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相遇在广场
广场的形成
希腊罗马时期，城市广场的概念，在当时的广场、市集 (agora) 和市场的成形，人们在这里交换信息、交易买卖。希腊人很喜欢聊天交谈，分享意见，甚至辩论。公与私的观念在广场悄然成型，它既是鼓励人们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的空间，是对公民意识的塑形，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的空间，一个展现自己的场所。当时已经开始有围合形态与阶梯式的场所，它不仅仅是我们当代剧院的雏形，更是一个集意见交换和休闲娱乐为一体，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城邦和集体未来的场所。
希腊罗马时期的广场 →
到了罗马时期，由于数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探索秩序美学，从秩序入手打造城市以及广场的形象。宗教的兴起使城市开始建设教堂，城市的打造与宗教发展息息相关。中世纪时期，城镇的构成一度以统治者及教会为主，劳动者在城镇外围劳动，休息时他们渴望去往开放空间歇息，像是当时的教堂或传教院的开放花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广场多数相伴着教堂，它不仅扮演着医疗、知识分享的场所，更代表着统治者凝聚公民向心力的空间。随着美学、建筑学的积累，广场与城市设计衍生出相应的秩序原则，透过卡米洛·西特著作的《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广场的大小，聚集的人流，是否需要喷泉，如何创造垂直尺度而不感到压迫等等……我们可以知道欧洲广场空间的发展有深厚的历史，和与人相关的数学、艺术、政治等构成因素。
广场伴随教堂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一个空间很丰富的广场，它面向河道，可以看到很多船只，进来后看到钟楼和小广场，转身看到柱廊和宽阔的大广场，这个广场里设置了很多空间的惊喜，它体现了当时的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希望人们能在这个城市里有归属感和荣誉感。
不论是广场还是街道等城市开放空间，因为公民意识的成形、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它有时候也会演变成冲撞社会制度的场所，广场的身份逐渐变得复杂，不断更迭，公共空间的出现和演变反应的是与生活在此的人及其内涵的关系。透过拉斐尔的画作《雅典学院》，可以想象他描绘了人们不论身份、阶级，在开放空间里彼此交换意见、倾听、思考如何一起更好地生活的愿景，这样的空间可以是殿堂，也可以是一个普遍场合，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区块与角落。
拉斐尔·桑西，雅典学院，1510-1511，壁画，617.2×279.4cm
但现实中的城市因为人口的聚集，有限的物理环境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含义，问题也随之出现。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在城市化过程中显现诸多问题，人口密度过高，工业污染和疾病，像是工厂与住宅的水道混杂使用。乔治·欧仁·奥斯曼任巴黎市长后，即大刀阔斧执行巴黎大改造计划，拆除混杂的房舍以建设宽敞的道路与干净的下水道、绿荫道，在当时被很多人反对，但他或许预见了人口高度密集的现代城市，必须要有适当的开放空间与系统，打造在高密度城市共同生活的憧憬，也让巴黎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现代化都市案例。（可参考书籍：大卫.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
改造前的巴黎河道
巴黎大改造
20世纪广场与公共生活逐步被商业影响，消费主义和网络的出现使公共空间产生了剧变。以此为前提，《共有性：行为的生产》的作者尝试以考现学、观察的方式，探索更加符合身体和行为的集体生活和公共空间。二战后，许多新兴国家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习以为常地把四四方方的广场放在政府大楼的旁边，或是一个美术馆的旁边，好像大家需要一片空地做活动，但广场放下去了，最终它们大都变成了停车场。这些规划者忽视了广场背后深刻的历史和人们行为的变化，这个广场，这片空地，如果失去了周边人的活动和行为，就失去了把人聚集在一起的意义。
《共有性：行为的生产》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透过参与311日本大地震复兴计划的经验，他们在与村民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被摧毁的村落，具有很强的韧性，村长会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村已经经历过好几个海啸，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可以重建我们自己的家园，重新认识环境。”作为建筑师的作者发现在参与公民重建村落、房舍的过程中，如果是盖村民自己的家屋或社区中心，很难召集到村民；但如果是神社，或是村里重要节庆活动的事，村民都会非常踊跃地参与讨论，因为他们很期待透过这些节庆活动联系彼此，把他们带回之前村子还在一同生活的时候。
作者其实透过这个经验，回想到很多事情的发生，事物当前出现的样貌，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理由。为什么大家喜欢在树下乘凉？或者在特定时节去采集劳动？许多行为都具有历史传承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建筑师或设计师，不是在用以上至下的方式去给一个新的设计，而是如何去观察这些行为，承认当前存在的事物，探究它们出现的理由。建筑共同的行为，在个体与公共之间建立沟通，创造与环境、各种事物产生“联系”的可能性。激发不同行为且融合在一起的场所，在日常生活中赋予每个个体参与感和归属感，进而创造一个集体意识，才会让这个地方自然地变得更好。
建筑师丽娜·博·巴蒂（Lina Bo Bardi）设计的圣保罗艺术博物馆（MASP）。1968年的巴西圣保罗还是个新兴城市，丽娜受到现代主义底层架空的影响，把整个美术馆都拎起来，希望把底下这片空地还给公民，她期待这座城市的艺术博物馆不止是个单调盒子，底下的广场是呈现未来公民现代生活很重要的地方。在当时提案的草图中，植物、自然、艺术品都被画进去，她在画中想象艺术与环境平等地融入市民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街区里，密度很高的城市，很热闹、嘈杂，突然有这样一块空地，人们可以在那边休息、讨论、举办活动产生联系。
圣保罗艺术博物馆
建筑师丽娜·博·巴蒂提案草图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香港中环的汇丰银行大楼，这座建筑在当时是展现科技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修建摩天楼在当时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位在资本、城市空间密集的香港中环，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极力坚持将底层架高，这样人们可以从维多利亚港一路走到汇丰大楼，再向后，走去太平山……你可以想象在高度密集的香港中环，楼宇间都是上班族，建筑开放层配合着绿化开放给大众，成为可以让市民在这里呼吸的空间。很有意思的是，周一到周五这里属于上班族，他们在这里匆忙的上下班……但是到了周末，上班族不在，周围也没有居民，这里就变成了外佣周末休息、相聚的地方，呈现城市空间共享很有趣的景象。
