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人为何愿意叫中国人“老板”？

文/木青山

壹

暹粒河的落日余辉很漂亮，如果不是6号公路上的尘土飞扬，我可能会多看一会儿。

6号公路全长400多公里，直通首都金边，它横穿暹粒河，成了暹粒市的主干道。
这条公路和中国的渊源颇深，1992年中国维和部队建成沥青路，但20年几来柬埔寨人无力保养，以至于如今这条公路有“光灰大道”之称。好在上海建工集团已经开始着手改建，柬埔寨首相洪森当时亲自出席了开工仪式。
作为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暹粒是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的所在地，城市建设却极为落后，全市只有4盏红绿灯，没有公交系统，也没有出租车。外国人外出只有雇人力三轮车（当地人叫突突车）或包车。

“本届政府把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放在了重要位置。中国公司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柬埔寨人民党暹粒党部的索皮克先生介绍。
人民党是柬埔寨的执政党，实权党首就是首相洪森。作为深谙政治之道的老牌政治家，洪森已经或明或暗地掌握了超过30年的实权。该党的暹粒党部就在暹粒河滨，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二层小楼，非常不显眼。
我和索皮克先生靠在河边长椅上，一边听着高树上知了们的嘶鸣，一边看着远处的火烧云，不紧不慢地聊着天。他说，人民党把暹粒看得很重。

2013年底议会选举洪森遭遇了数十年来最大的挫折。老百姓用选票告诉他，人民党进入了相对危险期——反对党沈良西一派的议席比上次选举增加了一倍，而人民党的议席刚过半数，勉强维持了执政地位。尽管如此，反对派发动了数千支持者参与街头运动，沈良西甚至带领数十名议员从首都金边退到暹粒，拒不参加国会会议。造成诺大个国会大厅人民党“包场”的尴尬局面。

有媒体曾分析，这是柬埔寨“颜色革命”的前兆。
“不会有什么‘颜色革命’。”索皮克先生淡定地说。他用手指着河边锻炼的老人、谈情的男女和匆匆而过的摩托车党，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是稳定。我们内战30年，红色高棉杀死了300万人，人民太害怕动乱了。”

贰

“你要去看红色高棉大屠杀纪念馆吗？”在前往吴哥窟的大巴上，三代柬埔寨华裔郑先生瞪大眼睛反问我，因为很少有自由行的中国游客愿意翻看这页最黑暗的历史。据说很多人看完后头疼、恶心，好久恢复不了精神。

都说铭记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柬埔寨人建立纪念馆以示对历史的尊重，让我想起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我和郑先生聊起那时那事，他用“灾难”来形容，之后顺便感谢一下越南，因为是越南“志愿军”推翻了红色高棉。如今越南和柬埔寨关系也十分暧昧。西方媒体故意夸大事实称，柬埔寨的本质还是越南的保护国。这又让我想到了中国的抗美援朝。

中国当年一度支持红色高棉，不过这在柬埔寨人看来早已不是问题。洪森本人也是红色高棉早期的信徒。郑先生说得好，柬埔寨华裔和当地人同命相连，都是红色高棉的受害者。“至少20万华裔被杀或失踪”。在高层政治层面更是如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西哈努克，不是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在1975年回国后，很快成了柬埔寨的国王。如今柬埔寨的王国政体，也自此开始。

我发现，柬埔寨各大公共场合都悬挂着三幅画像。中间是西哈努克，左右分别是现任国王西哈莫尼和西哈努克的王后。人民党暹粒党部也不例外，栏杆外醒目的画像是西哈莫尼登基，该党用这种方式对王室表达忠诚。而党部大楼顶部挂着的宣传画则是洪森等人民党“三巨头”。“那是竞选时候留下来的。”索皮克先生喃喃地说。
我和索皮克先生也谈到了到西哈努克，他说：“你们应该感谢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柬埔寨的穷孩子见到中国人就会叫：“糖果、糖果”，或者“给点钱吧，我要上学。”给了他们之后，孩子们就会像唱诗一样规规矩矩地用中文喊出来：“我爱国王、我爱毛泽东、我爱天安门、我爱中国、我爱柬埔寨！”虽然他们没去过中国，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去中国，但历史的烙印已经足够深刻。
不仅是小孩子，漫步在暹粒繁华的老市场区，卖货的小贩见你过来，更会用中文打招呼和砍价。他们少了孩子们天真单纯的眼神，多了一份小商贩特有的世故。
我拿过一幅油画看了看，店主小妹要价15美元，我说有点贵，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板，你们中国人有钱啊。”只要会说中文的柬埔寨人，对中国男性的称呼一般都是“老板”。这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从中也能看出中国人在柬埔寨的形象。

叁

“你们中国人把一些柬埔寨人惯坏了。”我去崩密列的长途包车司机一路都在讲这些故事，“他们知道中国人有钱，出手也大方，所以就专门找中国人刁难。其实要钱的小孩子也是这样。”

