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 | 情牵携手到白头——听杨绛谈钱钟书及家事
这是闵捷在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去世时发表的一篇特稿。回想当年采访杨先生的情景，闵捷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淡定。“记得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沙沟国务院专家楼正在整体装修，楼里不时传来装修中的各种噪音。水泥地，旧式沙发，三屉书桌，在90年代末的家居装饰中已属朴素到极致。而对于免费换窗、刷墙、铺地板的‘福利’，杨绛坚定地拒绝了，她对于宁静生活的安之若素让她对任何物欲的打扰都避之唯恐不及。她的简单、超脱、淡然、从容，既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养生秘诀。”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仙逝，在中国女作家中，她无疑是最长寿的。
钱钟书先生和夫人杨绛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新华社发）
情牵携手到白头
——听杨绛谈钱钟书及家事作者｜闵捷
常以妙语惊人的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1998年12月19日以88岁高龄驾鹤西归，带着他的智慧和满腹经纶，告别了人世间这座重重叠叠的“围城”。
钱钟书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只有二十几位亲友参加，包括钱先生的女婿、外孙、外孙女、学生和朋友。按照钱钟书的遗嘱，家人婉辞了花篮和挽联，甚至没有哀乐伴随。摒弃一切世俗套路，安安静静地离去，这正是钱钟书的风格。
在送别的最后一刻，与钱钟书相守六十余年、现已八十七岁的杨绛女士，执意要“再站两分钟”。她默默地站在那里，时光在那一刻仿佛凝住了，那一种想念，才叫刻骨铭心。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圣诞前夕，笔者有幸造访钱钟书、杨绛夫妇在北京南沙沟的家，那时钱先生已经住院，杨绛女士坐在那个米色的帆布沙发里，忆起许多往事。那时的情景，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1997年12月，北京西城三里河，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是国务院的“部长楼”和“高知楼”。钱钟书、杨绛夫妇就住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的杨绛（新华社发）
事先约好，登门拜访时，杨绛友善的笑容已迎候在那里。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她当时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衫，棕绿色的马甲，灰白发随意梳拢，自然从容。眉宇问，当年的灵秀与超然脱俗依稀可见。她的手绵软而温情，却又是柔中有刚，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尽在无语中淡出。
大约20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布置得简朴自然，安逸舒适。采光最好的位置，放了两张书桌，桌上堆满了书稿。靠窗的一张，是杨绛的；背靠暖气的，属于钱钟书，自他1994年住进北京医院，这张书桌已闲置多时了，笔筒里放了七、八支毛笔，旁边放着四方砚台。
沿墙皆是书柜，典籍林立，以外文原版书和《十三经》、《佩文韵府》等古文书籍居多。一对旧式沙发，米色的帆布面已洗得发白。看得出，这一对多年来在精神世界里漫游的老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如此的清心寡欲，而那一摞摞的书稿，分明在诉说着他们积年累月的默默耕耘。
据杨绛介绍，钱钟书九三年春动过一个大手术，去一肾，住了两个月医院。一九九四年八月初再度住院，动了一个小手术。手术很成功，不料却引发了一场大病——肾功能急性衰竭，经抢救后作透析，两、三个月后渐渐恢复。据医疗专家说，—般透析很容易产生依赖性，以致频率越来越快。但钱钟书是个例外。后来他的肾功能慢慢地完全正常了，不过大病之后身体还很衰弱。这一病，就拖了四年。
杨绛每天下午前去探望，并经常带些钱钟书爱吃的菜肴。这一对文坛伉俪，多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几经沧桑，而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堪称典范。
杨绛旧照（来源：网络）
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原也经常到医院看望，但是，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一九九五年底，她在爸爸的病房里忽然感到腰痛，以为是扭伤了背脊。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校方对她的健康非常关心，且非常负责。经学校保健单位安排，一九九六年一月，钱瑗住进北京西郊温泉的一所医院，后经北京几家权威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扩散到腰椎。当时医院、学校和钱瑗的丈夫怕影响钱瑗的情绪，也不愿她的老父老母担忧，所以向他们三人封锁了病情。
钱瑗住的医院比较偏远，但她的床头有一部电话，每天可与妈妈通很长的电话。杨绛也经常前去探望，每天替父女二人传递消息。钱瑗情绪乐观，她的学生、朋友们也常去看她，她很开心。
杨绛是九六年底才知道女儿的真实病情的，此后她多次去医院探望，母女俩默默相守，难舍难分。到一九九七年三月，钱瑗感觉嗜睡，她对前来探望的母亲说：“妈妈，我只想睡觉，睡着了真舒服，不要让人叫醒我。”
去年三月四日，五十九岁的钱瑗在浓睡中安然辞世。
病中的钱钟书是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杨绛开始每天找托词，但钱钟书虽然行动不便，思维依然清楚，他本是灵性很高的人，自然有所察觉。后来实在瞒不过了，杨绛想，告诉他是很残酷，但不告诉他更残酷。于是，她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慢慢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钱钟书。
钱钟书与杨绛毕竟都是旷达之人，但是女儿去世对病中的钱钟书依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一度心情沉重，但想到女儿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钱先生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家中，不想却成了一桩未了的心愿。
瘦弱的杨绛老人，在丈夫住院和女儿过世的双重压力下，坚强地支撑着这个文学之家。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有时甚至夜里两点钟才就寝。
中国的钱钟书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一九八六年，作家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九八九年，郑朝宗，周振甫、黄裳、傅璇琮、舒展、陆文虎等人，在北京酝酿创办《钱钟书研究》刊物，成立了《钱钟书研究》编委会。
钱钟书本人不提倡搞所谓“钱学”，他曾说：“不懂什么叫‘钱学’。”“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他自己“期期不愿与闻”，也极力阻止别人研究，但劝阻无效，最后只好不置一辞，任由别人去研究了。
对于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言，杨绛觉得大不以为然。比如，有人在书中写道：“钱钟书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书上还说：这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两句伤感情的话。”据某一本书上说，这话是周某人说的，周某已去世。另一本书上又提到这句话，说周某是听到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李赋宁是北京大学外文系的教授，还健在。有人问到他，李赋宁大吃一惊，他说：我从来没说过这话，从来没听到钱先生说这话。我也绝对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话。李赋宁为此还写了正式声明。可是这种谣言再三再四地传播，读者都信以为真。有的文章还根据此话说钱钟书生性刻薄，得罪许多人，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了。”据杨绛说，实际上这种失实的报道多不胜举。
杨绛在家中（来源：网络）
钱钟书一九一零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一九三五年与杨绛结婚，携妻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旅欧期间又与杨绛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一九三八年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副院长等。著有长篇小说《围城》，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以及中短篇小说和诗作若干，其文学成就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目前，三联书店正在出版《钱钟书集》。杨绛在为该书所作的《代序》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赏析。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
杨绛最后说：“钱钟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但是，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听说杨绛近来身体很弱，我打电话到府上问候。她学生的学生田女士说，近来闻讯赶来探望的人很多，电话整天不断。而杨先生身体很弱，所以总是她代为接电话。钱先生故去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给杨绛很大的打击。她请关心体谅杨绛先生的朋友等她的情绪过一过再去探望。我想起杨绛说过的一句话：“我和钱钟书都是豁达之人。”她在钱钟书的遗体告仪式上还说过：“钱钟书得享八十八高龄，最后没有痛苦地去世，应该说是‘喜丧’。她老人家能如此豁达，对大家也是一个安慰，我们衷心地为她祝福。
注：本文选自闵捷著《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一书，新华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