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调查 | 专利保护越无力，越是只能“给人打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尹平平 实习生王冰洁
河北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韩春雨，日前因为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ＮｇＡｇｏ－ｇＤＮＡ基因编辑技术的科研论文，引起国内外科研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有人因此推断，韩春雨会成为屠呦呦之后的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屠哟哟用论文公开最初的青蒿素研发技术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将核心技术用专利进行保护，后续研发成果又被跨国药企诺华通过商业手段独占，她最终虽获诺奖，但我国并没因此获得多少相应的利益。有人说，忙活半天，结果是我们只得蝇头小利，相当于在给国际制药巨头打工。反观韩春雨的这项科研成果，论文虽引起轰动，但专利同样存在风险。
科学家当然是为全人类服务的，科学当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的身份有国界，知识产权有国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益驱动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和保护不到位，将会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所涉各方的利益，从而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像韩春雨一样，潜心做学问，而忽视专利保护的科研工作者，在我国并不鲜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位取得瞩目科研成果的高校老师，当被问及其专利保护的情况时，一脸茫然地对答：“专利方面我一点都不懂，都是请人写的。”而实际上她的专利也存在很大风险，可她自己却无从判断这个专利的撰写质量和保护力度。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分明与利益直接挂钩，为什么我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反而不感兴趣甚至一无所知呢？
首先是因为专利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１９８５年才颁布实施《专利法》，专利制度在我国还是个年轻的“８０后”。要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做好专利保护，需要兼具理工科基础，又熟悉相关法律。可是目前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当中，虽然有知识产权专业，但却设在法学院里，被当做文科进行教学。理工科专业并没有相关的课程，哪怕只是选修课。很多科研人员因此从未经受过相关训练。
在医药领域参与研发多年的赵耀，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曾先后在生物、材料、高分子等不同专业学习。可是他对记者说，自己所读几所学校的几个不同专业中，都没有任何课程涉及到专利保护的内容，以至于他工作多年以后，再碰到专利保护的问题时，仍然十分困惑，不知从何下手。
其次这与我国以论文为导向的科研考评体制也相关。长期以来，科研院校多以论文发表的数量、平台和影响力，来评价科研工作者的绩效并作为晋升依据。应用研发和拥有专利，在去年《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修改之前，在考评过程中并不被看重，也影响了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
“热衷于搞论文的老师名利双收，各种项目和‘人才’帽子一堆，但不能为企业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更谈不上科技成果转化。”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向记者抱怨说，论文引用排名的压力，逼得多数高校教师只能埋头闭门造车，做的研究离市场需求越来越远，培养的大学生也和企业要求越来越脱节。
与此同时，注重应用研发的高校教师，却没有好果子吃。陈儒军介绍说，他所研制的电磁探测仪器，在国内铬铁矿勘探上实现大规模应用以后，将我国急需的铬铁矿储量提升了三倍以上；他所主持研制的大规模频谱激电探测系统，解决了矿与非矿区分的世界级难题；他培养的学生多数进入中兴、华为等知名企业就业并很快成为骨干。可是，由于他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连评教授的资格都没有。
“高校对论文的崇拜，伤害了教师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并富有成效的教师，在夹缝中生存，没有地位和发言权。虽然我过得很快乐，但我在高校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陈儒军自嘲道。
数量高质量低，专利难起保护作用 专利异化为“考核”指标，催生，据说连有些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都开始学着写专利尽管不以专利“论英雄”，我国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却极为庞大。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１１０．２万件，同比增长１８．７％，连续５年位居世界首位。