香港汇丰银行大楼设计草图
香港汇丰银行大楼底部
接下来我想分享黄声远+田中央工作群在宜兰的案例。宜兰在台北旁边，位于被山环绕面海的兰阳平原，地理环境相对有点封闭，平原里散布许多河道。他们总共花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打造津梅栈道这个区块。这个行政大楼一侧是城镇，另外一侧跨河后是一个村落。以前车辆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村民都是通过这座桥来往于老城，但车辆越来越多了以后，在桥上行走就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很多居民放弃走路过桥，仿佛与老城产生了距离。居民们很希望有一个人行桥，但又不太希望把具有历史记忆的旧桥拆除。
新建的行政大楼
连接老城和村落的旧桥
所以黄声远与田中央工作群巧妙地在旧桥旁侧加了专门给人走的栈道，以很像违章的方式依附在旧桥一侧，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又可以惬意的行走于河岸，不仅过桥的时候更靠近水，还可以在一同整治的河边公园休闲。这个项目不仅解决了居民们的使用需求，还为在地居民创造公共生活与新的联系。
新增的人行通道
他们在宜兰县的另一个实践有点像个市民活动中心，但他们的策略不是建一个活动中心式的规整房子，而是一个“凉棚”。他们观察到在宜兰，人们喜欢在自家空地加一些屋檐、屋棚遮荫避雨，屋棚下有很多活动会发生。所以他们就提出不如把这个活动中心做成一个“大屋棚”，这个活动中心所在的罗东镇有着伐木业的历史，虽然现在已经不再伐木了，但是运输木头的河还在。当地居民对罗东林场伐木的历史还是很骄傲的，所以建筑师把“屋棚”底下的柱子做得像树木，同时通过这个“屋棚”把那条河与后面校园的操场连结在一起。建筑师通过这几个整合的动作和新植入的建筑体块，为场地提供了新的可能，垂吊在大屋棚底下的体量里头有展览交流空间。在使用的过程中，这样的设计还为居民提供了很多原本任务书里没有体现的功能——戏台的演出、金马奖典礼、广场舞、滑滑板、学生放学后玩耍等等，形成了一个很活络的联系彼此的场所。
罗东文化工厂 →
上图为六甲庙口冰店；下图为大稻埕庙口广场
空间性：重思“公共空间”
在很多社会科学文献里，写作或研究中经常会把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做等价替换，有时候可能写着写着就变成了“public realm”、“public sphere”，过几段又变成“public space”。在阿伦特《人的境况》里，她提醒我们：当我们讨论广场，以一种公共性的切入点去思考广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切的并不是广场自身的这种物质的空间的表征，我们关切的其实是在它之上承载着的那些人类的集体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让广场得以成为广场的，是寄居于其间的那种政治的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把广场的印象本身视作是公共空间，可能在逻辑上就会有一种断裂，真正让我们把广场当成公共空间的，是它之上的那些政治的呈现的过程。
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用的是“public sphere”。他关心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通过理性的辩论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的论述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空间的物质形态，而是这个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居于公共领域中心性的是交流，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他关于这些交流的中心性、关于理性辩论的写作里边，咖啡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咖啡馆作为一种空间意象，表征着的恰恰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里边闲聊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观察到理性辩论的最直观的场所。
在地理学家Kurt Iveson看来，在这些常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我们的进入路径是一种地形化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视角：当我们讨论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脑海中立刻冒出来的那些像街道、广场、公园这样的意象，它们像一个静态的容器，我们通过去观察、剖析这样的容器，来考察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发生的行动，以及通过这样的行动所生成、所塑造的各种行动者。
但Iveson提醒我们，地形学的视角容易把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即我们讨论的是行动得以可能空间的语境，还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地形学的视角可能会有的一个短板，因此他建议我们尝试使用一个更加过程性的视角来把握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续刚刚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把政治呈现视作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本质，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过程性的分析框架里边去关注政治呈现空间的过程，关注在这样的政治呈现的过程背后，所凝结着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结构，所纠缠着的各种各样的多重位置本身。比如说阿伦特自己在讨论希腊人出征海外的时候，她提了一句话叫：“Wherever you go，you will be a polis”（不管你去哪里，你们这群人就成了一个城邦）。这就是这种政治呈现的一个空间的过程。他们的城邦不需要非得跟雅典的广场建立起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
