同的对照组服下被试验的药物和安慰剂；在实验过程中，两个对照组的受试验者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安慰剂还是被试验药物，这就是所谓的双盲。
如果两个对照组的疗效接近，说明被试验药物是无效的。如果服药组疗效明显高于安慰机组，则说明被试验的药物是有效的。
从科学的角度看，只有接受过大样本双盲随机对照组试验验证的药物，才是能真正被称之为药物。
而不是盲目地把传统药典中所记载的“药物”奉为经典，全盘接受。
根据现代医学的定义，疾病是生物在一定原因的损害性作用下，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属于特定的异常病理情形，且会影响生物体部分或所有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或功能。症状和征候是有关疾病、创伤或是其他医学状况，患者经历到的症状，以及可以观测到的征候。症状是患者所述的主观体验；而征候是客观，可以外部侦测到的。文字比较晦涩难懂，简单说，疾病和症状其实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疾病是一种异常的生理状态，而症状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
以下图为例，新冠、流感、普通感冒是疾病；咳嗽、发热、肌肉酸痛、咽喉痛鼻塞流涕、打喷嚏、味嗅觉丧失、恶心呕吐、腹泻、疲倦等，是症状。
拥有类似症状的不同疾病对比图（图片来源：烟台市卫健委）
而在传统医学中，发烧、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常被认为是疾病。在第八课“华佗同病异治”中，华佗给两个同样头疼、发热的病人开了不同的方子。病人询问华佗原因，华佗解释：“这就是中医根据同一种病的不同表现而进行不同治疗的道理。”
在传统医学中，“同病异治”常被看作是一名医生具有高超医术的表现。然而，看似高大上的“同病异治”，却折射出传统医学理论中，疾病与症状的模糊不清，也因而导致在疾病的分类上存在很多错误。两个患者同时“发热、头疼”，在现代医学看来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如感冒和流感。
而在传统医学中，却因为类似的症状被认为是“同病”。这种错误的认知，导致“同病异治”过于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华佗尚可凭借个人丰富的治疗经验予以区别对待，对于一名不具备华佗般经验的普通医生，在面对两名类似症状的患者时，拿什么来“同病异治”？而在现代医学中，即便是一名普通医生，当面对症状类似的不同疾病时，也知道如何施以恰当的治疗措施。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医学清晰明了的疾病分类与治疗手段，还是传统医学中看似玄妙，实则概念不清的“同病异治”？“中医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叫做‘辨证论治’。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即便得同一种病，其症状轻重、并且缓急都有差别，这时的具体情况就叫做‘证’。因此，不能对所有人都用同一张药方来治疗。”
从作者的描述看，“辨证论治”和“同病异治”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无论是“论治”还是“异治”，都过于关注“症状”，却对疾病产生的原因缺乏正确认知。以伤寒为例，在传统医学中，伤寒指的是外感寒邪，即时而发的病证。《难经.五十八难》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现代医学则认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造成的一种疾病，在伤寒流行季节和地区患者有持续性高热（40～41℃）为时1～2周以上，并出现特殊中毒面容，相对缓脉，皮肤玫瑰疹，肝脾肿大，周围血象白细胞总数低下，嗜酸性粒细胞消失，骨髓象中有伤寒细胞（戒指细胞），可临床诊断为伤寒。根据百度百科：在病患感染伤寒的第1周，发热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常伴有全身不适，乏力，食欲减退，咽痛与咳嗽等。病情逐渐加重，体温呈阶梯形上升，于5～7天内达39～40℃，发热前可有畏寒而少寒战，退热时出汗不显著。通过对比不难看出，现代医学对于伤寒这种疾病的病理描述客观、准确，而传统医学的病理描述则充满了模糊与谬误。连疾病的病理都不能准确认知，把症状当疾病来治疗，“辨证论治”也只能沦为美好的一厢情愿。分不清疾病与症状，会导致医生陷入“治疗症状”而忽视“治疗疾病”的误区。现代医学认为，“发烧、畏寒”是患者被伤寒杆菌感染后表现出来的症状，最重要的治疗措施是在隔离患者后，针对杆菌感染进行有效治疗。而传统医学则把“发烧、畏寒”这种表面上的症状，误认为伤寒病的五种分类之二，然后在错误分类的基础上，以退热、驱寒为治疗目标，却认识不到造成疾病的根本原因：伤寒杆菌感染。在第六课“岐伯论治咳嗽”中，同样存在把症状误认为是疾病的问题：“岐伯说：‘咳嗽是一种常见病，非但肺脏病变会引起咳嗽，其他五脏六腑的病变也能传到肺脏而致病。……五脏六腑在与其对应的季节感受的邪气传到肺脏，导致肺气不利而咳嗽。’”现代医学认为，咳嗽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不同疾病所具有的相同症状。
把咳嗽当做疾病，使得传统医学把“止咳”作为治疗“咳嗽病”的治疗目的——患者不咳了，意味着病好了。从下面这段引用自百度词条《止咳祛痰》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医学对“止咳”的重视程度：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一般痰多由于脾虚，气血津液失于运化，而化作痰。中医一般通过止咳祛痰中药、方剂或药膳食疗等达到止咳祛痰的作用。”然而在现代医学中，“止咳”并不是目的，更不是终点。
现代医学认为，导致咳嗽的原因分为：生理性咳嗽、感冒引起的咳嗽、咽炎引起的咳嗽、气管炎引起的咳嗽、过敏性咳嗽、气管异物引起的咳嗽等。当患者因咳嗽就医时，医生的首要任务，是诊断出患者咳嗽的原因，如果是气管异物咳嗽，就应该帮助患者取出异物，如果是咽炎、气管炎引起的咳嗽，则应该采取消炎的治疗措施。
