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 当官就不要想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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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

■专栏|宋庆森

　　毛泽东盛赞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书,并将之作为延安干部整风的读物,其意当鉴于李自成大军入京后所犯错误,以告诫全党不可忘乎所以。今天,《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依然是反腐败研究中被经常引用的经典。我对郭文也颇喜欢,经常翻看。书中这样一段文字颇有意思,这是郭文转引的资料,源于《剿闯小史》: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出长安门外,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科制,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科制之不得人也。”

　　其时,李自成大军刚刚入北京城。大将刘宗敏在吴宅搞绑票,逼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宋献策(引文中的宋矮子)、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头脑比较清醒的。战火还没熄灭,已经在思考后人所说的“赶考”问题了。纱帽(官员)本来是政权的维护者,满朝公卿谁不享受朝廷高爵厚禄,怎么国家有事不为之效力,反而争先恐后地举起白旗呢。不要说对旧主子的感恩,连起码的人情也不顾,崇祯上吊时,只有一个太监在身边。满朝文武都到哪里去了,不但不救驾,先主尸骨未寒,都已争先恐后入新朝拜新主了。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原因很多。宋献策认为,误在重科举制,循资格。这里涉及了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员质量的关系。宋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出不了良吏,只能出劣官、出贪官。

　　中国的科举制创立于隋,结束于清末的1905年。关于科举制是耶非耶,学界一直有争论,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倒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科举制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选官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必然与官场体制、官场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官场中的历史通病——腐败密不可分。

　　科举制诞生,“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平民通往权力中枢的路开通了。科举制使穷酸书生,在一夜间翻身成为了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连的野心在欧洲贵族国家只是欲望,在我们这儿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

　　科举制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坚实基础上,迎合了士子的个人奋斗愿望。从表面上看,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盼头,赢了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输了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怨不得谁。“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读书人都赶上了这座独木桥,一方面是挤得大部分掉下河去,另一方面是没有其他路可走,你想另辟蹊径,只能成为另类,社会不认可。

　　科考内容主要是经义,是儒家那一套东西,儒家讲的是道德。十年寒窗,“吾日三省吾身”,保证良好的品行应该没问题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士子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修身,而是功名,为做官,为发财。千百年来,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士人学子付诸行动,普通民众的脑子里也是认可这条路是正统,其余的路都是旁门左道。

　　科举制使中国人当官发财的欲望成为可能,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人的当官发财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以犀利笔触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

　　“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就是在今天,还有不少人陷于“做官发财”思维定势,比如,痛恨正在“发财”的贪官污吏,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风水轮流转,我也同样当官发大财。因此,根除腐败,必清算这种“做官发财”的传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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