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

编译自：1995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斯图尔特·布兰德写的一篇文章：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Forget antiwar protests, Woodstock, even long hair. The real legacy of the sixties generation is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忘记反战抗议，伍德斯托克，甚至长发。六十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

互联网的新人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一些没有灵魂的技术官僚群体中，而是置身于一种文化的大杂烩（cultural Brigadoon）中——60年代的繁荣残余，嬉皮社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形成了现代网络革命的根源。当时，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危险的无政府状态（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如此），但反主流文化对中央集权的蔑视，不仅为无领导的互联网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整个个人计算机革命提供了哲学基础。

正如商业历史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描述媒体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技术爱好者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那样，我们——60年代的一代——受到了“吟游诗人和狂热的技术传道者”的启发。我们热情地购买了当时的新奇技术，如富勒的圆顶建筑和迷幻剂LSD。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最终他们变成了死胡同。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鄙视计算机，认为它是集中控制的体现。但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后来被称为“黑客”——接受了计算机，并开始将它们转化为解放的工具。事实证明，这是通向未来的真正捷径。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自己动手吧，”我们说，愉快地滥用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我们自力更生的理念部分来自科幻小说。我们都读过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的史诗巨著《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以及他的自由主义长篇小说《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嬉皮士和书呆子都喜欢海因莱因对中央集权的蔑视。直到今天，计算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乎都是科幻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科幻小说在观点上几乎一直是普遍的自由主义。

正如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在他1984年的著作《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中记录的那样，有三代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他们有意将其他文化从集中式大型机及其主要赞助商IBM那里带离。利维阐述的“黑客伦理”提供了一套明显的反主流文化原则。其中：

“对计算机的访问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完全的。”
“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可以自由获取。”
“不迷信权威 ——促进分权。”
“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创造出艺术与美。”
“计算机可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以前没有人把这些写在宣言中；这正是黑客们在塑造计算机技术前沿时的行为和说话方式。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第一代黑客出现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他们使用一种称为分时的技术，将大型机转变为虚拟个人计算机，这种技术为计算机提供了广泛的访问途径。然后在70年代末，第二代人发明并制造了个人电脑。这些非学术黑客都是反主流文化的核心类型——比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一个从里德学院辍学的披头散发的嬉皮士，还有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一名惠普公司的工程师。在他们的苹果公司成功之前，这两个“史蒂夫”开发并销售“蓝色盒子”，这是一种非法的免费打电话的装置。他们同时代的早期合作者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是新左派激进分子，为著名的地下报纸《伯克利倒钩》（Berkeley Barb）撰稿。费尔森斯坦设计了第一台便携式电脑，名为“奥斯本1号”（Osborne 1）。

60年代的大学生在遵循“开启、融入、抽离”（Turn on, tune in and drop out）的口号时，也摒弃了学术界对商业的传统鄙视。“做你自己的事情”很容易被翻译成“开创你自己的事业”。由于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谴责，嬉皮士们在小企业的世界里找到了现成的容身之处。他们带来了真诚和对奉献精神，对供应商和顾客都有吸引力。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不愿意“走出”他们的反主流文化价值观，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年轻时变得富有和强大。

第三代革命者是80年代早期的软件黑客，他们为个人电脑开发了应用、教育和娱乐程序。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卡普尔曾是一名超然冥想老师，他给我们提供了电子表格程序Lotus 1-2-3，这确保了IBM模仿苹果的个人电脑取得了成功。像大多数计算机先驱一样，卡普尔仍然很活跃。他的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在华盛顿成功游说争取网络空间的公民权利。该基金会是他与一位“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作词人共同创立的。

在利维的书出版后的几年里，第四代革命者开始掌权。在遵守黑客道德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网络用户创建了无数的计算机布告栏和一个名为Usenet的分布式的链接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国防部资助的阿帕网（ARPAnet）变成了全球的数字流行——互联网。如今，互联网用户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他们的人数达数千万。正如个人电脑改变了80年代一样，这一代年轻人也知道，网络将改变90年代。和前几代人一样，遵循同样的道德准则，今天的用户正在率先使用最初被创建为“免费软件”或“共享软件”的工具，任何想要这些工具的人都可以使用。

当然，并非电子前沿的每个人都认同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的根源。人们很难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管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或微软巨头比尔·盖茨为“嬉皮士”。然而，创造力继续从那个时期散发出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计算机化的感官沉浸感——的名字主要来源于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他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穹顶结构（geodesic dome）下长大，曾经在纽约地铁里吹单簧管，现在还留着半束长发绺。利用大规模并行处理的最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是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发明、开发和建造的，他是一位和善的留着长发的嬉皮士，正着手建造“一台可以为我们自豪的机器”。公钥加密可以确保任何人的隐私不受侵犯，这是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的创意。他是一位终生的和平主义者和隐私倡导者，最近在一次采访中宣称：“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政见与他的智力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网络空间证明了，自力更生带来活力（where self-reliance leads, resilience follows），慷慨带来繁荣（where generosity leads, prosperity follows）。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而且迄今为止的一切都表明它会持续下去，那么信息时代将在新的千年里，打上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鲜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