而盲目地“止咳”，只会导致患者或无法排出异物，或加重炎症感染，从而延误病情，甚至造成生命危险。“张景岳治疗牙痛，不用打针吃药，只是按压手上的合谷穴，这是应用了中医的经络理论。中医认为，经络就像网络通路，将人体全身的脏腑、骨骼、肢节、肌肉、皮肤等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输送气血、维持机体气血、阴阳平衡，保障生命健康，所以刺激、按压有关的经络、穴位，就能治疗相应的疾病。按压合谷穴治疗牙痛，就是利用了经络互相联系的原理。”
首先，前文说过，治疗症状而不解决病根，对患者是有害无益的，如原文所述，患者牙龈出血、牙齿疼痛，很可能是因细菌感染所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无论用任何方法进行止痛，最终也无法根治疾病。其次，课文所描述的经络系统，以及所谓的穴位，都只是尚未被现代科学所验证的假说。
经络的记载最早出自于《黄帝内经》中，书中记载，经络是可以通过尸体解剖被观察到的皮下管道，其中，较为粗大的叫作经脉，较为细小的叫作络脉。然而当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一些传统医学从业者发现，《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经络图，与通过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分布图，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解剖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对人体血管分布的认知有误，是情有可原的。
不仅对人体血管的分布认知有误，且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古人在经络这套系统中添加了很多想象出来的神奇功效，例如：
更不用说武侠小说里所谓“打通任督二脉，就能练成绝世神功”的荒唐想象。如果承认经络就是血管，一来不得不承认传统医学对于血管分布的描述存在很多错误，二来那些被穿凿附会上去的神奇功效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一些奉《黄帝内经》为至宝的传统医学从业者，强行把经络解释为一套尚未被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独立系统。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能够被重复验证的科学研究，证明经络的存在的。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一套无法被实验所验证的理论，只能被称之为假说。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套尚未被科学所证实，甚至可能并不存在的假说，却被当作已被证明的理论，收录到教材当中。甚至连“练武功常要打通任督二脉”这样荒唐的小说家语，也成了需要让学生掌握的知识点。2017年11月，公众号“短史记-腾讯新闻”发表了一篇叫做《全国首套小学中医药教材，史实错误太多》的文章。
文章指出，该套教材包含了错认经典、史料张冠李戴、刻意删减史料、隐去关键信息、颠倒史料原意等五大类错误。“短史记”是腾讯新闻旗下一个专门讲述历史知识的专栏，这篇文章的作者谌旭彬先生是该频道的主编。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原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还能找到转载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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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封面及目录
来源：短史记（tengxun_lishi），已获授权转载
“全国首套小学中医药教材”《中医药与健康》（上册），今年秋季在浙江投入使用后，引起了很多关注。笔者最近也购得一册。
该册教材由“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注明“小学五年级适用”。共分五个单元，总计18课。课文“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每课时一个故事”，故医学史的内容篇幅较大。笔者细细读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错误。
试举几例。
错认经典
第一课，《神农尝百草》。
课文向学生介绍了“神农尝百草”的典故，说神农“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用来为天下百姓治病。”
秦、汉之际，确实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不过，故事里的神农“尝百草”，寻找的并非药物，而是农作物。如《淮南子》里说：上古之民饮食杂乱，“多疾病毒伤之害”，遂有神农出来尝百草、饮水泉，告诉民众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水泉能喝——“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故事的变迁只是小事（约在汉魏之际已有医者将自己的著作附会到神农身上），惟《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实不应与“神农尝百草”这种实证精神相提并论。这本书中，充满了炼仙者的胡言乱语，实是对医学实证精神的嘲讽。
比如，被该书列为“上品”的药物，多数属于可致人于死命的毒物——关于水银，书中的说法是“久服神仙不死”；关于丹砂，书中的说法是“治身体五脏百病，……久服通神明不老”；……“中品”里的雄黄，书中说的也是“炼食之，轻身神仙”①……
这些荒唐记载，显然并没有经过《神农本草经》作者的亲身验证；如果亲身验证了，也就不会有《神农本草经》这本荒诞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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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开篇即鼓励人吃毒药
史料张冠李戴
第三课，《医的起源》。
