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送别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
远在深圳，7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
25日凌晨1:30分，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杨绛先生和父亲说：“你九十大寿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过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亲过百岁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杨绛先生的贺卡：
好一尊老寿星。
多福、多寿、多子、多孙
一家人和和顺顺无比温馨。
今日寿星百岁生辰
料想贺客盈门
人人喜笑欢欣
我也一片至诚
祝贺您
万福万寿万事如意称心。
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对这段行程有过记述：他们是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经是2月27日。费孝通（父亲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重校友）接站，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过未名湖，父亲等三个男生住进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备斋，杨绛先生与周芬住进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俩个了。”
父亲向我讲过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亲是湖州同乡，中学时就曾一起结社，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国留学的父亲同一年，他俩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返回祖国。沈福彭先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讲台，1979年错案才得以彻底纠正。
杨绛先生和父亲回忆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孙令衔先生，他是钱钟书先生的表弟，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妹妹杨青结为夫妻，和我们家同住在燕东园多年。孙先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国任教，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文化革命中不堪凌辱，自杀三次未遂，历经折磨去世。
杨绛先生和父亲感叹五人中他俩是幸存者。
杨绛先生写的书，父亲每本必看。最早的《干校六记》，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和母亲说：“季康写的，一定要看，文笔太好了。”当时，我还没有把“季康”和杨绛先生对上号。
杨绛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台湾面世，1989年初三联书店出了样书。我那时已经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记者了。杨绛先生是看在我父亲老同学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让我完成了对这本书的报道。
第一次见到钱钟书伉俪的情景，我永远难忘。
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
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我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钟书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报道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杨绛先生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我送的第一本书。”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通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钟书先生，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钱先生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地大谈“比较”。
钱钟书先生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拔出来！”
在一旁的杨绛先生，马上伶俐地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的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
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父母亲从此和他们有了联系。通过我的信互相传递着问候。
钱钟书先生的签名很独特，三个字合一。他用毛笔写，杨绛先生用钢笔写，一手娟秀，柔中有刚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亲病逝。这以后，杨绛先生还时有信函问候父亲，7月酷夏，她在信中说：“请问候你爸爸，天气闷热，希望他善自珍摄，你自己也保重”。
1998年钱钟书先生病逝。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我们仨》。
这本书刚一面世，父亲就催着我们马上买回来。这本书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很长，经常不忍卒读，长长叹气。反复看完以后，他让我们收起来，此后再也不去翻动。
2009年以后，杨绛先生和我父亲开始通信往来，她给父亲寄来几张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这是那一年拍摄的。其中1997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
“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钟书在医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医院）女儿在西山脚下医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学校、医院和女婿都一直瞒得紧腾腾，我以为她的病一定会好，到病危时方才告诉我，但我还是很镇静。”
父亲反复看，喃喃自语：“季康啊，季康。”
2010年7月16日，父亲百岁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父亲特意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灵光，没有多谈，但从父亲的第一句问候：“季康，你好勿啦”，两人就开始用吴侬软语交谈。
三天以后，父亲因肺炎高烧住院，三个月以后，10月23日父亲病逝。
所以，这是父亲生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
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高烧时曾有幻觉，总觉得他对面的墙上有字。其中幻觉之一：他问：这是季康的信啊，你们回了吗？
父亲收到杨绛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大约是在当年5月里，信挺长的，两页纸说了不少老古话忆旧，还问了一些当年的问题，杨绛先生特意说明：“你不耐一一回答，让你任何儿女代答，或打个电话就行。”
父亲办事从来认真，何况是对老同学老朋友的来信，于是他口述，让我妹妹代笔回复，还特别叮嘱我看看，话说的是否妥当，回答的问题有否遗漏。
回信早已发出。但冥冥之中，父亲最后还在牵挂。
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
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