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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父亲“三件礼物”成就的“驯火者”

2016-04-18 张漫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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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5日,梁启超之子、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出席梁启超纪念馆重新开放仪式。当日,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梁启超纪念馆经过9个月的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新华社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张漫子 

  4月14日上午10时52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之子梁思礼在京逝世,享年91岁。他是中国首枚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 


  4月15日,在梁思礼生前的北京寓所里,亲朋及同事温和地追忆起他的生平,就像在谈论一场寻常的离别。

  “不要放哀乐,不必悲痛和沉痛。”最后的希望被他写进遗嘱,生前爱听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循环播放。

  先生的遗像悬挂在墙壁中央,从各地赶来的老人和年轻人带着过去的故事造访。

  其中,有父亲梁启超陪伴的五年,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五年。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深得梁启超宠爱。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使之成为专属梁思礼的礼物,还特许他到书斋“饮冰室”里来。

  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只要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父亲梁启超对梁思礼的昵称),就心头痒痒。

  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太久。梁思礼5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梁思礼中学毕业赴美留学,25岁归国为国效劳,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此后86年,陪伴梁思礼的是父亲留下的礼物。

智仁勇,父亲教他面对失败的法宝 

父亲教我“智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回忆中的1949,拂去历史烟尘,露出一幅隽永画面。

  9月的一天,一艘大船缓缓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归心似箭。8年来,饱受战乱、满目疮痍的祖国,没有一刻不萦绕在他心头。

  二十天后,就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即将靠岸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响彻长城内外。梁思礼将手中的礼帽抛向天空,欣喜若狂朝对岸眺望。

  “码头上,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颤抖着,含着热泪,用双手迎接我。我知道祖国母亲也在张开双臂,等着我。”归来前的煎熬,归来时的喜悦,永远刻在梁思礼心上。每回忆一次,梁思礼便哽咽一次。

  归国后,梁思礼面临的极为窘迫的局面: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

  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

  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的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一心要把导弹送上天。但现实是: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料,四没厂房,白手起家的科学家的每一丝获得,都像是在废墟堆里等待萌芽。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从第一次试射起,一个又一个十年,无数次的失败。

  可越是“摔”得痛切,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人类心理的知情意,其发达圆满的状态就是“智仁勇”,即如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人要想成事,须得有遇事能断的智慧,一不忧成败,二不忧得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当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为碧海染上一些浅绿色;当搜索飞机旋翼逐渐贴近海面,粼粼波浪、碧海、翠绿相映成画,新中国的航天人才闪着泪花、由衷赞叹这美景,“太美了,太美了,我们打成了!”


梁思礼长期从事火箭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先后完成了平台——计算机制导方案,为我国惯性制导系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他领导了配套的CAMAC元器件及系统的设计和生产,使火箭及卫星测试设备实现了模块化、标准化和通用化。这是梁思礼在运算中心指导工作。新华社记者白连锁摄(1994年4月6日发)

报国,父亲留给他的难忘教诲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父亲的话不时在耳边响起 

  有人打趣他,是如何从无尽的失败中挺过来的?

  梁思礼说,“就是要做下去。许多事没有理由,比如说报国。”

  刚到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17岁的梁思礼与家里断了联系。也许没有人能想到,出身名门的梁思礼也曾为生计,为了养活自己,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当过水上救生员,甚至裹着大衣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冬夜蜷居在储藏室。

  那个时代的中国游子又如何奢求礼遇?烽火中的中国风雨飘摇,整个民族都陷入水深火热。

  不管怎样,大洋彼岸的梁思礼,还是听到了“工业救国”的声音。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只为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以便早日学成报效祖国。1949年夏,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橄榄枝。面对诱惑,父亲的话又一次在耳旁响起:“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

  “五花马、千金裘”没有稀释赤子热血。梁思礼在一片挽留声中选择了回国,而他的同窗好友林桦,选择留在美国,俩人从此分道扬镳。数十年后,他们中的一位成为波音宇航公司首席科学家,坐拥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而另一位成为原中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住进普通的单元房,工资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后悔过当初回国吗?梁思礼的回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制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父亲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在梁家,报效祖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们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掩埋的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

  “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


梁思礼和中国航天员在一起(资料片)

有趣,父亲送给他的人生锦囊

他的生活永远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天生就会“找乐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

  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

  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有趣,是父亲留给他的人生锦囊。梁思礼时常想起父亲的话:“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威廉·退尔序曲》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

  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

  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而他对祖国的热忱,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却留了下来。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弥留之际,萧伯纳的这句名言被他念叨多遍。离死亡越近,留下的只言片语越被珍视,越耐人寻味。

  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也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目送他远去的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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