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偏远乡村，他们用这种模式“扶贫”
比耳村“为村”团队：依次是石小波，米丹，米微，石亚明，龚辉，龚家文，邹志富，龚富财（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李坤晟
下班后，米丹回到宿舍，边写微信公众号的推文，边哭得稀里哗啦。
这个1991年出生，几周前刚从大学毕业、在深圳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湖南女孩，是家乡湘西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村的微信公号管理者。
和她一起经营这个村级公众号的还有另外6个比耳村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已离开村庄，通过微信公号和微信群，参与家乡发生的一切。
6月20日，里耶古镇酉水河决堤。米丹时刻关注着微信群里的信息，“在湘西为村群，大家倡议一个村给里耶镇免费供灾民晚餐的饭店配送一天食材，报名的村子很快就排满了一周，群里24小时都有新消息，平时跟你聊天开玩笑的人不断晒各种募集物资的照片、捐款的照片……你看到这些就觉得好感人、好温暖。”她把让自己落泪的种种写入微信公号文章，推送给比耳村的村民。
创建比耳村为村群的，是湖南湘西州扶贫办调研科科长唐其昭。在他的倡导下，湘西州十多个村子参加了腾讯基金会的“为村”项目，有了自己微信群和公众号。这个从事农村扶贫工作多年、去年以前从没用过支付宝、也不了解微信群的地方扶贫干部，现在是整个湘西州互联网扶贫最积极的推行者与实践者。
“我知道互联网可以扶贫，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曾有做电商的人跟他说，让老百姓按标准生产农产品就行，别的什么都不要管。“过去是实体商赚农民差价，现在不过是换成电商赚这笔钱，老百姓还是处于赚不到钱的位置，还是远离市场处于盲目生产的状态。我想找的是村民自己广泛参与的平台。”
帮唐其昭找到平台的，是在腾讯基金会做了8年互联网公益工作的陈圆圆。为探索互联网公司如何以企业核心能力助推乡村发展，几年前，她放弃了腾讯企业社会责任总监的职位，跑到贵州山村挂职，“为村”模式就是在一连几年的下乡生活中一点点摸索成型的。
企业职员、扶贫干部、普通村民……移动互联时代，不同身份的人们正围绕乡村搭建一种新关系，他们为同一使命各自努力也寻求配合，偶有争执又互相推动——用移动互联网改变村庄。
龚辉、唐其昭、村支书龚家文、村主任石宗兵（受访者提供）
一场试验：
互联网企业的乡村公益探索
“我们证明了可以用互联网为乡村连接情感、信息甚至财富”
2008年，腾讯员工陈圆圆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公司公益项目，试图为家乡贫困地区的一所农村小学拉笔钱，建座教学楼。项目执行中，当地政府提出想把建楼钱挪给其他学校用，协商未果，项目失败。
第一次操作公益项目，陈圆圆领悟了一个道理：“做好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成”。企业公益行为涉及很多环节，受制于各种不可控因素，想做好绝不简单。这次不成功的经历，也让她深度参与项目，进而由业务部门调入腾讯基金会，成为一名公益项目的职业经理人，从此研究起如何用互联网助推乡村发展。
“早几年我们没有用上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能力”，这是之后几年，她在总结所做公益项目时常发出的感叹。腾讯早期在农村做公益的方式大都是捐助学校，能体现出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大概只有捐建宿舍、教学楼之外，他们还捐电脑和多媒体教室。
一个互联网巨头，只能用这种方式做公益吗?为寻找“互联网+农村”的新公益模式，2009年，腾讯基金会发起筑梦新乡村项目，计划在5年内投入5000万公益资金，定点云贵两县一州进行探索。这次，除了捐钱，他们还把优秀员工派去贫困乡村挂职，提供扶贫智力支持，又跟地方政府合作办各种活动，网上海选艺术节节目、网上票选荣誉村民……
“活动都很成功，也算用上了互联网，但结束就结束了，没法持续发展。”陈圆圆说。“2011年我们整个新乡村项目都陷入瓶颈，挂职干部们带回来的项目虽好，但也还是传统捐赠型的公益项目，几年下来，几千万捐出去，我们始终没用上自己的核心能力去帮助农村发展。”
在基金会考虑是否还需要继续这一项目时，2011年7月，陈圆圆辞去企业社会责任总监的职务，申请去贵州省黎平县挂职。三年后，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在国家级贫困村黎平县铜关村展开。
2014年11月，腾讯基金会联合黔东南移动、中兴通讯，一起启动了这场试验：移动公司投入100多万元在铜关村建起一座4G基站；中兴通讯为铜关村捐赠了209台智能手机；腾讯基金会给报名申请智能手机的村民进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培训。黔东南移动还向培训合格的村民每月赠送1G网络流量，连续20个月，鼓励他们学会用手机上网。