课文谈到“巫、医分离”问题时，举了扁鹊为例：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与巫师慢慢地分离开来，医巫之间的斗争也就开始了。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病人有六种难以治愈的情况，扁鹊将相信巫术而不相信医术的情况列为其中的一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确实有一段关于“六不治”的议论，被放置在扁鹊的三则传奇医案之后、扁鹊被刺杀之前，可以说出现得相当突兀。
学者朱维铮早已考证指出，这一段话，不可能是扁鹊之言——因为扁鹊自己就是个巫医——而应该是“太史公”自述。理由如下：
“略考原文，便可知司马迁所述的扁鹊医案，头一则就凸显扁鹊本为巫医。他诊断赵简子昏睡不醒，并非身病，而是神游天国，证明的理由，便是‘昔秦穆公尝如此’。这不是以巫术济医术之穷么？扁鹊的第二则传奇医案，是让虢太子起死回生。离奇的是他路过虢国宫门，没有见到尸体，便断定太子病名为‘尸膣’，……如果没有巫医的未卜先知式的自我迷信，他敢如此神化自己么？……论史首重本证。由司马迁详述的扁鹊三则医案，无不反证他不可能否定‘信巫不信医’的传统观念。……信巫还是信医的难题，以及前引扁鹊传的那段‘病有六不治’的名论，只可能出自传记的作者司马迁。”②
既然要讲述中医的起源，在“巫医分离”这种大问题上，理应尽力严谨。如此张冠李戴处理史料，实在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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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版）中关于“六不治”的表述是隐去了主语的
刻意删减史料
第四课，《妙手祛病痛》。
课文讲述了一个“按摩救产妇”的宋代故事，原文照录于下：
“宋朝年间，中书舍人朱新仲亲戚家的产妇已经过了预产期七天，孩子还生不下来。家人请了医生用药物治疗，又请了道士画符作法，所有方法都用尽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正巧，名医李几道来造访朱先生，朱先生便邀他为产妇诊视。李几道说：‘这种情况已经无药可治，只能用针刺的办法。但是我的针刺技术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不敢下针。’于是就告辞了。
“李几道刚从朱家走出来，恰好碰到老师庞安常，便又同他一起去拜见朱先生。朱先生力邀庞安常出手救治，庞安常答应一道前往。一见产妇，庞安常就连声说‘不要紧的’。他让产妇家人用热水温暖她的腰腹部，自己则用手上下抚摸按摩。产妇感觉肠胃微微作痛，呻吟之间，生下了一个男孩，母子均安然无恙。”
这个故事出自宋人洪迈的《夷坚志·甲志卷十》里的《庞安常针》。其原文如下：
“朱新仲祖居桐城，时亲识间一妇人妊娠将产，七日而子不下，药饵符水，无所不用，待死而已。
名医李几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视之。李曰：‘此百药无可施，惟有针法。然吾艺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还。
而几道之师庞安常，适过门，遂同谒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许诺，相与同往。才见孕者，即连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母子皆无恙。
“其家惊喜拜谢，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胃，不复能脱，故虽投药而无益。适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令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说。）”③
请注意（重要的话说三遍！！！）：课文删除了原文的最后一段文字。
删除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保留这段文字，那么整个故事就会变得荒诞不经。庞安常将产妇难产的原因诊断为胎儿出子宫后用手抓住了母亲的肠胃（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胃，不复能脱），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殖器官与腹腔完全不相通，孩子要从子宫或产道伸手出去抓母亲的肠胃，那画面是不可想象的。教材的编纂者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编写课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彻底删除，连“用针救产妇”这个核心情节，也替换成了“按摩救产妇”。
通过篡改资料来编写课文，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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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按摩救产妇”故事截图
隐去关键信息
第五课，《认识阴阳》；第六课，《妙用五行》。
课文介绍了“阴阳是阐释中医奥秘的最重要的哲学概念”、“五行是创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哲学思想”。
但课文没有告诉学生，“阴阳五行理论”的产生，并非基于对人体和自然的科学认知，而只是一种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主观创造。
孔孟不言阴阳五行。创造“阴阳五行理论”的人，是稍晚于孟子的邹衍。但邹衍自己并不信这套东西，他只是期望用这套东西来约束君王。如学者徐复观所言，“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④
