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 | 过于理想化的农村
文 | 张丰
贾平凹的新小说《极花》似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庄就消亡了。”这样的话，受到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批判，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并不是贾平凹要表达的意思。作为小说家，他触碰拐卖妇女这样的现实题材要冒很大的风险，即使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知道买卖妇女是违法行为，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如此。贾平凹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剥夺和忽视，谁来听听他们的呼声呢？
他注意到了城乡之间的裂痕，用小说来展现它，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看法。贾平凹在农村生活了19年，后来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才开始城市生活。和很多作家不同，贾平凹对农村是有感情的，他在为农村进行一些辩护，当然，这些辩护很多时候显得比较荒唐。贾平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作家，他更多是一个“文人作家”。他喜欢书画和文人趣味，《废都》中的庄之蝶有几分他的影子。
因此，他经常提到的农村，是一种想象的农村。从《极花》中还是可以看出贾平凹理想的农村是什么样的。他提到一种植物，叫血葱，和别的葱不一样，这种葱味道特别冲，吃了之后会大大增强性欲。贾平凹理想的农村，首先就意味着一种超强的生命力，或者说超强的性欲。他对农村光棍的同情，或许也与此有关。
另外，贾平凹还在农村中寄予了他的文化理想。《极花》中所写的那个老爷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天都在琢磨那些字典上没有的笔划在五十画以上的汉字。他是村里真正的权威，这种文化权威要高于村庄的政治权威和那些暴发户的经济权威。他负责解释一切，最终，为胡蝶找到臣服于农村合理性的，也是这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就是贾平凹心目中可以弥合城乡裂痕的答案。现实中，这样的老爷爷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天机老人”，融合了私塾先生、算命先生和乡土宗教领袖这三种传统文化中的身份，即使在传统社会，也难以找到。
贾平凹（来源：网络）
乡土社会的文化权威，过去是私塾先生。那时的识字率还很低，农民很少有读书的，但是他们敬重那些读书人。私塾先生不仅可以教孩子们读书，同时也是孔孟之道的传播者，是乡村道德法庭的仲裁者。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私塾先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的是乡村教师，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乡村教师虽然清贫，仍是农民最信赖的权威。他们和村长这种政治权威一起，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私塾先生可以代人写诉状，而乡村教师，则可以帮人写信、读信，这其中都有一种对文字的崇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伯父还是民办教师，他是村里写字最好的人。每到大年三十，他都会帮村民写对联，我则是他最重要的帮手。我负责裁纸，把写好的对联按照顺序放好，揣摩上面的对联，能感受到汉语对仗之美。邻居们却并不太在意这些，他们很粗心，回到家中，往往把上下联都搞反了。写对联的工作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对伯父来说，这是非常神圣的，来求字的邻居对他都非常尊敬。这样的尊敬，往往也会延续到日常生活中。
我那时有一个梦想，自己修房子，一定要在大门上贴上自己拟的对联。如今只记得横批是“书香门第”，上下联都搞忘了。其实，不管是伯父还是我自己家，都没有什么藏书，整个村子都没有。我的祖父曾读过私塾，他念到了《大学》和《中庸》，但是等我懂事的时候，早就没有私塾的影子。几个村子一起，修建了一个小学，一度是泥房子，到上世纪90年代，才改为瓦房。我小时候理想的农村，贾平凹有点相似：寄予一种并不存在的理想。
农村的希望，不在于那虚构出来的“天机老人”，而在于真正扎根农村的青年。在普遍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扎根农村的青年，已经非常少了。他们能够驾驶各种农用车，这让他们和老一代农民有所不同。他们了解城市，把房间布置成电视中城里人居住的样子，虽然往往会落后十几年。他们唱着城里人唱的歌曲，只落后一两年。不久前，我在一个视频网站上竟然看到了村里一个青年上传的视频，斗狗，血腥，我很不喜欢，但他会上传视频这件事，却领先我几个月。
传统的农村不会存在了。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不在乎农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迟早也是”，这句话中的城市霸权跃然而出，但某种程度上却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再完美的城市化，也不能把农民都变成城里人，但是却可以让农民在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上，跟随城里人。有时晚个三五年，有时只晚三五天。像贾平凹这样站在农村的立场上写作的作家，以后不会再有了。我们将孤独地站在城市的街道上，装模作样地怀念，有时还不得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