在更深入地探讨这样政治呈现的空间过程的时候，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差异化的维度。当我们去关注政治呈现背后的各种物质结构和多重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关注这种多重性和它们的交缠交织，是因为它们引申着、关联着的是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观察、讨论，我们其实首先能够感知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公共空间的动态变迁，之所以让人觉得它很有活力，正在于它很多时候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得到磋商和共存，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边形成对话的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把公共领域的讨论，赋予一种空间性的维度，在我们讨论这种空间性的维度的时候，需要摆脱地形学的限制，更加关注过程、关注差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主体跟陌生人在公共空间里边相遇、与他们共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概念得以出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发现了差异——别人跟我不一样，另外一个前提是体认这种差异是可以共存的，这样才会从“我”变成“我们”。
所以在他的这种分析的进路里边，“我们”这种词应该被视为一种发生学的概念（happening），这种发生学的本质是对他者的包容，是让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异质元素聚拢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可以说公共空间是让“我们”这个概念得以成立、让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公共空间里边，这些差异才能进行磋商，“我们”才能形成。
与南希的这种对“我们”的、对主体性的界定形成呼应的，是地理学界大家很热衷于谈论的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界定。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里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区分：“the city”和“the urban”这两个词是不同的。“city”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像空间容器一般存在的那种东西，它是有界的实体，是城市规划师们、建筑师们、城市设计者们每天工作的对象。但“the urban”不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过程。因为它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列斐伏尔非常理论化和浪漫的笔触里边，他最终把城市“the urban”视作了一个纯的形式。
这样的纯的形式里边，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同时包含了所有内容。因为它促成了相遇，促成了集合，促成了共时性。在这样的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可能性不断得到放大时，它便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领域的中心，所以“the urban”它是一个抽象（abstraction），但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因为它的纯形式具体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取决于在那个历史瞬间生活着的人们彼此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互动，造就了每一个历史瞬间城市的纯形式的外在表现。
日常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我们可以在北京找到很好的例子。最近这几年，北京给人一种特别不欢迎人的感觉，但在2000年代奥运会前的那些年则与之相反。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遍那首《北京欢迎你》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会在促成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方面发挥很重要效力的这种纯形式的形态。《北京欢迎你》这样的语调，当它变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它就真的会让北京变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的地方，能够吸引来自外国、来自外地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的主体在这里相遇，遵循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日常生活的节律，同时又按照自己在新的空间、新的时间里面相遇的需求，去改变和调和他们彼此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在“北京欢迎你”时期的北京，这个城市可能就有一种公共空间的影子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对这种持有开放和包容心态的北京做分析的话，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比老城区更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些聚拢在北京的这些异质的主体，他们可以说大部分人落脚的地方往往在结合部，而不是在中心地带。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师开始去构想自己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版总体规划，这版规划当时深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苏联的规划师带来了例如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态：我们的城市一方面要足够得大，但是又不能太大，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格局里面，又需要去安排特定的用来承载工业企业生产的场所和位置。所以北京当时就划定了北到清河，南到大红门，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概念。这就是长期以来北京城市空间的四至的界定。
北京绿化隔离带规划图（局部）
从上图可以看到，天安门四周是棕色，棕色以及它外围的黄色，是当时规划的市中心地区。在中心之外，比如清河、酒仙桥、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浅黄色的板块，是当时规划的工业组团。工业组团自然会产生污染，所以就会在市中心地区和工业组团之间规划一个绿化隔离带，也就是图上看到的绿色板块。绿化隔离带在1950到1970年代计划经济的时期，基本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绿化隔离带的样子（比如伦敦，或者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场景）。我们的绿化隔离带只是画在了图纸上，现实之中依然是农民在种他们的庄稼，只是我们可能要求在这些绿化隔离带里面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去种蔬菜，从而供给城市的需求。这是绿化隔离带在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样子——图纸上是绿的，但现实之中是菜地。