这当然与我国的人口基数，以及近些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越发重视的环境有关。可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陈东敏却向记者透露了专利数量冲高的背景：“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专利算作科研成果，以此鼓励大家去申请专利，有些科研院所，甚至允许拿两个专利顶一篇学术论文……”
“另外就是有些科研项目对专利有硬性要求，项目还没有开展，就要求老师：一期成果必须生成三到五个专利。可是什么都还没做呢，怎么就知道肯定会有发明创新？只能硬着头皮写。”陈东敏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专利数量虽然高，但是质量却堪忧。
专利听上去高大上，实际上只要回答３个问题，就可以形成：现有技术有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达到了什么效果？如果达到的效果正好解决了提出的问题，并是其他人从未提出过的，就满足专利授权的基本要求。因此，有些专利虽然得到授权，但是实用性并不强，比如英国有一项知名的奇葩专利是用尿液给手机充电。所以，“专利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科研成果，有用的专利才是科研成果。”陈东敏反复强调。
山西一所高校中某研究光电领域的老师表示，学校为了追求专利数量，专设了资助奖金，规定职工每申请一个发明专利资助２０００元，专利授权后再奖励５０００元。至于发明专利是否真的有用，能不能转化，则一概不管。而为了得到这笔资助奖金，据说连他们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都开始学着写专利。
除此之外，人们申请专利的目的五花八门，有为评职称的，有为申请科研经费的，甚至在一些城市，是否拥有专利成为落户的指标……专利变得为写而写，而不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写，导致一些科研工作者把专利当成“笑话”，认为不值一哂，更难重视。
而即使一些科研工作者意识到应该用专利保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由于对专利的认知不足，
。“这种保护是分散的，每个专利就像一粒沙子，聚在一起只是一盘散沙，难起到强有力的保护作用。”知乾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冰说。
侵权违法成本低，致产学研脱节 对于专利，“有些人该抄还抄。维权成本很高，但赔偿额却不高，你可能花五十万完成诉讼，最后判对方赔十万，得不偿失”知名跨国药企诺华有一款名为格列卫的药，专治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等罕见病。它又称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其药效最好的结晶方式是伊马替尼甲磺酸盐结晶成的β晶型。可诺华不惜重金为包括伊马替尼在内的３１种化合物申请了专利；还布局了酒石酸盐，琥珀酸盐和丙二酸盐的专利；仅甲磺酸盐的晶型，除了β以外，ｆ、δ、υ和ｈ几种晶型的专利也被诺华牢牢抓在手上。
诺华挥金扩大专利保护范围的目的，是形成专利布局，避免候选药物过早暴露，妨碍对手快速跟进。格列卫上市两年即为诺华带来十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被业界称为“重磅炸弹”。专利成为诺华看守这棵摇钱树的牢固壁垒，竞争对手如果想要仿制，绕过一个专利容易，全都绕过难度可就高了。而能像这样用高质量专利精密布局进行防御的企业或科研机构在我国非常少见。
“国内的案子价格低，只有外国人才肯在这上面花大价钱。”做了多年专利代理人的小樊告诉记者，比起国内客户，他们更愿意接外国客户的委托。华冰解释说：“这其实就是在帮国外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相当于帮他们在中国的地盘上跑马圈地。这不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初衷，我们本来是想帮中国人在世界上跑马圈地的，可为了生存，也没有办法。这是这个行业让我觉得很心痛的一个现状。”
无论是买专利还是写专利，国人都不肯出高价，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低。“维权难成为一个梗阻。”华冰说，“即使你通过发明或者购买，得到一个专利技术，可是又怎么样？有些人该抄还抄。维权成本很高，但赔偿额却不高，你可能花五十万完成诉讼，最后判对方赔十万，得不偿失。”
在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看来，这是导致产学研脱节、科技成果难以实现转化的根本原因：“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情况下，企业不敢将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公开其掌握的技术方案。而高校由于对企业的技术现状不清楚，不知道企业的真正实力和技术需求，就会出现高校研发的技术可能企业早就掌握甚至淘汰了的情况，校企之间距离越来越大，产学研进一步脱节。”
“如果侵权行为能受到足够的惩罚，企业遭受的侵权损失可以得到弥补，自然会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陈儒军建议道，“只有给予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研发的核心技术才愿意申请专利。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才有可能相互知根知底，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促成产学研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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