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布兰德回忆起第一届“太空战争”（Spacewar）电子游戏锦标赛
第一届电子游戏锦标赛于1972年10月19日举行。参赛者们聚集在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参加科幻火箭战斗游戏“太空战争”（Spacewar）。当时，该实验室是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几个拥有足够复杂硬件来运行它的地方之一。
这次活动是由斯图尔特·布兰德组织的，现在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领导，当时他是一名33岁的作家兼编辑，正在为《滚石》杂志撰写一篇专题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计算机释放创造力和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就布兰德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比电子游戏更能体现这种潜力了。
1972年12月，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9000字的长篇特写，其中既有关于卡洛斯·桑塔纳（Carlos Santana）的封面故事，也有《大麻鉴赏家手册》（The Connoisseur’s Handbook of Marijuana）的广告。布兰德在报道中被誉为该杂志的“体育记者”，他向读者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场电子竞技赛事，场面激动人心。他还赞扬了参赛者的技术，就像他们是明星运动员一样，称他们为“那些拥有飞行器、探索技术前沿的人”。
1972年10月，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电子游戏的存在——直到锦标赛举行6周后才安装了第一台“乓”（Pong）。少数几个真正玩游戏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观赏性运动。布兰德说：“这似乎很不寻常，现在你可以让想看电子游戏的人挤满竞技场，但这是你在1972年已经看到的完全合理的结果。”
世界首届电子游戏锦标赛的获胜者获得了《滚石》杂志的免费订阅，并有机会被该杂志工作人员中一位年轻的摄影师拍摄，被永久印在杂志上。但是真正的奖励将是1972年被命名为“星际太空战争冠军”（Intergalactic Spacewar Champion）所带来的吹嘘的权利。
布兰德对上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颇有技巧。1966年，他与肯·凯西（Ken Kesey）共同举办了Trips Festival。成千上万的嬉皮士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为期三天的活动，听迷幻摇滚，喝掺有LSD的潘趣酒。他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反主流文化作品“Electric Kool Aid Acid Test”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布兰德同样关注当时撼动旧金山湾区的技术革命。他说：“我发现，作为一种扩展意识的方式，药物没有计算机那么有趣。”
1968年，布兰德帮助发明家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在一次计算机会议上精心策划了一场演示，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恩格尔巴特演示了视频会议、鼠标、电子邮件、超文本、文字处理和基于窗口的组织结构。基本上，他预测了现代个人计算机和现代工作场所的大部分元素。
布兰德发现恩格尔巴特对未来的憧憬令人兴奋。但他对新兴的电子游戏媒体更加兴奋。“他们展示了许多关于计算机变得可能的惊人的东西。”
每当布兰德参观全国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计算机实验室时，总会有一个常数。“总是有一些年轻的工程师聚集在计算机旁，为这场‘太空战争’（Spacewar）而疯狂。”
他们与游戏的深度互动让布兰德感到惊讶。“我看到他们有某种灵魂出窍的体验，”他说。“他们的大脑和手指完全投入了。他们愉快的相互残杀中洋溢着运动员的激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布兰德举办竞赛时，“太空战争”（Spacewar）已经进行了十年。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的年轻程序员史蒂文·拉塞尔（Steven Russell）曾试图建立一些东西来展示计算机的功能，重现经典科幻电影《Skylark》和《The Lensman》中惊心动魄的战斗。
这个游戏是火箭飞船之间的双人对决。玩家通过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推进和发射光子鱼雷来控制飞船。（这款游戏与后来的街机游戏Asteroid非常相似，后者深受‘太空战争’[Spacewar]的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最便宜的计算机仍然非常昂贵——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或更多。在那些计算机上的时间是宝贵的。然而，“太空战争”（Spacewar）仍然在全国各地的计算机上传播或逆向工程，新的功能逐渐积累。有人在屏幕中央添加了一个具有引力的太阳——熟练的玩家可以用它来弹射。其他人则添加了超空间和隐形装置。
“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人的游戏设计能力很感兴趣，”布兰德解释道。“你要在技巧和运气之间找到平衡，不仅要应对对手的威胁，还要应对失控和被太阳吞噬的威胁。超空间是一个惊人的伟大突破。”
布兰德亲自参与了一些太空战斗。“他们会把小按钮垫递给你，然后你就会被吸引住了，”他说。“但这款游戏设计得如此完美，以至于一个幼稚的玩家可以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学会成为一名危险的玩家。”
