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有中产阶级吗？

       柬埔寨是否存在中产阶级？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记得前几年我开始介入柬埔寨投资房地产项目时，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柬埔寨投资高档商品房、高档商业城、豪华先进的工业制品，谁来买单？谁来保护这些外来有产者的利益？世界政治几百年分争的结果，不管是社会主义先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先于社会主义？都会出现一个很关键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或国家，解决了吃饭和贫困之后，中产阶级人群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会存在平稳的购买资产的市场，只有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成为主流，才能重新定位国家制度和有效实施国家控制。不管哪个社会制度，要想富有和稳定，中产阶级一定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这里我想就个人对“中国中产阶级发展和变化，以及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目前的稳定过程”的理解。做一点论述，请大家指正。

       我国在五十年代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是在推翻了奴隶制度、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而崛起的国家，那时工人和农民属于无产者，是国家的主人，无产者是国家法律和制度的制定者。自然，无产者的斗争对象就是有产者（资本家、地主等），总体国民习性也就是农民、工人、军人的习性。       由于无产者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再加上当时国家领导者的个人偏见，导致一场耗时达十年的“大革命”，把原本就一穷二白的国家搞得又一次千疮百孔，使得应该实施和努力的国家“人均富裕”的计划，变成为“人均贫穷”。

       接下来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主张，开启了扶持中国自身中产阶级成长的脚步，由于体制和市场开放的矛盾，政府成为资源控制的主体，“万元户”的目标瞬间达到一定数量，腐败的滋生使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所谓的民主运动——“广场事件”。       那时，由于中国形成双轨制后，权利与市场出现交易，社会出现了不平等的市场竞争，部分人致富的过程出现扭曲。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还没有清晰的国体新生派理论支撑下，就选择了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组织了不明事理的学潮，启动了一场影响国家现行体制和制度的运动，结果，被“镇压”了。
       中国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国家出现了新兴资本控制人、新兴文化控制人、新的政治领导层，这些人多是已经实现中产的有产者。我们的执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非常明白“中产阶级社会”对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但又苦于没有理论支撑，继而有了“三个代表”的说法，使“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大款）、“先进文化的代表”（大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大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从此执政党不再提“工、农、兵”、“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作用。

       为了试图达到全民“均富”，使国家走向稳定，中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房地产、国企改制和农民上楼（退耕还林）等积极的“富民”措施，在十几年时间内解决了全民有产（最少是房产）的问题，一次性构造出“中国的有产者”和中产阶级社会。
       大家可以细心想一想，目前最能影响人民情绪的是什么？两个晴雨表，房产价格和股市行情。“房子”是百姓的固定资产，唯一的房子要住，虽然值钱但不能变现；“股票”是百姓的现金流，一辈子存起来的养老钱，放在银行和压箱底就会贬值，放到股市里或购买理财产品也许会有所积累。       但是，由于我国新兴的这种金融制度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再加上权利过于集中，导致非市场的权利运作，结果是老百姓资本的一次次无情的“缩水”，甚至“消失”，所以百姓尽管有一些资金的积蓄，还是总感觉生活在金融危机之中。

       我们的政府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原以为有产阶级会因要保护资产利益而服从国家政治，进而支持国家，没想到的是，多数真正的中产者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去了，那些只有房产和一部分存款的“有产者”，又被房产和股市这两个经济杠杆无情地打回到无产阶级的阵营。       国家会担心，新的无产者和新的资本家又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此时的国家利益将代表谁？这些，也可能导致一个不完全中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激化和一个新兴国家制度的复杂性。这也许是当代国家领导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者，一定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审时度势，带领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走向和谐，走向幸福。

       我们还是回来讲柬埔寨的中产阶级社会。       首先，柬埔寨国家的法律体制是保护中产阶级利益的，因为他们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在法属殖民地期间建立起来的，而且因为王室家族法系血脉的存在（西哈莫尼国王的母亲）一直延续下来，虽然在中途有些变化，但是自从西哈努克亲王主持国政以后，全面恢复了法属遗留的国家制度政策。目前的柬埔寨王国政府文件和国家行文要用柬语和法语，英语是商用语言，华语是可以交流的语言。

       在红色高棉时代以前，柬埔寨在维护中产阶级利益法律的国策下，已经培育了大量的有产者，他们已经开始用资本利益和佛教信仰维护并控制着这个国家。而红色高棉政府仅仅四年多时间的统治，就把这些有产者轰出了柬埔寨，也把财富带出了柬埔寨。       红色高棉时代结束后，西哈努克及洪森领导的新政府，恢复了中产阶级政策的制度体系，召回那些周边国家的侨民和幸存者，用保护中产者利益的制度和优惠的土地及房产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人，使柬埔寨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又恢复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地位。

       由于柬埔寨法律是倾向于中产阶级阶层的，所以控制资源和积累财富成为有产者追逐的游戏。又因为柬埔寨佛教的信仰是度化个人，修行来世，他们不认为富人的财富与自己的贫困相关，贫穷的人们认为富人的财富是他们前世修来的，值得尊重，所以，贫民不与富人为仇。在柬埔寨的富人们也可以放心的积累财富和炫富，不用怕“杀富济贫”。

       经过这样十几年和平发展后的今天，购买别墅、豪车的人数很多，这里有商人、官员、政客、外国人，他们构成了柬埔寨新的中产阶级。       在这里没有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贫富人之间的矛盾，没有民族和国别的矛盾，大家相敬如宾，各得其所，和谐共事。这就是当今柬埔寨的中产阶级加佛教文化的社会，是一个有一定宗教信仰特色和稳定社会因素的柬埔寨社会主义。

 -- 摘选自杨建平先生著书《今日柬埔寨》

图片源自网络

作 者 简 介
杨 建 平

一名来自北京中关村的中国人。

经历了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科技救国、90年代的沿海经济开发和首都北京中关村实验区的组织建设。跨入新世纪，他毅然下海，投身国际房地产业。
他从2005年起关注柬埔寨； 2008年初，在国家“走出去”的号召下，参与东盟十国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咨询；2013年底，在 “一带一路”引导下，他放下国内工作，前往柬埔寨参与成片土地开发和基建工作，成为柬国政府成片土地开发的专业指导顾问，并实地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迄今为止，杨先生在此工作已两年有余。他笔下的柬埔寨，佛光护佑，崭新幸福。在他看来，只要能把握机遇，任何人都能在此写下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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