这个少有人知的贫瘠山村以光速投身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国第一个村级微信公众号在这里诞生，村会计在公众号中公开账目，村民在下面点“好评”“中评”“差评”；村支书在公号里写支书日记，村民在后面点赞留言或评论。低保评定结果在公号里公示后，有意见的村民在微信群激烈讨论，村干部在群里回答疑问，解释政策解释到凌晨四点。年轻媳妇们尝试了网购，60多岁的老妈妈学会跟远在东莞的儿子视频聊天，有村民开始用微信卖自家的土特产和手工布艺产品……
“我们证明了可以用互联网为乡村连接情感、信息甚至财富。移动互联网的介入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一个非常偏远的乡村。”主导这场试验的陈圆圆说。他们终于找到发挥腾讯核心能力的“互联网+农村”模式：建设基层乡村的移动互联网能力，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搭建属于乡村自己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为乡村发展连接各种资源，让村民自己创造各种可能。
2015年8月，以铜关模式为基础，腾讯基金会向全国推出“为村开放平台”。
回想当年穿着解放鞋在村里跑家串户的日子和项目差点失败时的无奈与不甘，陈圆圆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今天我们真的看到了曙光和希望，让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变革正在发生，而最让人激动的是，我们正身处变革之中，这是怎样一种难得的机遇和幸运，不能辜负这份时代赋予的责任。”
村里的二维码（受访者提供）
一堂扶贫课：
地方扶贫官员的思考
“他的产品要进城，孩子要进城，生了大病要进城，他就需要互联网”
2015年秋，陈圆圆应邀到国务院扶贫办深圳培训基地给全国各地的扶贫干部、乡镇长党委书记讲课，湖南湘西州扶贫办干部唐其昭坐在下面听，这次培训原本没有他的事，但听说要讲互联网扶贫，他向领导和组织方争取多要来一个听课名额。
陈圆圆讲了一个铜关村的故事：有人耕牛被盗，失主在微信群里发出追偷牛贼的信息，村民们在群里提供线索，半小时后，30多个民兵在山坡上截住了被盗的牛。这让唐其昭大受触动，他想起湘西农村曾发生过人死7天没人知道的事：祖孙俩相依为命，奶奶去世后，幼小的孙子趴在奶奶身上7天才被发现，“而人家牛被偷了居然还能靠微信群找回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推广?”
培训结束几周后，陈圆圆收到唐其昭发来的一个2000多字的文档，讲了他对铜关村互联网扶贫模式的理解，和在湘西推广这种模式的方案。
长年在地方挂职的陈圆圆，对地方基层工作人员形成了并不积极的刻板印象。在讲课的时候，她对自己的演讲到底能多大程度触动学员并没有抱太多信心。
“我很吃惊。他(唐其昭)完全消化了我们这套东西，并且添加了政府方的思考，听我课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能想得这样透彻。”
但陈圆圆当时对唐其昭仍然有所保留。贵州的项目看似硕果累累，但她知道，铜关村是腾讯基金会为村项目组倾力推动的结果。当地主动脱贫意愿、利用互联网脱贫的能力尚有不足。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腾讯的支持，铜关村项目很可能难以为继。但全国千千万万个村落，腾讯不可能用同样的力度去支持。“我再也不可能花几年去挂职驻点了。”陈圆圆说。
于是，她用很公关的口吻告诉唐其昭——方案不错。你们先推推看。加油!
陈圆圆没想到，这位个子小小、年逾五十的基层干部，最终能给她惊喜。
唐其昭坚定地认为农村扶贫必须发展互联网。“扶贫搞产业，发展产业的人哪去了?都去打工了，首先你要找到这些劳动力，这需要互联网；卖产品不能用物质短缺时代那套思维搞，要知道别人需要什么，这些信息要靠互联网；知道市场要什么，老百姓生产得了吗?你可以搜互联网看视频学技术，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花钱跑去外地。”
他说起城市与农村居民的差距，指出互联网扶贫的重要并不局限于卖农产品赚钱，“网上订票对你们是家常便饭，我们乡下人很多搞不好啊，因为村里没有互联网。农村人需不需要建互联网?这要看他需不需要进城，他的产品要进城，他的孩子要进城，他生了大病要进城，他就需要互联网。”
几经努力，唐其昭的报告受到州领导重视。2015年9月，湖南湘西州在7县1市试点“互联网+贫困村”扶贫开发新模式：“湘西为村”。他们在试点村实现光纤入户和全村WIFI覆盖，选取各村有能力的村民当“带头人”，建立村级微信群和公众号，进行村务公开、打造乡村品牌、销售农副产品……
龚辉和父亲龚家文（受访者提供）
一支村级互联网团队：
回报故乡的年轻人
“当你获得的东西到一定程度，你一定要去回报。这是一个轮回”
在推广“为村”时，很多基层工作人员都有这种想法：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到我们这里来做项目，给些投资和资金支持不是理所应当?