那么日常所说的城乡结合部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爬梳了相关的史料、回忆录、档案等等，能够回溯到的最早的节点是1967年。陈干在1950年代是北京市规划局总体规划处的负责人，所以上述规划的图纸编制的过程，他是最清楚不过。1967年在红卫兵的要求下，他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在里边提到了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城乡结合部这个词第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67年，陈干在交代材料里提到“城乡结合部”
当时中国在大力地提倡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认为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要求。所以，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在那时候也被视为要通过结合的方式、通过一种均衡发展的方式最终得到解决——也就是让城市融合农村的要素，农村融合城市的要素。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人口管控政策的放宽，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向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当这些人涌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正能够便利地、以很低的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城市乡村之间的这个结合部地带，也就是那张地图中的绿化隔离带地区。因为那里原来的传统农村区域都没有被改变，农民们自己的房子和宅基地都还在，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能够从农民手里租到房子。并且绿化隔离带很多涉及到的村庄里其实曾经也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其中一些经营不善，逐渐也开始把厂房转租出去。
所以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些村子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倒挂的现象——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10，这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边经常看到的现象。在这个转化的空间形态里边，城乡结合部因为非常容易进入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管控的特征，变成了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异质的主体能够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结合部在80年代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定性质的公共空间。
因为大量的人口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建成环境确实开始变得污浊不堪，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脏乱差”——就贴到了这么一个个村子上。它立刻给政府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话语就会被调用，这些村子就会被拆迁，然后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建成环境。不管是高密度的公寓楼房，还是低密度的别墅小区，曾经作为公共空间，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聚落，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消失了。
温榆河“前世”拆迁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的污名化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进的过程之中，公共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存在。项飙和张鹂都关注过的浙江村的拆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张鹂在她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一开篇就跟大家勾勒了一个曾经承载了无限的繁荣的私有经济和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是如何一夜之间被推平、变成遍地狼藉的。再比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政策框架里面，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特定的人群，因为特定的机缘，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政治性：在公园中相遇
当我们面对拆迁的故事唏嘘不已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同步还会观察到别的一些故事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里发生——各种各样的公园，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了。北京但凡被冠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的这些公园，基本上都是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或者完善成为公园的形态，比如东小口郊野公园、黑桥郊野公园、孙河郊野公园、温榆河湿地公园等。当大家在这样的公园里去跑步或野餐时，我想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情——一种对新兴的公园的绿色公共空间的欣喜，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治理似乎越来越向好，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的亮丽色彩。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的形态，它让人们的相聚变得可能。但是我想追问的一点是，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的相聚变得可能？大概是像在座的、能够参与今天讲座的各位，或者是收入很稳定、每个周有固定的双休、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这样的主体，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去这样的公园里享受生活。