及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重拾邹衍故技，欲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约束皇权，诱使皇权接受“天意”的制约（“天意”的解释权握在儒生手中）。但董的说理逻辑——人有366个“小节”，对应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既犯了逻辑错误，又犯了事实错误（无论把“小节”解释成关节还是骨头，都不是366个），焉能唬住武帝？结果，试图以“阴阳五行”解释“天意”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死牢，赦出后“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闭了嘴。稍后成书的《黄帝内经》，却大量照搬了他的理论来为人治病。如学者章启群所言：“《黄帝内经》是董仲舒思想的细化和深化”，“把天人关系从人体外部转向人体内部。”⑤
这种粗糙的理论迁移，催生出了许多荒唐的诊断。比如，《黄帝内经》认为：被春天的东风吹病，定是“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定是“病在肾”……
课文也没有告诉学生，西方同样有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即水气火土四元素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的“传统医学”，也就是“四体液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不同药草具备冷热、干湿等不同属性，强调人体四液的平衡。这和建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中国传统医学”非常相似，都属于“传统经验医学”的范畴。⑥
现代科学兴起后，水气火土四元素说被证伪，随之被西方医学界抛弃；惟阴阳五行理论牵涉到“民族主义”，迄今仍存留于中医典籍之中，使中医迟迟未能实现现代化，仍停留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程度。
这本供小学五年级使用的新教材，不但没有告诉学生上述内容，相反，仍在课文中传播毫无价值的伪科学——“肝属木，与自然界中的春天、风、东方、酸味和青色具有特殊的通应关系”（如下图）。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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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材仍在传播2000年前的伪科学（点击可放大）
颠倒史料原意
第十一课，《扁鹊望色诊病》。
这篇课文介绍了“扁鹊运用高超的望诊技巧，通过对蔡桓公的神情、面色、体态等外部细微变化的观察”来判断桓公的病情，也就是课文标题所谓的“望色诊病”。
这完全颠倒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原意。
据《史记》原文，扁鹊的高超医术，依赖的不是“望色诊病”，而是神人“长桑君”传授的透视术——长桑君给了扁鹊一种神药，扁鹊饮后三十日，“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双眼可以穿透人体见到五脏六腑。扁鹊遂以此技能行医，“特以诊脉为名耳”——对外用“诊脉”作幌子掩饰自己的特异功能。在治疗虢太子时，扁鹊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越人（秦越人，即扁鹊）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我扁鹊诊病，是不切脉、不望色、不听声、不写形的。
至于扁鹊见蔡桓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并没有一字记载他用到了望闻问切的技术。原文仅如此记载：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後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
课文中所谓的“扁鹊运用高超的望诊技巧，通过对蔡桓公的神情、面色、体态等外部细微变化的观察”来判断桓公的病情，纯属编者刻意颠倒史料，自行脑补。
也就是说，这篇课文的史实部分，从标题到内容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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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华书局版）记载，扁鹊自称诊病不切脉、 不望色
以上错误，只是笔者择其要者举例。其实，另有不少史实细节也存在问题。
比如，第十七课《流水不腐》，讲述“生命在于运动”时，举了陆游的自述诗“行年七十尚携锄”为依据——殊不知，陆游此诗题曰《贫病》，后一句乃是“贫悴还如白纻初”。一首感慨自己年已七十贫病交加的悲诗，被教材的编者当作“生命在于运动”的例证，未免太不严谨。
略言之，这本教材在医学史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至于医学方面有无问题，且留待专业的医学工作者来评断罢。
注释
①《神农本草经》全本已经佚失，但仍可见其大致面貌。可参见：日（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被该书列为“上品”的药物，大多是毒药。
②朱维铮，《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收录于《朱维铮史学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③（南宋）洪迈/撰、许逸民/选注，《夷坚志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P09~10。
④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收录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三联书店，2001。
⑤章启群，《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P305~306。
⑥王志轩，《“五行”与“四元素”溯源与比较》，收录于《甲骨学暨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4。
另：本文引自《中医药与健康》教材中之相关文字，不再一一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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