但有了铜关村的经验，陈圆圆认为，长久之计是尽量靠村民自己的努力。
唐其昭常在各村微信群里潜水，观察谁发言有水平，对家乡有情怀，然后就想办法劝说对方加入“为村”团队。
“我总结了一点，在农村建互联网，必须跟村干部是两套人马，村干部村务太忙，一套人马搞不好，“为村”团队必须是一群年轻、有文化、有激情，懂得回报村庄的人。”
湘西州第一个得到“为村认证”的村庄比耳村，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这支组建于去年年末的7人小队，包括一个70后，两个80后，四个90后，其中两人在镇上工作，另外五人都在外地。
带头人龚辉是团队中最年长的70后，个子不高，干练敦实。他在里耶镇上开着一家酒店，有一定经济实力。
唐其昭在当地搞了一次“为村”培训，地址恰好选在龚辉的酒店，两人偶然相识。在交谈中，唐其昭觉得龚辉是可以信任的人。
现在比耳村公众号的每篇文章，都出自7人之手。最近一次推送的里耶救灾文章，由在北京做旅游规划工作的邹志富、刘洳含策划，编辑是在郴州做文员的米微、在深圳机场工作的米丹和在长沙做广告设计的石亚明，“二当家”龚富财提供现场照片。而龚辉负责全面协调指挥，包括直接与唐其昭联系。
“每篇推文，我们都一起讨论修改，最多一次，一篇文章我们修改了16次。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经常搞到夜里很晚。”米丹说。
比耳村“为村”团队的7个人，过去并不都认识。“我知道有这么几个大学生出去了。但之前没有见过。”带头大哥龚辉说。
加入团队时，米丹还在读大学。但是唐其昭认为，建设“为村”的最佳人选——在校大学生心无旁骛，又有家乡情结。
因为米丹在比耳村“为村”新建立起的微信群里问了几个相关问题，被龚辉留意到。于是，对方问她愿不愿意一起为家乡做点事情。
现在，7人团队是最亲密的战友。2016年春节，在网上并肩作战两三个月后，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说起每个人对家乡的情感与愿望。
米丹说她已经记不清当时大家都说了什么，好像就是开着玩笑畅想，谁要为村子做旅游规划，谁负责拉客户，谁找市场，谁找人脉……最让她感动的是老大龚辉的一句话，“他说当你获得的东西到一定程度，你一定要去回报。这是一个轮回。你的家乡、你的父老乡亲就是回报的首要对象。”
“我们在外面，说起要为家乡做贡献，一些人会觉得你在装，其实很多年轻人挺愿意为家乡做点事的。”米丹说，“过去村里的大学生出来后没有机会或平台，生活和家乡变成了两条线，但现在，哪怕我转发一下自己村子的推文、分享村里的微店，就可能有人买点东西，我们村的村民就能受益。”
做公众号、策划活动，找运营商做光纤入户，教村民用微信……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慷慨地支配着自己的业余时间。
几个月前，村里拉光纤网时出了故障，龚辉和龚富财一家一家上门解释、维修。“我们在外面，他们总报喜不报忧。当时我正好回家休假，跟着他们从早上9点走到晚上10点多。他们在村里算成功人士了，平时很受尊重，那天，看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背着全是工具的双肩包，被有的村民说一些难听的话……我走在他们后面特别想哭。”米丹的声音发颤，“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背坏了好几个双肩包。真的，如果不是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撑下来的。”
这是陈圆圆在铜关村试验后，一直寻找的状态。虽然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答案，但比耳村的成绩还是给了她信心。与之相比，铜关村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了一批能熟练利用移动互联网的年轻人。
唐其昭也说，现在有外地的扶贫办工作人员向他讨经验。但他一听那种自上而下的旧模式，就连忙摆手说，你们那样不行。
现在，在比耳村，村支书说开会的次数少了，过去需要开会通知的事情，现在可以用微信群，第一时间让村民们知道。村主任石宗兵是最爱用微信群的人之一，作为县科技局技术特派员，他经常用微信群发布病虫害消息，回答村民的问题。吃完饭打牌的人少了，看电视剧的人多了，过去电视台一天只播一两集的剧，互联网电视可以想看几集看几集。有人通过微信公号知道比耳村出产脐橙找上门来，有村民以高于合作社收购价3倍的价格在网上卖掉了2万多斤橙子……
唐其昭最得意的是，现在与比耳村一河之隔的比耳镇还向比耳村讨发展经验。“过去我们穷，一天三餐都是红薯。当年对岸取笑说，不用带手表。傍晚，我们洗红薯的木桶哐当哐当响，他们就知道该放工了。”70后的龚辉回忆说。
今年6月20日，里耶镇遭遇特大洪水。龚辉马上在微信群里通知，他的酒店为受灾的父老乡亲提供免费晚餐，还成立了湘西“为村”救助站。
微信群里全是大家相互打气鼓劲的话语。记者在比耳村公众号里读到的信息是：救灾期间，龚辉的酒店协助政府对镇区受灾群众进行救助，在一周内，同时为其他11个救助点配送食材，还把受捐物资派送到里耶政府廉政食堂继续支持救援工作。
“我们都觉得‘为村’这条路很长，不可能一年就走到多高的高度，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摸索，但我们团队都不急，等时间来证明吧。”米丹爽朗地笑起来，“我们七个人说好了，未来要建一栋房子，一起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