北京温榆河公园
刚才在2017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主体，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叫“留白增绿”的政策指引。“增绿”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那什么是“留白”呢，就是刚刚拆迁的那个过程。“留白增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曾经作为公共空间，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共存、能够相遇的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的消失。这种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是以那样的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政治性。
如果说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起点是要去不断的审视差异与相遇的可能性，那我的分享是想提醒大家去再多走一步，更好的去把握住公共空间背后，让它同时变得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东西。公共空间的空间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日常性是如何体现在人们日常的交错、相遇和共时性之中，以及最终它的政治性如何在不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更好、更全面地审视公共空间的话，就需要抓住类似这样的反思维度。
线下：三次大型公民讨论
我从三个人类历史上召开过的比较有影响的公共讨论出发，从工具、场地和机制三个层面对整个公共讨论的影响。
第一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次关键的公共讨论。这是人类早期，有历史记录的、最著名的公共讨论。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伯里克利都参加过公民大会的讨论。修昔底德在公民大会上辩论的失利，导致他被流放出雅典，也正是因为这次流放，让他穿梭于各个城邦之间，写出了传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当时雅典的公民集会发生的具体地点其实是在一座叫做Pnyx的小山上。整个住在雅典城邦周围的男性，大概六千个人，几乎每一次这样的公民集会都会聚集到这样一个小山丘来讨论。在这样的公共空间当中的讨论效率究竟如何？
Pnyx山
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一次公民集会当中的具体场景：我总是第一个到现场，我到了会坐下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唉声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目。我朝我耕地的地方远眺，心中深深眷恋着和平。这本书甚至还提到下面还有人在嬉戏，在打闹，却没提到任何一个人在认真地去听这样一次关键的公共讨论。
我们看到，虽然它调度了非常大规模的参与度，并且有着还算明确的参与权和投票权，一直以来作为古典民主的范例也令人心生向往，但是实际这个机制设计本身很难产生有效的公共讨论。从讨论的场地、机制、支持的器材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关键缺失：第一，在阿尔昔比亚德和修昔底德之外的尼西亚斯等少数派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讨论的决策几乎就是0-1决策——投票的人只能反对或者支持，中间并没有任何可以协调，或者说是可以协商去更改的方案，或者达成妥协的机制；第二，参与讨论的人，除了投票，缺少其他可以表达的方式，以及缺少判断的更多依据，导致只能从当时的记载说，每个参会的人，其实并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样内容，只是机械的去投票，或者机械的在雅典的各个城邦之间，跟各种利益集团达成了一致之后，机械的去投票，并没有充分透明的这种信息的背景；第三，最终的投票使用陶片进行投票统计，虽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这被作假，然而陶片上是没有办法产生一对一的切实的记名信息的，可以预想到这样的投票方式在公平性上存在很大的挑战。
签名的陶片
除此之外，整个公民大会背后其实是有非常激情的民众领袖控制了发言权。比如，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如果希望自己的发言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必须拉拢一批人组成自己的团队。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年轻帅气、富有激情的阿尔昔比亚德获得最终的胜利，但相对理性沉稳，并且提出了有效理论的修昔底德，在这次讨论之后，被放逐出雅典城邦。
第二次，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时代的元老会。主角是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新上任的执政官西塞罗和罗马的一位元老喀提林，当时喀提林正在策划罗马帝国的一个政变。
切萨雷·马卡里，西塞罗怒斥喀提林，1880，壁画，400×900cm
后来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画家的个人想象，实际讨论的场景与油画描述的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看到与雅典的公民大会相比，讨论的场地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这种建筑里面，议员们其实在内部的两边呈平行的直线来进行讨论和列席的。同时我们能够观察到说，在这样的建筑设计背后，其实是为公共讨论提供了非常好背身讨论的场所。背身讨论的意义在于，在非常正式的公共讨论当中，很多事情其实是出于个人利益或者个人观点的维护，没有办法在现场进行交流或表达。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在当代的联合国以及很多著名的会场设计当中，外面都预留了大量的广场，其作用就是为讨论者公开的公共讨论提供背身讨论的场地。背身讨论对于一个讨论是否能够达成有效的结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罗马元老会为公共讨论修建了名为“Curia”的系列建筑，其中前两个建筑都已经损毁。第三座建筑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叫“Julia”。
背身讨论的场地。门口是花园以及圣玛蒂娜和卢卡教堂，与塞普蒂米乌斯·西弗勒斯拱门。