中国人的“土豪形象”不只在民间。如果暹粒机场的边境官员见到你拿着中国护照，甚至会堂而皇之的索贿。一位30多岁的女边境官员竟然直接用中文管我要钱。

“小费呢？”她装作在看护照，也不抬头，避免周围人察觉，但却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需求。“NO！”我也坚定的回答。她快速地抬起眼扫了我一下，面无表情。“按指纹！”她换成英文对我说。
其实这是一道必须的程序。为了安全起见，在暹粒出入境都要按指纹，但却成了柬埔寨机场官员刁难中国游客的特殊程序——如果在护照里夹进1美元，官员们就会免于指纹扫描；如果没见到钱，要么左右手十个手指都要按指纹，要么让你重新填写入境单，反正折腾你一下，就当“报复”。
对西方人，则没有要钱这个程序。即使是对同样是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出入境也没有类似刁难。我身后排队的韩国游客看我磨蹭半天，进来后好奇地问我：“他们管你要钱？”我说是。他眯起小眼睛似乎表示理解地笑着说：“穷国嘛，都腐败。”“其实也不算什么腐败”我的司机说，“柬埔寨是全球十大最穷国，人们薪水太低了，也就100多美元，所以利用机会能赚点外快就赚点。”他还笑着说，自己就不用骗中国人钱。
司机说的是事实，他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阶层——我们去崩密列往返只需半天时间，包车的标准价是70美元。然而腐败问题在柬埔寨确实真实存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外交关系。

坐落在暹粒市区西部近邻6号公路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是一家柬埔寨知识分子与西方合作的NGO，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的安全问题，他们成了柬埔寨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变量。我曾和中心的艾玛·莱斯蕾女士有过交流。她对中国在东南亚众多的基础投资都抱有谨慎的态度。

记得在北京的一次饭局上，艾玛和我谈到过缅甸密松大坝影响当地生态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柬埔寨的众多铁路和公路建设上，都有诸如“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等非政府组织的身影。通常他们会对项目的环保和招投标等进行“监督”——“NGO监督政府，这种趋势在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多。”一旦发现招标不透明，及附属的腐败等问题，抗议就会随之而来。
我们也曾谈到过洪森之后柬埔寨的政治走向以及对华关系。她认为中国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这种未来，柬埔寨人看法有所不同。“不用担心，洪森现在正在谋划让他的儿子进入高层。他的利益会延续。”华裔郑先生一脸轻松地说，他的态度代表了普遍看法。
洪森有3个儿子，大儿子洪马内，最受洪森器重。“洪森和中国的关系那么好，我们柬埔寨华人当然关心他的事，这也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事。”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的拉沃斯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柬埔寨政治如何变化，和中国的友好不会变。“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个道理”。

肆

然而，和中国人相比，西方人在柬埔寨的形象似乎颇为不同。
韩国在柬埔寨民间的布局很深入。酒店电视里专门有3-4个韩语频道；在最知名的6号公路最热闹的市区段，会看到大长今的形象作为饭店的招牌。满大街的韩国化妆品店也数不胜数。

韩国在暹粒的旅游市场上也很强势，连导游都不用柬埔寨人，而是韩国旅游部门直接派本国人来这学习一段时间的旅游业务，由他们专门带韩国团。
日本对柬埔寨的深耕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我在阳光斑驳的午后，走进老市场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发现里面商品标注的都是日语。随便拿起一个椰子壳的小工艺品，背后的标签用日文写着：这是柬埔寨地雷遇害者手工制品，购买就是为他们生活谋利。

柬埔寨内战打了30年，很多地方的地雷还没有清除干净。遇害者既有老兵，也有农民。为了谋生，通常他们几个人凑成一个“小型乐队”，在各大景点的吹拉弹唱吸引游客。前面摆着他们录制的CD，标价10美元，但鲜有人问津。杂货店老板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女人，个子矮矮，皮肤很白，在这座30多度的闷热城市里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很多日本人和日本非政府组织在这里帮助当地人。”穿着藕荷色体恤衫的她，一边熟练地摆放着被客人弄乱的展台，一边操着日本腔浓重的英文对我说，“当然我们也赚钱，同时也在做好事。”简单交流之后，她冲我机械地微笑点头就进了内室，烂熟于心的反应把精明和讨巧表达无虞。不过她说的没错，日本对柬埔寨的关注越来越大。日本的痕迹也随处可见。
当地最繁华的酒吧街矗立着一块最高最显眼的广告牌，那是日产汽车的广告。我的短途突突车司机，一位40多岁的柬埔寨汉子告诉我，“广告牌在这里有4-5年了，算是一个路标，远路的车辆看到它就知道要进入市区了。”

柬埔寨道路上跑的大部分都是日本车，几乎看不见一辆中国车。原因或许很复杂，但最简单的理解是：日本车最省油，穷国很需要。

此外美国在柬埔寨的活动主要是依托于援助，投资技术援助或“体制建设”。2013年一年华盛顿为柬埔寨卫生、治理、教育和经济发展项目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
慈善，是西方国家在柬埔寨树立良好形象的一部妙棋。包括美国、欧洲等一些西方NGO在暹粒设立的失学女童做服务员的餐厅、柬埔寨丝绸制作工厂等，受到上上下下的普遍赞誉，这在着名的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里都有介绍。遗憾的是，我在暹粒的几天游走中，却没看到一家中国NGO开设直接惠民的慈善机构，或许是中国人不善于聪明的宣传？

“中国喜欢走上层路线。”在繁星点点时分，索皮克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国会大楼就是你们修的，你知道吗？”文/木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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