1972年末，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实施的“太空战争”（Spacewar）可能是现存最雄心勃勃的电子游戏。
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资金来自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ARPA，在那里进行了重大的突破性研究。但实验室里的人也有一种爱玩的天性。不同的办公室以托尔金中土世界（Tolkein’s Middle Earth）的地点命名。计算机房叫做“魔多”（Mordor）。
在布兰德撰写《滚石》杂志的故事时，实验室最近升级到了一台PDP-10计算机，这台计算机比“太空战争”（Spacewar）最初的PDP-1要复杂得多。实验室的首席系统程序员拉尔夫·戈林（Ralph Gorin）后来创建了第一个拼写检查器，他设计了一个升级版的游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下一代硬件。
戈林的版本增加了空间地雷，并且可以选择部分伤害而不是一次命中。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同时容纳五名玩家，并允许一名观众。这就允许了那种混乱的、疯狂的自由杀戮，我们把它与Quake LAN死亡比赛联系在一起。它也允许观众观看。
布兰德当时正在写一篇专题报道，希望借此向全世界介绍黑客文化和人们用计算机做的有趣的事情。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五人“太空战争”（Spacewar）似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他说服了实验室的执行官员莱斯·欧内斯特（Les Earnest），把实验室关闭一个晚上，并邀请学生和研究人员前来参加“第一届星际太空战争奥运会”（First Intergalactic Spacewar Olympics）。会有小吃和啤酒。
布鲁斯·鲍姆加特（Bruce Baumgart）第一次遇到“太空战争”（Spacewar）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学习应用数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游戏的视觉效果。背景看起来像任意的点，但它实际上是对夜空中每一颗恒星在一定亮度下的精确描述。鲍姆加特说：“星际场（starfield）是这场比赛的真正明星”。
鲍姆加特来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从事计算机视觉几何建模的研究生工作——基本上是移动机器人的视觉。许多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的计算机上争分斗秒，他采用了一种莫洛克式（Morlock）的生活方式，这样他就能更方便地使用计算机。“我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工作12个小时，”他说。
鲍姆加特成为斯坦福最好的“太空战争”（Spacewar）选手之一。“很快，你就不会去想按钮了，”他说。“这就像快速打字——你只需看着屏幕上的飞船，让它们移动到你需要它们去的地方。”
他开始限制自己，使比赛更具挑战性。像伊尼戈·蒙托亚（Inigo Montoya）一样，他会用自己不占优势的手来控制局面，给经验不足的对手一个成败可能参半的机会。他甚至掌握了同时驾驶两艘船，每只手握一个控制器。
当关于“星际太空战争奥运会”（Intergalactic Spacewar Olympics）的公告发布时，鲍姆加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太空战争”（Spacewar）奇才了。
比赛当晚，布兰德与《滚石》杂志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一起来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一切对她来说一定很奇怪，但她确实拍到了现场人们的好照片，”他说。学生们和研究人员兴奋地领着她四处参观，展示他们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就像学生们在家长晚会上一样。有一个机器人手臂可以看到它拿起的东西，有可以播放音乐的计算机程序，还有一个六英尺高的架子，上面连着一个摄像机，用来拍摄莱博维茨（Leibovitz）本人的数码照片。鲍姆加特说：“这比柯达公司声称创造出第一台数码相机早了好几年”。
布兰德看到参赛选手人数达到了临界水平，松了一口气。2v2预赛开始了，他有一台录音机，记录下了历史上第一个记录在案的玩家团队聊天和废话的例子。
比赛继续进行到最后的五人混战和大奖战。鲍姆加特赢得了足够多的预赛，进入了决赛。他事先估计了比赛的规模。他说：“你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只有一个人让他担心——戴夫·普尔（Dave Poole），一个彩色的黑客，他将继续创造超级计算机，用于为电影《Tron》制作CG动画。幸运的是，普尔没有露面。
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了，布兰德可以看出，他精心策划的这一奇观将值得永远流传下去。“五名玩家坐在一起大喊大叫，不停地按按钮，这给正在进行的屏幕暴力添加了一种很好的身体暴力，”他解释道。
鲍姆加特非传统的双手训练方案对他很有帮助。人群的兴奋也是如此。实验室里的人以前偶尔会召集足够的参与者参加五人比赛，但从来没有一场比赛像这样在观众面前进行。“有人在一旁看，”他说。“有笑声，欢呼，掌声。”
鲍姆加特赢了，布兰德在他的文章中称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莱博维茨的相机捕捉到了他胜利的瞬间，他咧嘴一笑，似乎要把脸撕成两半，挥舞着控制器，就像黑门战役（Battle of Black Gate）之后阿拉贡（Aragorn）高举着他的剑（Andúril）一样。
他是1972年“星际太空战争”（Intergalactic Spacewar）的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