从雅典的公民大会到罗马元老会前后大概500年左右的时间，人类在公共讨论这件事情上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好的方面，有明确的参与权和投票权了，有还算标准的议事制度和有效的表决机制。比如当时议员会肉身站在整个Julia讨论会场的左边或者右边，代表赞成或反对。这样的表决方式，其实是任何人都无法作弊的，相对于之前陶片的投票方式来讲，在我看来是一种进步。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相对充分和透明的背景信息。这场讨论中所有的讨论稿件都流传到了下来，今天我们在网上依然可以搜到西赛罗激情、富有政治魅力的演讲。有一种推断是在西赛罗演讲的过程当中，有人在记录这件事情——体现了充分透明的背景信息。另外一种预想是西赛罗在发言之前，就将讲稿写好，并且分发给了参会的人，能够让参会的人更加理性的去做出决策，这在大规模的公共讨论当中是非常大的进步。但这造成了一个问题是收缩了参与规模，从六千个人到最后只有三百个人能够参与这样的公共讨论（虽然整个罗马的城邦里面所有人都能够去围观这场讨论，但是只有这三百个人可以发言），同样在这样的讨论当中，依然是0-1的议事机制，没有发现中间有任何可以协商或者沟通的空间。
第三次，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不再依据两旁而坐，而是面向了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是主席的方向。这个理念是人类在探索公共讨论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但又体现了一个理念的巨大变革，即流程正义大于事实正义。大家面向主席开会，其实是所有人在宣告主席所代表的流程正义远大于在这次讨论过程当中得出的事实正义。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1940，布面油画，30×20英尺 （约914×609cm）
下面附上当时在费城制宪会议开会的图，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角标1的范围是当时开会的地方，2、3、4，其实都是提供了大量的可以供应在正式开会场合之外，费城讨论的场景。这次制宪会议，其实大量的背身讨论，也不仅仅是在围绕独立厅，或者我们现在讲到的独立博物馆周围产生的，而是在整个费城市当中，都有大量的史料记录，在这里面产生了大量的背身讨论，整个费城城市市变成了这一次公共讨论的主要的空间。
费城制宪会议独立一厅俯视图
费城制宪会议厅
在这个会议上面值得关注的一些细节：第一，椅子的朝向被挪动了，之前椅子是面向两边平行坐，正方对反方，其实所有的人都是面向主席，面向一个代表着流程正义的地方。那么主席乔治·华盛顿在这些会议上究竟干了什么呢？据史料考察，可以说几乎什么都没干，他就坐在主席台上面，甚至有说法是他在记录台上面打盹。然而有关制宪会议的传记，比如《民主的奇迹》这本书当中就写到：“华盛顿坐在主席位子上，妥协精神就如和平之鸽栖息在他的肩头”。他代表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流程正义，我们得面向流程正义，面向整个的机制去讨论问题；第二，妥协，大家在这个会场里面，一定要讨论出来东西。富兰克林最终评价这次会议时说：“我得承认这部宪法当中的好几个部分我都不同意，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同意这部宪法……我们即使再开几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够制订出一部更完美的宪法……所以同志们，尽管这也让我自己也感到意外，这个系统我已经认为接近完美”。“这个系统”其实指的就是在整个制宪会议当中，我刚刚讲到的关于流程正义的地方。
经过两个多月讨论，最终诞生了美国宪法，除了少部分的修正案之外，这部宪法工作至今。过去人类总结出来的大量的好处或者经验，在这一次线下的公共讨论当中其实得到了发扬光大。但我们也同时关注到，从雅典公民大会到费城制宪会议，讨论规模从6000人到300人再到55人，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参与到公共讨论当中。
维基百科的例子：更多人参与的公共讨论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新的曙光貌似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先驱们，包括公共政治的学者们，其实都在探讨随着新的技术出现，大规模公共讨论是否能够在一个新的空间中成为可能。1978年，历史上第一个BBS系统诞生，它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线上的讨论中去。
第一个计算机BBS系统：CBBS（Computerized Bulletin Board System）
这里举个例子——维基百科。我把它叫做现存的BBS遗产，而且运行的非常好的遗产。作为20年之前出现的一个产品，维基百科的诞生，其实和当时整个的自由内容运动、开源运动密切相关，这是web1.0时代的精神遗产。维基百科其实维护了一套极其复杂，但是回过头去仔细研究会发现它又相对合理的一套治理机制，它是一个完整空间的维护和工具的打造，这些机制运转至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各种有效的公共讨论能够在这种产品里面发生。
它把讨论的场地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我们一次讨论能够容纳的范围，在空间上被极大的扩展。按照极限上面来讲，我们的话题其实能够变成无限。维基百科的首页上，大家能看到一些比如优良条目、新闻动态这样的内容方面的东西。
维基百科首页
但是你细致去研究，你会发现下面这张图是维基百科的互助客栈，每天依然有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讨论在这个社区里发生。这些讨论分为很多类别：比如对整个维基百科方针的讨论，这些是指导维基百科的原则，指导维基百科行动的最底层的动因；维基百科作为一个记录百科，记录人类长期有价值的一个内容平台，我们也看到大量对于内容的讨论也在这里发生。维基百科这个互助客栈的页面设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以内容平铺的方式展现了接近一百个，当天正在热议，或者说值得大家关注的新话题的讨论。
维基百科互助客栈
维基百科的活跃度非常高，在英文维基百科，每个月大概有十万左右的新编辑加入，月活跃的编辑大概也在数十万左右，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讨论和贡献当中去。但在整个设计，特别是互联网工具的设计当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我们始终受限于工具本身，我们受限于这样一个15或17英寸的屏幕——首屏往往最值得我们关心和讨论。除了图上呈现的这些讨论，整个社区里面还会发生非常多的讨论，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空间设计下面，是不太容易被人能关注到的，屏效比从PC时代起就是极其重要的产品设计指标。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屏可以出现的内容数量，或者说能够出现的屏占比，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减。
