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 我们会记住《我不是药神》，但悲剧已经消失
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不是药神》在观众的笑容与泪水中，火了。如果你关注新闻时事，大概就能分辨出电影主人公的原型——“代购药品第一人”陆勇，而贯穿电影的药品“格列宁”就是真实存在的救命药“格列卫”。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赖于演员们的演技和良好的剧本，还因为这部电影刻画了一部分现实，还原了一些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激起了观众的共鸣，再次掀起了对我国高价“救命药”的大讨论。
在中国，至少在今年5月份之前，类似“格列卫”的抗癌药价格很高，对于病人来说是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支出。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开了口子，鼓励药企大量生产同效但价格低廉的仿制药，这导致跨国购药似乎成了病患的当然选择。但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我国市面上的进口抗癌药价格偏高，甚至令病患及其家属在金钱和生命之间也要来回蹒跚？这涉及多方利益诉求。
对于身患重疾的病患来说，缓解痛苦、治疗疾病和生存下来是当务之急，这和高昂的药价形成矛盾，要钱还是要命，变成了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愿意换位思考的人，大概都能理解病患的处境和心境。
对于药贩子来说，游走于病患和药企之间，穿梭在国内和国外，赚取药品差价，同时成为无处买药的病患眼中的“救命稻草”，因为他们提供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药品，病患们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但药贩子也因此游离于犯罪边缘，依照我国法律，未经国内注册的进口药品属“假药”，销售“假药”有触犯我国刑法的可能。
对于医院来说，治病救人是其职能，但公立医院要谨守一条红线，那就是“药占比”。为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问题和控制不合理用药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严控“药占比”的政策。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要谨慎合理地开高价药，否则影响医院达标，自身利益受影响。这形成了新的矛盾——病患迫切希望用药治疗和在医院买不到药的矛盾。由此来看，苛责医院和医生似乎是不合理的。
对于医药企业来说，作为一个企业，最原始的追求当然是利润。只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支撑起药品的合成研究、工艺开发、药代动力学验证、毒理学验证和临床试验，所以医药企业制造的第一粒药价值万金。没有药品销售带来的利润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没有人愿意研发和制作新药。由此来看，指责医药企业唯利是图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对于政府来说，承担的各种职能里包含着平衡各方诉求，尽力提升社会福利。虽然有时候政策的施行可能因各种因素不尽如人意，但长时间观察下来，中国政府在提升社会福利方面已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当有人看到印度鼓励仿制药并因此指责中国政府时，可能忽略了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治理知识产权侵权乱象的努力。
当中国进口抗癌药的高额税费成为百姓负担时，国务院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5月1日后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努力消除不合理加价；要求有序加快境外上市新药入境审批；要求全国各地对医保目录内的抗癌药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抓紧推进医保准入谈判。李克强总理曾提到，“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要“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即使有不如意的地方，但盲目指斥政府的行为是完全不合理的。
迄今，许多抗癌药早已进入医保目录，“格列卫”也在其中。众多“救命药”的价格出现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腰斩式”降价，但在病患及家属眼里，中国进口药价格仍然较高。事实上，这其中有多重原因。比如，零关税等措施采取之前，国内市场仍有相当数量库存的进口抗癌药，药品价格在短期内不会明显变化；其次是药品集中采购尚未到调整周期，很多医院仍须遵照合同期内的价格；除此之外，药品作为商品，其价格受供求关系、原材料价格、研发成本等影响；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的抗癌药主要依赖进口，在部分领域，国药创新和研发水平急需提升，加快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总的来说，这仍属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来看，“买药贵”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众多实效政策已经正式实施。可以展望的是，随着政策的贯彻，国药创新水平的提升，病患的负担将日益减轻。我们仍会记得《我不是药神》，但电影里的悲剧已在现实生活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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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校对：李兆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