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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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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施一公放弃美国普林斯顿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归国后施一公在清华大学带领的研究团队成果颇丰。2009年，他的清华团队的研究成果已经超过了他的普林斯顿团队2006年巅峰时期的成就。
2015年8月18日，施一公的研究组在《自然》在线发表了题为《人源γ－分泌酶的原子分辨率结构》的文章，揭示了分辨率高达３．４埃的人体γ－分泌酶的电镜结构，为理解老年痴呆症发病机理提供重要基础。
2015年8月21日，该研究组在《科学》（Science）同时在线发表了两篇研究长文报道剪接体的三维结构并阐述RNA剪接的分子结构基础。业内人士认为该项工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2010年5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高考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幼儿时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1971年的春节，我还不到四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二十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
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也从没听母亲说过有任何被排外的经历。因此，尽管在那个贫瘠的农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记事的三年，可是每当说起来，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乡，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亲切与眷恋。
1972年，我们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村里的众多孩子围着汽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亲从附近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这一次，我也随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车开起来后感觉到大风扑面，真惬意！
在驻马店镇住了整整八年。这期间，我开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平心而论，镇上的生活比小郭庄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开始留恋农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这种感情长期跟随着我，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记忆并不清晰的小郭庄似乎是我永远的故乡。
尽管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基本没有再长时间地回过河南，但是那里依旧是让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在美国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河南人，总是感觉分外亲切。海外的华人生物学家当中有不少河南人，改革开放后，以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第一届考试第一名身份赴美留学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国留学生中首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都是河南人。我和他们的交情也因为老乡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出问题。2001年我回国，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最可气的是看电视里的防盗公益广告，地铁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却偏偏让两个扒手之间用河南话交谈！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也更激发了我为河南人鸣不平的愿望。还好，还算有人主持公道，通过写书为河南人讲理。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边读、边笑、边生气！虽然书里讲述了许多对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误解，但书中的例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顺便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肯灵顿滑雪场滑雪，碰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地聊起来。我很自然就问道：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我说：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我听后感慨良多：咱们至少都是中国人吧！不是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吗？
另外一次是去中国南方某高校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我：施教授，哪里人？我答：河南人。他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您祖籍是？……我如实报告了爷爷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却绝口不再提河南，真让我哭笑不得。
回国不久的一次聚餐时，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位河南老乡。此君妙语连珠，因为同座的还有几位山东老乡，他就拿河南和山东比较，现摘录如下：
——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反正吧，我是这么觉得：山东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河南也是如此。
闻言莞尔。其实全国各地，又能差多少？
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我有将近11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的。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说，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贬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后记：此文写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37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我爷爷施平出生在这里。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解放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得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很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一心为公”，选择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致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顿完毕后又把照片悬挂在最显著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往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颠簸，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跟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会合，到达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味道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在去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我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是也很少会表扬我;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珍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扯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找父亲来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加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几乎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鲜。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很开朗、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从小父亲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是也很少会表扬我;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我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美味庆祝。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自行车道上，当疲劳驾驶的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们，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去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其实直到父亲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18个春秋。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大学。外面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是我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父亲的八十岁冥寿。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亲的出生地——开会。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赶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叮嘱儿子一句话。27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但回头看，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是为了什么？我相信不少家长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作为院长也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这里讲上大学其实不只包括本科，也包括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甚至在你这一辈子的过程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为了学技能、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
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我觉得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我拿今天的两位演讲嘉宾来说事儿。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00年夏季，话剧《切格瓦拉》让整个北京沸腾了；2001年，清华校园也沸腾了。听说过切格瓦拉这个名字吗？切格瓦拉是一位革命英雄，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读了医学院，本来可以做医生，可以挣很多钱，可以买洋房，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于是去古巴参加、领导了革命以后，输出革命到非洲又回到美洲在玻利维亚继续领导革命，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被杀害。
徐彦辉博士当时应该是学生辅导员，激动得难以自已，他找到我说，“一公，我很纠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如此之混乱，大家拼命去挣钱，又有腐败现象。看到这些社会弊端，我作为一名博士生，空有报国之志，真想做点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我跟他说，“彦辉，我长你10岁，我恰好经历过你这个困惑期。我告诉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学问。你记住，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到那时，你一定会承载起这个社会发展的重任！我只怕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再有今日的沸腾心声，不再有现在这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气儿，而变得淡漠和世故……如果那样你就真的堕落了，你就愧为清华人了。”
当时徐彦辉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我也很激动。但我也真的担心他十年之后会被社会同化，被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同化。我很高兴徐彦辉接受了我的建议，他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在从事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我觉得他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对社会的承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的另一位嘉宾邓锋先生是企业家。他作为一位清华的校友、清华的学生，完全尽到了他的责任！邓锋一直在回馈社会、帮助清华，也帮助我们生命学院、医学院。我相信很多人挣钱比邓锋多，但是不一定愿意无私地拿出这些钱来培养下一代的清华学子。
其实我挺感慨的。我6月中旬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河南省驻马店，到一所农村留守小学，和那里的小学生一起吃一起住，接受教育。尽管这所小学已经得到当地乡政府的关照，但是条件还是很差，如果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你不会知道条件有多艰苦。孩子们很受教育，我也很受教育。中国是一个发展如此不均衡的国家，当你们在这里、在清华可以享受所有的优势和优惠的时候，你们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我需要做什么回馈社会？
有些学生，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其实我告诉你，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你看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清华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找一份工作，实在是很狭隘？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大学培养你的就是价值观，我希望大家都树立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个毕业季，我想对我们毕业生说几句话：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希望每一位同学真的不要辜负你的老师、你的家长和那些对你充满期望的人，中国要想腾飞的话，一定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我们清华人的奋斗目标从来不是、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找一份惬意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也要有一个大我——即便在困境，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做事的时候要做到极致，不留下遗憾。生命就是体验，既然体验只有一次，何不做到极致？
本文转载自“河南政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