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毁人的香港通识教育问题必须要解决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动荡局势，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年轻人和在校学生，都卷入了这场动荡中，而且出现了大量侮辱国家、仇视祖国、扰乱秩序的言行。在许多有识之士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香港“通识教育”出了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特首董建华和数学家丘成桐，他们认为香港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在香港回归前通识教育只是选修课，于2009年正式作为必修课在香港高中推行，从2012年开始，通识教育被列为申请香港大学的4门考试科目之一（其他三门是语文、英语、数学）。通识包括了“通才”和“全人”两层含义，由六个单元组成，即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境。从单元设计看有个人、地区、国家、世界和未来发展的意味。香港教育局的宗旨是希望能令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和 “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他人所持的意见和价值观，从而成为能慎思明辨的终身学习者”。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和香港国际化与多元化的社会实际情况下，通识课程的多样性、灵活性无可厚非，但是“通识”并不是放弃共识，在课程设计之初，最大的争议点集中在了“无统一教材”和“无专职老师”两项问题上，以至于各界人士对此门课程产生质疑。

就实际课堂呈现而言，学生对一些争议性话题的激辩并未得到矛盾点的有效化解。年纪尚轻的学生本应独立思考，却被诱导为偏离共识；本应是开放宽容态度却呈现为偏激和狭隘的本土主义的情绪，这不得不让人反省“通识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更有甚者，一些香港的中小学通识教育选用教材，出现了大量丑化祖国、仇视警察、诱导独立、歧视同胞的内容和字眼，甚至在幼儿园的童话书里也借助影射，向儿童灌输“仇中亲英”的内容。这种缺乏共识的“通识”，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顾敏康教授看来“有大问题，而且香港的整个教育制度也需要重新检讨”。这是因为，目前的香港教育由反对派势力把持，许多持激进立场的教师教授通识课，使用有“独”教材，管理机构不作为。

概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问题是：

就教育目的言，一些教材和教师的选用偏离了通识教育的初衷。

就教育后果言，会产生大量不爱国，行事偏激的受教育者。

就教育内容言，主要问题集中在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的政治性部分。

就教育管理言，无审批、无监管、无衡量标准、无科学评估。

就教育结构言，因为强调课程的时事性，而无统一标准，导致教材来源复杂、单元比例复杂、内容教授复杂，授课人员复杂。

香港特区的治理不能治标不治本，通识教育的问题也如此，否则无预警性的动荡将成为香港特区的梦魇。

就通识教育本身而言，首先得依据香港特区的多元化、国际化和其生活惯例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能以“头痛医头”的简单思维来处理问题。目前香港的形势切忌下猛药、打急弯，特别是教育领域。所以处理的方式应该是：

要立足于实际情况，对通识教育状况进行调研，统一各界的意见，设立标准来找出类似影射、歧视、丑化、偏离通识教育初衷的内容有多少，占多大比例，不能因种类繁多、工作复杂而采取简单的直线思维。

根据结论，请涉及教育的各方人士对通识教育进行评估，并拿出意见和结论。

通识教育现已经是申请香港大学的必考课程之一，简单的取消或代替都会引起不小的动荡，需要耐心和执着地逐步改进。

对于问题较多的“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部分，建议用政治科学原理和香港历史来取代。在政治科学原理部分要总结香港特区“一国两制”下政治设计、运作的学理和典范意义；在香港历史部分，既要坚持“一国”更要突出作为保持中国传统的香港，如何走出一条现代社会之路，进而融入国家，放眼世界的历史主线。

正确处理香港特区教育部门和“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关系，无论从教育职能和《社团管理条例》看，香港教育部门不能采取所谓的公务员“价值中立”来成为消极不作为、不履职的托辞。审批、监管、评估等责任是不能不履行的，否则教育部门就没有存在意义。

在教育领域，有一个逆反定律，越想受教育者接受什么，引起对抗心理越严重。简单的妖魔化和因果联系，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爱国主义的教育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力推行、立法保障、措施积极的，但爱国主义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多样的不是功利的。因此在香港的教育政策上，首先强调在信仰、情感、信念的立场问题上毋庸置疑、不可动摇；在知识获取、理性思考上要强调学理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在受众对象上要注重年龄段和学龄的区分，在培养、思考、实践各方面有所侧重。

总之，解决香港的教育问题需要立场坚定、从容不迫的心态。

作者：杨晖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周宇航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

栏目：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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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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