维基百科还有非常神奇的一套东西，叫做以共识代替投票。关于共识，维基百科强调了三点：第一，对于社区里面的任何一次操作，如果没有人有疑问，那么这次操作基本被认为是共识，因为维基百科的设计当中，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是公开的，任何人可以查到；第二，维基百科也有非常多的讨论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这种意见是被鼓励表达和记录下来的，它认为这会对后续进一步共识“确立指明的方向”；第三，往往在共识的最后，也会有人数谁赞成，谁反对，共识也是支持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投票机制。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维基百科其实在整个线上讨论当中是非常聚焦的，它聚焦在维基百科的方针，新人指引，或者基于维基百科的每一个条目的讨论，它几乎不允许任何一切与此相关之外的内容在站内发生。这听起来其实不太合理，比如我特别喜欢这个条目，想在下面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欢之情，或者说我想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在这里面讨论跟这个条目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内容，这些在维基百科的站内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在维基百科的这个空间设计当中，它给了特别多背身讨论的入口，这些入口其实不在维基百科的站内，而是导向了站外。其次在维基百科的个人主页，每个人相互之间是可以有非常丰富表达能力的留言。因此大量的讨论其实是不在维基的主站之内，而是在维基的个人主页、各种各样的爱好者社群里面发生的。
算法推荐的出现：用时间换空间
算法的出现是在2009年，Facebook在产品当中首先使用了推荐算法。其实整个算法机制本身是我们用时间去换了空间，这个时间指的是用户的时间。过去没有算法的时候，所有人看到的页面，或者我们在逛的广场其实是一样的。但有了推荐算法之后，在广场当中，每一个人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牺牲个人的时间，换得了更多在互联网上面能够展现的内容，我把这叫做空间。
这极大的满足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诉求，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这样的空间当中，有效的公共讨论越来越难以发生。准备到这一部分时，作为行业设计者的我产生了某种焦虑、某种自我怀疑：当有推荐算法，当我们整个讨论空间，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搬到了8英寸左右的一个手机上面的时候，我们似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那个名叫Pnyx的小山上面，面对着嘈杂的讨论，广场上面只有少数的几个KOL。这些KOL，他靠拉取民意，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最终让达成一致，但其实每个讨论的人，不知道具体在讨论什么，也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其实往往并不关注讨论意义的本身，而是关注产品数据、是否能够满足一个人讨论的信息的诉求，但对于这个获取信息之后，能够产生的意义，在产品设计当中关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展望未来的公共讨论方式
这里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这些新的技术出现打了个问号，它有可能是新的解题思路，但也有可能不是。比如说关于Crypto加密货币，它其实整体是一套不可篡改的投票系统，这对于在正式广场或者说正式的公共空间当中的投票是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我觉得这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另外是关于VR，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视频这样的方式来交流？其实临场感对于背身讨论，以及我们整个公共空间中的讨论是具有非常大益处的。那么VR这样的技术，能不能让这个讨论发生的更有效率，或者让这个讨论发生的更加理性，让讨论的结果达成更加有意义？我觉得这是在接下来的线上空间的实践当中，值得去关注的方向。
最后其实提出了一个不太靠谱的想法，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在接下来的国内国外的产品设计当中出现。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的信息流，或者feed流，都看成是一个广场。站在广场，每个内容我们都可以通向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对方，在这里相遇。但是我们在这里相遇的意义本身，不仅仅是相遇，我们能够从这个广场，通往了一个叫做议事厅的地方，我们能够在这里发生更多的公共讨论。除了投票之外，我们能够在这里达成共识、完成妥协，这些内容可以以某种方式，能够在一个城市当中，或者说线上的一个叫做图书馆或者档案馆的地方储存下来。这个储存其实它的意义是关联和查找，让互联网的时间更长。这样的设计方式，我个人觉得是应该出现互联网整个产品的设计当中，或者说互联网产品设计者应当中关注到的方向。
设想的一种互联网产品设计
当然这里面还有非常多关键问题需要讨论和设计，暂不详细展开了。最后想说，今天的主题是叫做相遇在广场，我觉得不仅在相遇本身，还在于说我们在这些相遇之后，我们的讨论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我们的公共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觉得对文化工作者来说，实际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定义今天的公共空间和今天我们对于广场的感觉。如赵老师提到，当我们今天看公园热闹的场景时，回看十年之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我的感受是，我们今天对于公共讨论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展开、很多议题不能被展开、很多人群被排斥在讨论之外。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在这十年的维度中或更早之前，我们曾经参与过或认为应该参与跟我们讨论的人不断的撤离和妥协。
当我们回到这个前提，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空维度中，我们有机会去参与塑造公共空间，有机会真正走到广场的时候，我们各自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决定了今天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当中有哪些话题、哪些人、哪些差异可以被引起讨论。
前面提到的，2017年以后，那些离开北京的人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选择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再比如长沙这样所谓的城乡结合部，一个违建建筑倒塌的事件在今天的公共舆论当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把具体的事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妥协和退让也许在今天依然在进行。虽然我们因为大规模的防疫的政策，看到了所谓的抗争、反对，但如果我们以一个更长的、更广的，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也掩盖了很多其他地方情况？
广场舞的广场、大喇叭的广场、小贩的广场、散步的广场……那些感觉是特别关键的。而且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依然在今天的21世纪，它们也是时刻会被剥夺的。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提醒，那些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获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不管是观念上、实践上还是生活里，其实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巩固、不断的去重申、不断的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得到契约和承诺。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在哪里做什么？这些东西是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讨论，还是想用这个词：人的体感。这个可能是最近的环境提醒我们要去面对的，或者说是我们不能再回避的。
关于共有性的讨论，我想分享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格尔·哈特曾经写过一本书《Commonwealth》，里面一个关于私人财产概念的讨论：私人财产这个概念是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系统的一个基石。但在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很多共有状态的东西，比方说水资源、大气、森林等。这些东西逐渐的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里，可能里面临着一个私有化的倾向。所以他们更想提倡是，有没有可能回到那种共有的状态。另外讨论里提到的一个共有的概念，好像是应用在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激进、左派的一个观点，就是觉得知识产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系统的延伸，但他们会觉得这个知识应该是共有的。比如蔡老师讲到的关于维基百科，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基于所谓的Creative Common，一种新的互联网版权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在他们关于共有性的讨论里，因为涉及到私有财产的问题，相比建筑师简单的说共有性，好像更可能触及到一些社会机制方面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艺祺老师和赵老师的分享会勾起我曾经作为艺术家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之前回到故乡河南郑州，那边有武夷公园这样的政治广场，每天会有一拨退了休的老工人在里面进行政治讨论，他们形成了左右派，相互不搭理。还有一个叫大石桥的地方，有更市井生活的一面，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流。可能因为疫情，我们今天几乎遗忘了现实生活中还有那样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街口站满了城市的闲散人员，非常壮观。我最近的研究涉及元宇宙、虚拟空间，但我们好像都忘了现实曾经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作为个体，我是会有比较多怀疑的，所以我在去武夷公园这样的政治广场时，我有点想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个体，跟他们一起去表达，我会用河南话跟这些老爷爷们去辩论。
另外一点，我们如何去搭建一种可能存在的这种公共的一种文化空间，去生产这种语境。我最近一直在关心线上的空间，或是区块链行业出现的新的组织方式。中国2010年前后，艺术家群体非常丰富，他们基本是更为线下的自我组织的形式。2017年后，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这些年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小组、自我组织越来越少，甚至在互联网产品层面（延伸到蔡老师分享的部分），曾经还有BBS论坛的机制，例如Art218、Art-Ba-Ba可以去公共使用的论坛今天也越来越少，它反而集中在像朋友圈这种产品中。今天我们讨论元宇宙、未来的憧憬，其实这个想法就有双重性和技术的两面性，我们用虚拟空间去讨论发生这样的活动都是被迫的。同时我觉得在一些身体性层面，我们是可以有一种共识的。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所谓全部去中心化的平台，但我们即便在b站上通过修勾蹦迪类似的方式，它也可以连接做一场云蹦迪的活动，在感性层面是可以找到一些连接的点。
因为我是建筑师，我从物质空间的角度做一些回应。其实广场是一个比较西方的概念。我想分享一点，中国最早的公共空间是寺庙。刚才艺祺老师有提到她父亲在台南的庙门口吃冰。那张照片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有宗教的意义，但同时寺庙它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它同时也会是集市；寺庙一般有藏书阁，所以古人去寺庙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一个宗教空间。包括当时的寺庙还有一些救助功能，当一些流浪的人没有地方可去时，他们会住在寺庙。所以我们在谈广场、公共空间时，我觉得在我们文化的语境里，很多时候是寺庙在扮演这个角色。
公共空间对于建筑师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时候在设计一个建成环境时，有一些功能是特定的，有一些功能是机动的，我们需要一些留白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不会去规定它是做什么的，但它就像一个容器，它能允许很多不同的行为发生。《共有性》那本书里其实也多次提到，很多行为是有一些自发性的。比如，广场是不是一个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要有人的行为在里面。它有时候需要一个trigger。比如人去寺庙，可能一开始是有祭祀或宗教的考虑，但慢慢的它会变成一个社交的空间，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里，很多时候这个trigger挺重要。包括菜市场，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社交的空间，不止是一个物质交易的空间。这些行为，其实成为了公共空间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建筑学里，建筑师希望通过他建成环境的影响，去塑造人的行为，当然这个理论很多时候也是被批判的。建成环境可能可以帮助形成一些行为，但没有办法完全靠建筑师做这个空间去控制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人的行为和空间的一个有序的限定，这两件事，在建筑学里它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它是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